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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洁茹，女，1976年生，江苏常州人。1991年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发表小说百万余字。著有长篇小说《中国娃娃》《小妖的网》，中短篇小说集《我们干点什么吧》《你疼吗》，随笔集《天使有了欲望》《请把我留在这时光里》等。曾居美国，现居香港。 周洁茹近几年的小说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香港故事”：以书写异乡人在香港的生活经验为主；另一类小说可以称之为“女性故事”，写的是现代女性的生存体验和精神疼痛。 周洁茹的短篇小说大体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呈现出来的整体风貌介于通俗与严肃之间，观照世相，描绘情事。这样随性而略显保守的写作姿态恰是大部分女性写作显得促狭的原因所在，格局不够开阔，过于个人化，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的拉锯中，前者的影子太过强大，以至于我们在读完她的小说之后，会留下些许遗憾。 2000年8月，24岁的周洁茹离开中国去了美国。这一年是她生命的转折点，也是她创作生涯的分水岭。中间断断续续，她的写作处在不稳定的状态，直到移居香港7年，她才又拾起小说这一工具，开始清理此前动荡的人生。 这些人生，被她编织进了小说。这批小说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香港故事”：以书写异乡人在香港的生活经验为主。在她笔下，香港既是人物活动的场所，也是故事发生的空间载体，地理、空间概念在其中占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到香港去》《旺角》《新界》《尖东以东》等，共同特点是冠以与香港有关的地名。《新界》一文尤其值得注意，这篇小说原名《邻居》，起初并没有采用香港地名的命名套路，但其内在刻画和叙述的仍旧是香港逼仄的公寓楼、人情、世态，聚焦的仍旧是活生生的香港经验；另一类小说可以暂且称之为“女性故事”，如《幸福》《生病》《结婚》《离婚》等，这些命题都与女性生命攸关，一起一落，大开大阖，写的是现代女性的生存体验和精神疼痛。 香港经验与他者视角 《到香港去》《新界》《旺角》《尖东以东》中，周洁茹勾勒出一个陌生化视角下的香港。周洁茹移居香港7年，她曾坦言自己尴尬的“香港身份”：“所有除我之外的新来港人士，都是在第一个月就学会广东话了。因为要融入香港社会，做新香港人。而不是像我这样，时刻准备着要离开香港。不会广东话是我的遗憾，要不然我就可以用广东话的模式来写我的香港小说，让它们成为最香港的小说。”这里的广东话(粤语)与“最香港的小说”之间具有某种吊诡的关系，她的这段话和香港故事之间形成了奇特的对照，换言之，虽然周洁茹没有使用粤语来写有关香港的小说，但并不代表她无法呈现一个真实的或许“另类”的香港。明显，这里的“最香港”，放置于周洁茹的创作中，是需要被悬置并且打上问号的。 什么是“香港小说”？是否只有香港本土作家才能写出地道的“港味”小说？很明显，周洁茹的小说是对这一概念的反诘与逆写，是对“香港”这一人为构建的主体与意识的颠倒。周洁茹写香港，用的是鲜明的“自传性”笔调(即便套上第三人称的虚拟外衣，骨子里依旧透着“我”说话的声音)。先看周洁茹写于2013年的《到香港去》：内地妇女张英为了给孩子买安全的奶粉，积攒假期，只身跟了旅游团赴港，整篇小说借用的就是张英的“游客”视角，周洁茹让这位第一次到香港的女人沿着旅行团设定的路线游历香港，港铁、金铺、星光大道、药店等构成了香港的都市景观。小说中，张英从渴望去香港到最后不想去香港，“忽然恍惚，不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来。”她经历的是内与外、自我与他者的隔膜和冲突。周洁茹用第三人称呈现一个陌生化的、游客视角下的香港，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其间还夹杂着张英与内地游客的微妙关系：旅行结束过关时，张英被拦了下来，因为没有一个人告诉她，一个人只能携带两罐奶粉出境，而张英买了4罐。小说写得克制，没有故作姿态，没有强硬的批判与申诉，张英成了无数内地游客的缩影，她是短暂徘徊于香港的一缕幽魂，构成了香港小说的一个地理空间意象。 《新界》的故事发生在新界高耸逼仄的公寓楼里。小说由“我”的一个诡异的梦开始，写邻居一对夫妻，却自始至终都带着隔阂的冷漠的距离，“我”反复听到奇怪的女人尖叫声，饱受干扰的“我”甚至叫保安来查看。