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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红楼梦》第二回，言及宝玉说“必得两个女儿伴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读书读意，听话听音，稍稍留神，就可知道这段故事并不完全是在描写宝玉的乖僻行状，也不是宝玉读书时真的一定要女人或女孩子陪伴伺候，宝玉的话是说给读者听的，事实上是作者借宝玉之口告诉读者阅读《红楼梦》的基本旨趣和基本方法——故事用意已经很直接很明确：没有“两个女儿”伴读，宝玉就糊涂甚至不能认得字；那么读《红楼梦》的人，若没得“两个女儿”伴读，同样会糊涂甚至不认得字。 既然“必得两个女儿伴读”才能“认得字”才能不糊涂，那么我们研读者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两个女儿”——而此前当然必须先认得“女儿”这两个字，解决“‘女儿’是什么”这个问题。解决“‘女儿’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就是解决解读《红楼梦》的指导思想问题，即应以什么样的思想立场来理解作者，以什么思想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解读《红楼梦》，解读的基本方向在哪里。只有把“女儿”二字认识明白了，把解读《红楼梦》的指导思想这个基本问题解决好了，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原作者的心性思想、著书动机，使读书的指导思想与作者著书的指导思想趋于一致，进而捕获作者传递的更多真实信息，进一步解读其他内容，做到对《红楼梦》文本内容的真正的清晰认识而不至于“自己心里糊涂”。因此，笔者也认为研究“女儿”的含义所指以及“两个女儿伴读”乃是红学的基本和基础性问题之一，必须认真讨论明白。 在此应当进一步指明的是，《红楼梦》所谓的“伴读女儿”，并非是生活中的女孩子、女人，而是指读者在解读《红楼梦》时应持有的指导思想——在字面上直接把“女儿”理解作现实生活中的“清净女孩”，或者认为“作者独爱女性”，大约是由于仅在“正面”读《红》，而曲解了作者传递的信息。或许读者必须认真领会作者写出此段故事的真正用意，才能比较清晰地体认“女儿”二字及其意思指向。伴读女儿”与后文中大观园里的脂粉香娃们有联系，但绝不可以混为一谈，这里的“女儿”指的是读书的指导思想，而不是具体的哪个女人或女孩子。或许某些大观园女儿的思想行为特点，表现或象征着这个指导思想的具体指向，但万不可把抽象思想和后文的具体人物完全等同起来，否则便是胶柱鼓瑟，又要在那些宝钗黛玉的表面故事情节上纠缠起来，先“自己心里糊涂”了。 由于《红楼梦》笔法隐曲反逆，“假作真时真亦假”，解读工作极大程度上是靠读者对作者著述的意会，因此想拿到确凿的证据证明任何一个有关《红楼梦》真实立意的观点都很难——以大清“文字狱”之细密严酷尚不能抓住他半点痕迹，我们来抓他必然同样辛苦。笔者于此文所做的探讨，未必精准，论证也不敢说做到完全落实，权为有兴趣的学人作参考。至于“女儿”的含义最终将落在哪里，学界最终将如何实现“两个女儿伴读”从而读懂《红楼梦》，还要靠更高明者论证辨析，靠解读实践来检验。 一、引论 但凡读一本好书，必先明其书眼，如同看美女，会其眼神方可得其心意，而后方可能意气相通两情相悦以致濡沫相谐，否则只观腰身，难免误会，乃有自作多情罹患单相思之虞。《红楼梦》恰比似一绝世美女，书眼全在开篇两回，作者于此秋波暗送，眉目传情，向读者频频致意。然则其故事枯燥乏味，文字晦涩艰深，隐曲反逆，“尤抱琵琶半遮面”，非个中人不能领会——大概很多读者是跳过去不看的。学术研究中专门解读开门两回的不多，更鲜见解读“贾雨村言”者——冯其庸老师也说“亦未见解人”。 然而《红楼梦》调弦定调，明宗亮旨，全在书眼开门两回，倘不读或读不懂，实无异于未开卷，已无从领悟作者艺术手法，无从追索作者真实立意，观后文便“无非公子与红妆”，即便侃侃于红楼故事，亦不过楼外观楼，梦外解梦，流于表面文章的探讨——因此落入歧途迷津而“自己心里糊涂”者多矣，诸如所谓“爱情主线说”“家族衰落说”“曹氏自传说”等等，与《红楼梦》真实立意北辙而南辕的理解层出不穷。