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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大部分读者对诗人桂兴华的认识首先来自《邓小平之歌》《跨世纪的毛泽东》等长诗，我们从这些诗中认识了一位新时期的政治抒情诗人。之后，我们又从《前进！2010》《金号角》等诗中听到了大上海这座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前进的足音——城市的足音不仅是城市的，也是诗人的。 从桂兴华的诗中，我们不仅闻到了新时代蓬勃的人文气息，也感受到大都市热烈而不失独特的文化氛围，健康、向上、多元的色彩。这也是一个诗人生存与思想的折射。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在营造他的城市，而城市又在塑造着它的诗人。 你无法在一种普遍的颓废调子下去理解一个政治抒情诗人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理解他的热情和阳光、他的豪迈与刚健、他的入世的积极与坚持。《靓剑》给出了注释：没有历史的回馈，没有时代的对比，就无法从政治抒情的内部抽象出一个诗人情感的真实性与信仰的温度。 正如我们在《靓剑》中看到的那样，这一次，诗人转头向记忆的更深处望去，从父亲的历史到自身，再到下一代。诗人从三代人的切身经历中淬炼出了一把亮铮铮而不失精巧的剑——这不是一把寻常剑，它真实、立体，且锋芒毕露，一个老知青对时代的剖析既是对历史的批判，也是一位政治抒情诗人的自我辩护。 诗中这样写道：“这不卷不缺的剑口，就是我全部的发言。我有一双会说话的手，终于在围攻的噪声中站住了脚！”——一生为诗或以诗为生命的诗人太在意某种声音了，以致他需要磨出这样一把《靓剑》来证明自己。 证明的是否必要，或许见仁见智，但某种程度上，证明的举动也印证了诗者对诗这一艺术的自觉。从诗的质地出发，读者在看过《靓剑》之后，也许会感受到一种理解和真诚的静穆。这种可贵的静穆，可能来自一个被装入麻袋后又被抛入荒郊的父亲，可能来自一口漆黑的煤井，来自遗失在往昔的恋人，来自女儿的第一声敞亮的啼哭，来自一位老诗人在静安寺前沧桑的感悟，也可能来自语言艺术上的精心磨砺。 在《靓剑》中，修辞的出色之处在于它把现实还给了现实。关于修辞，一种不算普遍但也颇具影响力的观念认为：诗就是修辞。修辞至上。由于这一理念受到一些羽翼已丰的诗人的认可，追逐修辞便成为一种便捷的颇受欢迎的技巧。而实际上，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给诗歌带来的仅是一些虚假的风光，基于修辞的形式主义不仅导致词藻浮于事实之上，也使诗歌常常被人垢病于晦涩乃至通篇闪烁其词不知所云。因此，一种明晰的表达与诗歌久违矣。 正如我们常常提问：诗人何为？如果要有所为，那么必然要有一种清楚的陈述才能够使这一“有所为”最终走向自己实在的目标。笔者认为，明晰乃是诗歌的品德。它与诗歌的另一要求——含蓄——并不矛盾。或者，我们可以简单地加以说明：即使是含蓄，也是基于一种能让人明白的含蓄。 本着这样的“明晰之道”，笔者认为，《靓剑》在处理修辞对于现实的及与不及上，真正体现了一位老诗人慎重的衡量与斟酌的周全，他使修辞从轻浮的舞台上走下来，赋予其尊重事实和理解事实的德性。我们看到了他试图在这方面作出典范的努力。 单独地看《靓剑》，也许不外乎乃至不失为一次新颖的阅读，但笔者在这里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只有从纵向尺度上去审视《靓剑》，才能找到《靓剑》本在的意义。 所谓“本在”，窃以为，“靓剑”的重点不在其靓与剑，而在“为什么要出剑”，为什么要“靓”上。这两个“为什么”中包含了我们所需要的回答，即对当下某种历史观的纠正，对以往作品的诠释和艺术上的修正，对诗艺人生的一次必要的回顾、梳理和交待。 对于《靓剑》，尽管笔者比较桂兴华之前的诸作品后，把《靓剑》归为诗人的个体抒情，但实际上，这里亮出的依然是一把社会性的剑。毋庸讳言，人们总是有着这样一种错觉，即认为一部艺术性较强的作品是可以忽略其意识形态的干涉的——这不仅是对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抒情的误解，也是对除此之外的所有作品的误解。 因为只要有人权的存在，政治或者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对于作品而言，都有其必然性。因此，正视政治，无疑也是正视艺术。我们将不惮于这样的正视，并且认为不正视才是一种谬误和偏颇的态度。 威廉·葛德文曾说过“人类最理想的生活状态乃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又说“研究道德与政治乃是为了人类的快乐和幸福”。我们从葛德文的话中或许可以为“诗人何为”找到其适当的答案，为政治抒情找到足以存在和坚持的理由。 一个诗人应当在他的抒写中包含着对社会的评判与愿望。一以贯之地坚持这样的责任，将有助于诗人塑就对于社会乃至艺术的独特情怀，在这情怀之上，我们将看到一种伴随着社会与艺术理想的诗格与人格的光芒。（章闻哲） (《靓剑》，桂兴华著，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3月出版) 原载：《文艺报》2013年03月27日 原载：《文艺报》2013年03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