直到他们搬家，“我”也只与他们打过几次照面。小说的另一面讲述的是“我”的朋友格蕾丝的邻居，在“我”的邻居搬走，新邻居还未入住的当口，对面屋苑一对中年夫妇吸嗅乙醚死于家中。这篇小说写得鬼魅丛生，不确定叙事的手法看似随意，实则颇具意味。第一人称的写法令读者感同身受的同时又拉开了距离，这是叙述的奇妙之处，看似弥合，实则裂缝已生。这是有关陌生化城市的“陌生化视角”，在这里，女性居住的房子以及由此形成的“邻居”关系成了又一个寄身于地理空间的精神性场所，它是符号，是指涉对象——周洁茹用这个“容器”来盛放女性个体经验与香港这座“孤岛”间的复杂关系。“我”带着的“窥视”姿态，精准地勾勒出现代社会的邻居群体：他们一直在，又一直不在。他们始终是陌生人。 周洁茹“香港小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始终是以一种游移且陌生化的他者视角来审视笔下的人物，她所处理的个体经验与香港这座城市独特的地理空间的关系，成为我们阅读香港、想象香港的另类方式。 女性故事及其“话语” 在中西方文学和文学批评史上，女性的地位问题，女性与男权社会、父权制的角逐与较量一直是作家(尤其是女作家)书写的重心所在。周洁茹也不例外，她的《结婚》《离婚》《幸福》《生病》等写的都是关乎女性的生存体验。这一批小说聚焦的都是女性，女性经验的在场和话语的缺席。 《结婚》篇幅不长，类似一则场景速写。小说所描述的主要场景是一个特殊的婚礼：“我”的朋友张英结婚，却直到婚礼前一小时才通知，前半小时又改了办婚礼的酒楼地点，直到“我”赶赴婚礼现场，才一层一层剥开这团迷雾——男方此前有过一段婚姻，婚礼现场，男方的前妻带着一双儿女来闹场，最后连警察也来了，婚礼并没有办成。小说的结尾，荒唐的闹剧悬置着，大家围坐一桌，无力地吃饭。在《离婚》中，周洁茹讲述的是“我”与三个闺蜜：米亚、飘飘、小奇各自的婚姻故事。小说开篇写4个闺蜜到寺庙里找和尚算命，最后4个人的婚姻都应了和尚的话，没有逃过离婚的结局。可以说，这一篇写的是现代人的离婚群像，4个女人结婚、出轨、离婚、移民，“我”的讲述轻描淡写，又充满疼痛。周洁茹把女性在婚姻中的离散、聚合、精神疼痛全写出来了，写得那么立体、深刻。 从叙事方式上来看，这4篇小说都采用第一人称，讲的是“闺蜜”之间的故事。“我”是故事的讲述者，既在内又在外，既疏离又融合。小说是女性经验的集体呈现，从头到尾，她们的伤痛、离散、创伤记忆等经验是“在场”的，她们在现代社会的话语场域中却始终居于边缘和弱势，看似发声，实则沉默。与女性形象相比，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多少有些模糊，成为某种“缺席”，他们与女性经验的“在场”构成互补。在女性“失声”的地方，父权制社会的男权话语体系凌驾其上。 周洁茹小说叙事的双重奏 在香港故事序列中，周洁茹尽管将故事的发生场所安排在香港的不同地理空间位置，但它们所处理的经验都惊人相似：女性个体的生存空间与香港这座“孤岛”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在这点上，这批小说存在明显的同构性，呈现的是身在此而意在彼的游离。而在另一条创作轨迹上，沿着书写女性经验和伤痛记忆的方向，周洁茹为我们勾勒出婚姻爱情中处于“爱与痛的边缘”的一系列女性形象。这批小说中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异国地理的出现，就其深层结构来看，它们也构成了女性“逃离”伤痛记忆、试图开始新生活的另一处空间所在——这或许与作者曾经的海外生活经验相关，它们勾连起作者的另一块属于海外经验的创作疆域。周洁茹始终站在“此岸”冷静而克制地观望“彼岸”，小说《离婚》中的女人并没有因为去到国外、嫁给外国人而获得幸福，相反，她们始终处在分裂和焦虑的精神状态中。 香港故事与女性经验水乳交融、彼此依存，是周洁茹小说叙事的双重奏。周洁茹的短篇小说大体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呈现出来的整体风貌介于通俗与严肃之间，观照世相，描绘情事。这样随性而略显保守的写作姿态恰是大部分女性写作显得促狭的原因所在，格局不够开阔，在面对社会万相时，总是将手中利刃轻易滑过，剖开的虽是女性的疼痛，但毕竟过于个人化，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的拉锯中，前者的影子太过强大，以至于我们在读完她的小说之后，会留下些许遗憾。 原载：《文艺报》2015年07月20日 原载：《文艺报》2015年07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