更有甚者，因未通《红楼梦》眼神，于后文中读去，看的都是粉脸蛋，想的多是下半身，在“扒灰”“遗簪”“养小叔子”等等淫艳故事上做文章，哗众取宠，坏人子弟，恐怕与作者著书本意相去更远了。 言归正传。《红楼梦》开篇即用最勾人眼神，点出此书写法：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红楼梦》开头的楔子，是作书人拍板醒目之处，出自曹雪芹笔下，有人以为是脂批，盖未谙作者神出鬼没之笔法，又迷信脂砚斋之故——即使认做脂批，也没甚关系，毕竟其乃“作者自云”，仍须看作曹雪芹的意思表述。文字虽短，襟怀笔墨却如波涛汹涌，着眼便知此书大有深意，断非一般市井文人作品。 楔子中“闺阁”二字亦令人刮目，乃与后文“女儿是水作的骨肉”“必得两个女儿伴我读书”等字句情节相呼应。闺阁中人当指“贵个中人”才是。须具“女儿”性者，方可入“闺阁”作“个中人”。 《红楼梦》眼神最“多情”也最迷人处集中见于第二回“贾雨村言”——点出作书立场和读书法则，并对“女儿”二字的意义及其在读《红》解“梦”中的关键作用着力予以说明阐释。 曹雪芹先讲了一个“娇杏”的故事：娇杏撷花时，回顾了贾雨村（贾化）两眼，即被雨村引为“风尘知己”、“巨眼英雄”，后来就被贾雨村娶了，再后生了儿子，继而扶为正室。“娇杏”谐音“侥幸”是人所共知的，这个“娇杏”此后就再没出现过。读者万勿以为此处在写市井人情。实际上“娇杏故事”乃是一个寓言，作者有言寄寓于此，须翻译领悟才能明白：读《红楼梦》者寻找作者思想立意——“撷花”时，须回顾雨村，于“假语存”（假话）处得其眼神，懂“贾雨村言”，通“贾雨村意”，方是“风尘知己”“巨眼英雄”，乃至侥幸捕获作者心意，解得红楼奥义，或可达一般人达不到的境界，及至“扶为正室”——所谓“偶因一着错，便为人上人”。因此，“贾雨村言”对于后人读懂《红楼梦》具有极特殊的意义，至关重要，必须悟透，才有可能破解红楼机关，打开红楼之门，找到作者立意何在。 而“贾雨村言”最深邃处，即在于“女儿”之论——这也是人们最看不懂的《红楼梦》眼神，乃红楼深锁的机关所在。但凡略通红楼者，皆能感觉此处弦外有音，最须仔细聆听，然而弦为何弦，音在何处，则莫能名其妙者——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说：“（贾宝玉）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 后文又借甄宝玉之口说“必得两个女儿伴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的、极清净的，比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呢！” 《红楼梦》之后，宝玉之“女儿论”被人们视为其专利，惊呼“闻所未闻之奇语”。世人读此，也多以为曹雪芹笔下宝玉“色鬼无疑”。关于“女儿”之义，后人多以“清净女孩”解之，以为作者“独爱女孩”“特重女性”，乃至将作者上升为“女权主义先锋”，又或穿凿附会，懵懂考证“两个女人伴读为作者经历”，等等。然而此类理解皆为“正面”读《红》而未解其“背面”意义，许多研读者因此常被大观园里娇媚的女儿们所困扰，宝钗黛玉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却没能真正做到“两个女儿伴我读书”,以至于读红楼文章，如捧天书，虽则天花沐雨美不胜收，然却“自己心里糊涂”，如堕雾中，如入迷途，甚至“字也不能认得”，不知作者言之所向，而谬解作者命意多矣。俞平伯老师晚年在他的《红楼梦研究》和《乐知儿语说红楼》中即曾反省说“自己愈研究愈糊涂”。 那么怎样才能“认得字”，使自己心里不糊涂呢？ 二、认识“女儿” 回顾《红楼梦》第二回，作者于此除交待了一些所谓的《红楼梦》故事脉络和人物背景、关系，最重要的却在于通过“贾雨村言”和“冷子兴言”流露出两点：一是作者的思想立场与社会价值观——“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其二是读《红》解《红》的窍门和法则——“必得两个女儿伴我读书，才认得字”。因此欲“认得字”，从而识《红楼梦》“假语”，知《红楼梦》“真事”，深通作者心意，使自己心里不糊涂，“必得两个女儿伴我读书”方可。 或又问，红楼文字即便再艰涩深沉古奥，也都可以一一识得，如何必须“两个女儿伴读”方能认得字，否则便“字也不能认得”、“自己心里糊涂”？答曰：此“字”非彼字，此“女儿”非彼女儿。 说“不认得字”，并非是指不认识表面汉字。《红楼梦》语言精美雅致，但简易通俗，三千汉字足以读通。然而并非“读通”便能读懂，即便所谓“读懂”了，亦多不过流于表面文章，知道些宝钗黛玉公子红妆艳冶故事，其实乃“正照风月鉴”，与作者所传“真事”及真实立意相去甚远，乃至背道而驰。 《红楼梦》成书于大清文网之下，特殊的外部情境，使得作者运用了特殊的艺术手段。《红楼梦》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就是“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立意主旨全在“背面”，表面文字仅是浮华，是障眼法。《红楼梦》有很多谐音、谐义、隐喻、寓言，都需要领悟、翻译、索隐、解释，眼观而意达，心领而神会，才能明白字为何字，义为何义，意在何方。戚蓼生所谓“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便近此意了。 因此，若仅识得《金陵十二钗》表面之文字，而不能辨《石头记》之“假语”，只见此岸鼓弦，未闻彼岸歌声，不知《风月宝鉴》背面之“真事”，迷幻缠陷于家庭琐碎与艳冶故事，即便把《红楼梦》倒背如流，也是处处迷惑，“自己心里糊涂”，不知作者言为何物——这如何算“认得字”呢？！ 既如此重大关键，那么“伴我读书”的“两个女儿”今在何处？此“女儿”二字又为何字，“女儿”到底为何物，“女儿”之真义何在呢？答曰：《红楼梦》所谓“女儿”者，实乃由“贞节”二字化来；《红楼梦》故事中之人物所具之“女儿性”“女儿气”，乃指洁净坚韧之“贞节骨气”。 ——“贞节”初义指女子不改嫁或不失身，庾信《彭城公夫人尔朱氏墓志铭》曰“守宋伯姬贞节”，即见此义。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曹雪芹生活的“道统”盛行的历史时期，统治者以程朱理学挟持社会，礼法极其严酷，对女人的贞洁更加重视，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甚至官府、皇帝还要立“贞节牌坊”以表彰“贞女烈妇”——现今仍存的明清两季的贞节牌坊遗迹比比皆是，徽州的一座贞节牌坊上刻着一行触目惊心的文字“徽州府属孝贞节烈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口”。当时的女人是极力讲求保持“贞节”的，“女儿身”则常常用以特指保有童贞的女孩儿，婚嫁之后便只能称为女人或妇女了。“改节”再嫁，被视为一种耻辱，“失贞”则是无比之大防。然而对于男人，在社会生活中却没有过多的“贞洁”的要求，可以三妻四妾，甚至寻花问柳——秦淮河上才俊风流传为佳话者甚多。男人，一般也是指非“童子身”的男性。 “贞节”一词被引申到政治生活领域，义为“坚贞不移的节操”。张衡《思玄赋》云“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贞节”。“贞节”作为政治道德评判的标尺，与其在社会生活领域作为社会生活道德标尺具有相同的性质和意义，成为评价人格的极端重要的硬性指标。对于士大夫来说，讲求贞节或保持贞洁的基本要求为“不事二主，不背君亲”，进而又以“文死谏，武死战”等等忠义节烈之事为贞节作注脚。 明清季士人阶层常以“女性”的贞洁拟作政治贞洁——此也是其惯用的文艺修辞手法。例如钱谦益降清到北京任职后，柳如是留在江南，其间竟与一郑姓书生通奸，钱谦益得悉奸情，却不愿深究，说：“当此之时，士大夫尚不能坚节义，况一妇人乎？”再如方文以诗句“誓以处子终，不复通媒妁”，表明自己遗民之志与固守节操不仕清廷的决心。其他诸如把失节降清比作“失身”，把失节降清的故明臣子士人划为“贰臣”比作“再醮”，亦皆通同此义。 当然，运用汉语当中“同义不同文，同文不同义”的特点，声东而击西，指桑而骂槐，用词语的表层意思讲故事，将引申意义藏于故事背面，乃《红楼梦》一书最惯用的写作手法，也是《红楼梦》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这种“借指”的文艺修辞方法运用最高妙最成功的范例。解读《红楼梦》中的“女儿”二字，大约见其包含三个层次的意思：最表层意思是泛指的女孩子、女性；第二层是指社会生活中的保持贞节的女子；最深层则指政治生活中保持贞节的人。《红楼梦》真实立意在于最深层上。文中以“女儿”一词“贞洁的女孩”、“未失身的女孩”之意义，借指“清白贞洁的人”，进而借以指向政治上的“未失身”、“贞洁”或“讲求贞节的人”“保有贞节的人”。“男人”则以“失去童贞”之义，借指 “不贞洁”、“失身者”或“不讲求贞节的人”“没有贞节的人”。而开篇所谓“闺阁中人”，便是指那些“誓以处子终，不复通媒妁”的贞洁者了——大约在曹雪芹看来，只有这类人才能读懂他的《石头记》，他所记述的故事和思想情感只有在这类心性高洁、胸怀家国的“闺阁中”的人群中才能得以昭传吧。 为免读者缠陷于“女儿”的表层意思，《红楼梦》于冷子兴“将来色鬼无疑”处，以贾雨村断喝“非也”，之后又以重大语气讲“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不能知也”。其后，作者以“贾化”（假话）的一大篇文字作以精心说明解释—— 所谓“应运而生之大仁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儒家道统也，满清政权确立其为“正统”；应劫而生之大恶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曹操、秦桧等等。“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仁者秉正气，恶者秉邪气。“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大仁之人），比比皆是”，作者意在讽刺当今之朝（大清）打着道统的名义统治社会，冒以大仁之名实则功利之徒充满朝野。然而这并非重点，作者的重点在于引出“秉正邪二气而生者”并进行自身思想立场之阐述。 在历史的演进中，虽然高压统治之下世俗之风盛行且道德败坏，但中华千年文化骨血依然传流，民族之意志、治世之精神依然存在，“秉正邪二气而生者”就依然存在，他们才情见识极高，不肯堕落于世俗浊流，不肯与当日名鬼禄蠹、功利之徒沆瀣一气（如《红楼梦》作者本人），保持着自己的人格境界，保持自己的“水性清流”与“贞节”，从民族文化精神传流来看他们有灵秀之“正气”。然而在统治者那里看，他们不肯作顺民，不肯接受招安，又带有大恶之“邪气”。他们在政治上深受打击压迫，在冲突斗争中沉浮，饱受祸乱与屈辱,或遭亡国之恨，或受离乱之苦，或怀失志之悲，内心里充满着对污秽世俗与残暴统治的怨愤。同时，尽管这些“秉正邪二气而生者”有“修治天下”的理想，也有“挠乱天下”的气质，然而他们又只是一介性情中文人，他们不愿为虎作伥，也不能“上梁山”落草为寇，最终只能以文人的方式守护道德原则、价值标准和传承民族文化、民族风俗与民族精神，以文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性情、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是“水作的骨肉”，以“水”之性实践着自己的人生。 为具体说明“正邪两赋者”之性情、行为特点，作者又列举一长串前代、近代“秉正邪二气而生者”：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倪云林、唐伯虎、李龟年、黄幡绰、红拂、薛涛……。（这里比较引人瞩目的是唐明皇、宋徽宗，二位皇爷才俊风流，却被夷狄祸国辱身，很有点意蕴。） ——于书中不厌其烦如此举例说明，引出更深一层的联想和思考是：以此类性情、行为特点辨析，“当代”最可能补充进“正邪两赋者”名单的该有谁？而紧接的一个问题是，列举前代、近代“正邪两赋”人物，引起读者对“当代”“易地则同之人”的联想和思考，是否才是作者的真正用意所在！ 我们先尝试补充“当代”的“正邪两赋”者名单——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及归庄、杜濬、杜岕、黄周星、钱澄之、顾景星、阎尔梅、方文、万斯同等等；再如吕留良、吴伟业、陈允衡、侯方域、洪升、孔尚任等，又及柳如是、李香香之流。如此增补名单——非逸世高人即奇优名娼——或当不辱于曹雪芹前文所列“秉正邪二气而生者”。此类人等，以“修治天下”为念，有大仁之气，然而又不顺同世俗，从彼时所谓正统看，带大恶之气。有的出身望族世家，有的出身薄祚寒门，其聪明灵秀，在万万人之上，于“有道”之世，必可成就一番功名事业；然当命薄运蹇，处“无道”之时，则流入山林野地，一身破败模样，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孔子云“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即所谓“成则王侯败则贼”了。（《红楼梦》的“成则王侯败则贼”，与我们日常所说的“成者王侯败者寇”，语意上是有根本区别的，应当细加体味。） 进一步考察这些“当代”“秉正邪二气而生者”，品味其留下的典故和作品，辨析其思想行为模式，则又大抵可以归为一类，即“明遗民”。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且已不必说，即便柳如是也是坚定的反清人物，曾约同钱谦益殉国，曾支援抗清活动。尽管柳出身娼门，但从良后，比贞妇还要守妇节，钱投清入京后她红杏出墙，大约是对钱的失节行为极度失望所致，抑或有羞辱钱谦益之意。（至此回看《红楼梦》批评“读书上进的人”是“禄蠹”，把一些士大夫骂为“国贼禄鬼”，并非作者鄙视与厌恶男性，而是暗含着一段台词：一些读书、做官的人尚不如青楼女子懂得亡国之恨，不如妓女懂得贞节。）再如有“归奇顾怪”之称的归庄，17岁即与顾炎武一同参加复社；清兵南下，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一度亡命为僧；后回昆山隐居，卖书画为生，不仕清；佯狂愤世，凭吊今古,常大哭。黄周星，康熙十七年被荐以博学鸿儒，黄避之；十九年，有司又迫遣之，黄叹息“吾苟活三十七年矣，老寡妇岂堪再嫁乎?”遂自撰墓志铭，取酒纵饮，于五月五日自沉于水（追随屈原）。考察其他“当代”“秉正邪二气而生者”之行为、性情，亦皆同此类。这些“秉正邪二气而生”的士人贤者将“贞洁”视为第一要务，把失身事清乃无比之大防。例如吴梅村因被迫仕清三年，死前论定自己“竟一钱不值，何足道”。 “秉正邪二气而生者”之异赋特点，乃为宝玉之性情、行状，实亦是《红楼梦》作者自身思想与性情之映照。事实上，曹雪芹与顾、黄、王为一色人等，王夫之自题“败叶”，吴梅村自拟“落花”，黄周星之“黄人、略似、半非”，阎尔梅之“死灰”，与曹氏之“顽石”自喻何其相通。归庄说“上天生我才，与世良有关”，王夫之说“天地既命我为人，寸心未死，亦必于饥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者留吾意焉”，亦几同《石头记》言语、曹雪芹行状。曹雪芹尊崇“女儿”与方文等人尊崇“处子”之意尤其相近相通，此并非巧合，乃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者。事实上，《红楼梦》（《石头记》）作者是特殊的明遗民思想的集大成者。 ——通过深刻“意淫”，省悟前情，应可知《红楼梦》之“女儿”二字的“背面”、深层实是“贞节”二字，最终指向在于“政治贞洁”，基本落脚点在于“不事满清”。所谓“闺阁中人”便是指归庄、杜濬、杜岕、黄周星、钱澄之、顾景星、阎尔梅、方文、万斯同这类士人，而不关乎什么大观园的少女妙妇了。 因此，我们读者万万不能以市井小说家看待曹雪芹，不能以“人情小说”看待《红楼梦》，当然也不能在俗流意义上以“淫魔色鬼”看待宝玉，更不能在表层意义上理解“女儿”，而须从“民胞物与”“修身治国”“存道救亡”的士人思想传统、从明清易代后的社会大背景和士人生活状态、从《红楼梦》作者的家学渊薮经历见识及内外部环境作用下的个人思想、行为特点出发去考察和理解“女儿”的真正含义，在当时士人的道德原则、价值标准中寻找到“女儿”的确切含义。 三、认识“两个女儿” 《红楼梦》是一部运用特殊方法写成的书，“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将历史实录隐在了文学小说里，巧妙融合了文学的虚构性和史学的实录性，是内有历史之心、外以文学之貌的“混血儿”，因此只有运用特殊的读书方法才能读懂。曹雪芹曾借空空道人与石头的对话表明：《红楼梦》不是风月笔墨，不是才子佳人小说，也不是作者为了传几首诗而作，更非野史；“大旨谈情”，说明其故事情节具有虚构性，“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确定此书的客观实录性；“毫不干涉时世”，便是“此地无银”式的告白了——倘作爱情小说何须如此耶？但作者未能明传其人，未能明达其意，却以风月笔墨，云山雾罩大讲家庭琐碎、艳冶故事，乃是要求读者在“大旨谈情”之时、“假语村言”之外、“真事隐去”之间进行解读，只有索解出隐去的“真事”，方能明白作者立意本旨。那么如何进行索隐从而读懂《红楼梦》，明白作者心意并与之交流呢？作者提供了一条基本法则，即“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也就是以“两个女儿”来确定解读《红楼梦》基本立场、出发点、方向和指导思想。 明清易代之际，“贤者贵守节”，极讲求“家国君亲”之义，“不事二主，不背君亲”乃为其基本要求。“女儿”之意既在于政治立场之“贞节”，那么“两个女儿”意即“两个贞节”。明清易代，其时汉族士人尊崇的最大的“贞节”，莫过于民族大义，莫过于“反清”与“复明”；表现“贞洁”人格的最高形式，莫过于“反清”与“复明”。意会“两个女儿”者，其名最大者，大不过“姐姐”曰“反清”，“妹妹”曰“复明”。 “反清复明”贯穿了整个大清的历史，在文化思想界影响极其深刻。从清初“明遗民”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到“红花会”“天地会”“义和团”再到清末邹容、孙中山，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志。在当时，这是一场深刻的民族文化、民族政治的斗争。 曹雪芹作为特殊的“明遗民”，亡国之恨，丧家之痛，离乱之苦，失志之悲，集与其身，“天盖高，无尽阶，怀此很，其最苦”。从曹雪芹的社会背景、家学渊薮及其身世经历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出些判断，即曹雪芹“反清复明”思想也是根深而蒂固的。史料考察中也有证据表明曹不科考不入仕，“白眼向人”，愤世嫉俗。其甘贫守洁，以“鹡鸰之悲，棠棣之微”，著书传道，欲以学术事功振济天下，正是明遗民思想的一种深刻体现。这也是他痛不过时，喊几声“姐姐”（反清）“妹妹”（复明），以缓解内心痛苦的一种办法。 《红楼梦》对“不仕清廷”“反清复明”的士人贞节，视之极重。《红楼梦》文中写道“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以“水性”与“泥性”对人的“有无贞节”作注释，表达了作者思想立场与社会价值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又曰“知其雄，守其雌”，“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洁净、坚韧、利万物，此水的特质，同于有贞节者（贞洁）的品格，作者说“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贞洁者便清爽。而货利声色，奸诈机巧，失身于异族统治，皆是没有贞节骨气、不贞洁者的模样，如同泥污浊秽，软弱而不坚韧，随外力而变形，见了便觉浊臭逼人。 《红楼梦》文中又写道“这女儿（贞节）两个字，极尊贵的、极清净的，比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要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进一步阐释了作者的社会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佛祖、道宗比肩而论者，恐怕只有儒圣了。儒道释三教，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佛教日念“阿弥陀佛”，道教常颂“无量天尊”，儒教尊崇“忠孝仁义”。儒圣之经典教义“忠孝仁义”，首位者即为“忠”，“忠”之第一要义乃为“贞节”。“这女儿（贞节）两个字，极尊贵的、极清净的，比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呢”，乃言作者认为传统儒教的“忠孝仁义”，应为士人第一信仰，其中尤以“忠”字为贵，“忠”字以“贞节”为先，“忠君爱国，不事二主”，士大夫于贞节之尊崇信仰，应比之佛教之于佛祖和道教之于道宗更为虔诚和讲究。 然而，也有许多清代汉族士人，由于种种原因，嘴里讲着“忠孝仁义”，要求女人们“贞洁”，但自己的实际言行与心性思想却根本违背传统道德精神，在政治上反而没有贞节——要小节而不讲大节，这是那些真正的“明遗民”所不屑的。《红楼梦》又写道“但凡要说（贞节）时，必须要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此处文中藏了些话内之意：所谓“清水香茶”，猜测原应为“清水香茗（明）”，本来用“茗”字比较雅，也符合《红楼梦》雅文风格，只因前有“清”字后即有“茗”（明）字太过直露，才用了“清水香茶”；“但凡要说时，必须要用清水香茶（茗，明）漱了口才可”，其意在：世人宣扬、讲究“贞节”，而当前最大的贞节就是忠于民族国家，就是“反清复明”，讲贞节，首先应当诉满清之罪恶，而赞美、怀念故明王朝，即所谓“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否则便应当“凿牙穿腮”。 顺带说的是，茶－茗－明，三字的识别，以及“清水香茶漱口”的意思指向，便是所谓“认不认得字，心里糊涂不糊涂”的又一个具体例证了。认得字了，心里就不糊涂；不认得，便总疑问为什么谈谈女人却非要“清水香茶漱口”，又如何“清水香茶漱口”。 读《红楼梦》，理解“两个女儿”的要义，以“两个女儿”——一曰“反清”一曰“复明”为伴读和引者，“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方可入《红楼梦》“闺阁”之中、归属“女儿”之所，成为理解原作者心性思想的群体之成员。凡遇“自己心里糊涂”处，即以“反清复明”四字要诀开路，则红楼之门径豁然开朗，作者立意昭昭然历历在目，一些令人迷惑的机关、谜语都会得到一个全新的视角与路径理解之，进而窥探到作者满腹经纶而苦心励志著书寒屋真正的心思所在，也将理解作者“假语村言”“真事隐去”的莫大苦衷，体会其压抑至深的文化怀思与历史情感：“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一朝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必得两个女儿伴读”，即以“反清复明”四字要诀开路，《红楼梦》文本中是做了多处提醒的，例如第五回，宝玉“梦”里追随美人而堕入迷津，大呼“可卿救我”，即异语而同义也。 四、《红楼梦》解读方向之简要提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佛道儒兼修，而自汉代“独尊儒术”尤其是宋明两代儒家正统地位进一步巩固后，儒教的忠孝仁义向来作为士人的第一精神皈依，“贞节观念”“华夷之辨”等思想也不断得到强化。特别是明清之际，“贞节观念”“华夷之辨”乃为士人们思考最多的问题也是心头最重的精神负担，“反清复明”成为他们终生的最高诉求。“夷狄乱华，播迁我祖宗，丘墟我陵庙，腥膻我中原，左衽我生灵”，亡国进而可能“亡天下”，导致文化和礼仪的中断，士人最为关切。 《红楼梦》是在满清统治逐渐稳固，血痕渐渐淡去，白骨渐被遗忘，人们逐渐习惯于剃发、左衽，科举与“四书”教育逐渐起效，精神束缚越收越紧，一些士人把当禄蠹、作满清奴才认为一种荣耀，忘记了累累白骨的历史，忘记了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所谓“白骨如山忘姓氏”，民众日渐麻醉、被关进一个黑屋子将要闷死的时候，一个清醒的人悲怆的呐喊，其所传“真事”正是那些血痕与白骨，他在试图唤起民族的历史记忆，唤醒行将在梦中死去的人们，试图拯救昏睡了的民族和可能消亡的文化。 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作者在文中对衣冠服侍、饮食文化、器用器物、礼仪礼节等等何以给予细致入微的描画和由衷赞美，也就能够理解他挥手谈笑“耶律雄奴故事”、“脂粉香娃割腥啖膻”故事以及“昨夜朱楼梦”等诗词的意思指向。理解到此，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作者要说黛玉妙玉是“洁物”——因为她不肯俯就于名鬼禄蠹，具有“女儿性”；而说宝钗是“浊物”——因为她鼓动谋求仕途经济，似乎体现着“男人性”——因此，并不是凡大观园“女儿”都象征着“贞女”，也不是所有男性就一定是“须眉浊物”、象征着“不贞洁”，具体问题总要具体分析才能明白。 回顾《红楼梦》文字，若在“女儿”“男人”的表层意思上看“（宝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与后文中宝玉同秦钟、蒋玉函、柳相莲等男人们交好会有极大矛盾，但如果理解到深层意思却顺理成章。秦钟、蒋玉函、柳相莲等人皆具“女儿”之态，乃言其身有贞节之气。宝玉和秦钟、蒋玉函、柳相莲等男人们交好，并非他喜好男风，有同性恋倾向，而是（代表作者）爱其抗清、反清、不仕清之贞节骨气。秦钟、蒋玉函、柳相莲等角色，在《红楼梦》中扮演的都是抗清反清人物，其在《红楼梦》中所演故事，都隐着“反清复明”的历史真人真事。明确了这一点，读《红楼梦》才不至于“心里糊涂”，不至于陷入艳冶故事、淫魔色鬼一途。其他诸如“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明清易代史事）、“起嫌疑顽童闹学堂”和“王熙凤毒设相思局”(明清辽东战史)、“秦可卿死封龙禁尉”（大明衰亡及崇祯之死）、“魇魔法姐弟逢五鬼”（多而衮行“剃发令”等民族压迫政策），等等等，所有《红楼梦》故事也都能得到比较清晰确凿的索隐解读。一些诗词谜语也可迎刃解开。例如“暖香坞春灯谜”，作者给出了谜底，但那谜底似乎总有些隐情，作者似乎言犹未尽，给后人留下了迷惑，倘以“反清复明”思想伴读《红楼梦》，则可见其真谜底大约为“反清复明”四字，例如“一池青草草何名”，重新标点后应该是“一池青，草草（猜猜）何名”，乃隐一“清”字。 关于《红楼梦》故事和诗词谜语的详细索隐解释，短文中难以尽述，我们将在今后的研究讨论中进一步予以澄清。 结语 论及《红楼梦》之“反清”“复明”，便须深入考察《红楼梦》成书的大背景大环境，明清易代的特殊性，明清易代之际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形态，考察作者的思想渊源，以及曹雪芹家世及其个人经历对其思想意识的影响，设身处地于作者的时空背景下“读书识事、致知格物、悟道参玄”，进而讨论《红楼梦》著述的思想基础，并通过分析《红楼梦》的艺术手法和解读《红楼梦》之“假语村言”索解出隐去之“真事”来考察《红楼梦》的立意及其文化意义与现实的社会功能。 应指出的是，以“反清复明”思想解读《红楼梦》，也是有预设立场的嫌疑的，因此要尽量避免先大胆假设“我们认为曹雪芹的思想是反清复明”，再到《红楼梦》中牵强附会，甚至无中生有，或者仅从《红楼梦》小说的社会背景、作者的身世家世等等出发直接衍生出议论，而应通过读懂原著文字，领会作者用意，对原著的真实意思进行还原，再以确凿史料比照文本进行验证，从而来实现比较清晰明白的认识。我们讨论的终极目的，在于从研究中发现明清两季文化思想发展的真实轨迹，追寻中华文化根柢和精神家园，考察文化思想活动对现实生活的能动作用，以史为鉴，进而观察到现代文化思想发展的大形势大趋势，以把握我们文化前行的方向和文化建设的战略与策略。 最后，寄打油诗一首，以飨同好： 题“伴读女儿”（红楼体习作，两面可读） 琴声悠悠四宇闻， 秋波暗送妙怀春。 女儿真情虽寂寞， 卷帘只为意中人。 参考资料 冯其庸《瓜饭楼重评红楼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李瑄《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9 聂作平《1644：帝国的疼痛》，中华书局，2008 柏杨《中国人史纲》（下册），同心出版社，2008 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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