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研究》2011年第一期发表了陈独秀一九二一年的红学文章——《红楼梦新叙》（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红楼研究》2011年第二期发表了南京市俞润生的文章：“应当读一读陈独秀对《红楼梦》的论述”。《新叙》提出的问题，有理论问题，也有实践问题。阅后有些不同看法，提出来与同好商榷。 陈独秀是1917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一名政治文化名人，他对《红楼梦》的论述，理应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正像俞润生先生所说，“多年来，我们在忽视陈独秀研究的同时，也忽视了他对《石头记》的高瞻远瞩的研究指导意见”。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陈独秀的论述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不应该盲目崇拜，更不应该迷信，必须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科学对待。 首先，陈独秀把程高修改本《红楼梦》与曹雪芹的《石头记》严格区别开来，这是他的一大贡献。他在《红楼梦新叙》这个标题中明确申明：“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严格地说，《红楼梦》主要是指程高修改本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石头记》主要指曹雪芹的原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红楼梦》与《石头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系统，二者不是一个概念。把两个版本系统统称为《红楼梦》，属于概念不清的逻辑错误。但是陈独秀九十年前的这一正确意见，并没有引起红学界的重视，也没有被红学界所接受。红学界至今还在概念不清的使用着同一个书名《红楼梦》，一会儿说通行本《红楼梦》，一会儿又说脂本《红楼梦》，实在是越说越糊涂。 其次，陈独秀深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文史合一”的特点和优点，然而，因其接受了西方文化，所以他开始推崇西洋小说，贬低中国小说。他说，“中土小说出于稗官，意在善述故事；西洋小说起于神话，亦意在善述故事：这时候小说历史本没有什么区别”。“中国近代的小说，比起古代来自然是善写人情的方面日渐发展，而善述故事的方面也同时发展；因此中国小说底内容和西洋小说大不相同，这就是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底缘故” 。“拿这个理论来看《石头记》，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述人情两种本领都有”。 在这里，陈独秀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包括《石头记》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史合一”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是中国古典文学所独有，“小说底内容和西洋小说大不相同”。究其原因，“这就是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底缘故” 。应该说，中国古典小说的这个特点，也是它的优点。不能说，西洋小说就好，中国小说就不好；“善述人情”的小说就好，“善述故事”的小说就不好；“小说家和历史家”分了工的就好，“没有分工”的就不好。正如陈独秀所说，“《石头记》虽然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方，这不是因为作者没有本领，乃是因为历史与小说未曾分工的缘故；这种琐屑可厌，不但《石头记》如此，他脱胎的《水浒》、《金瓶梅》也都犯了同样的毛病”。在这里我们看到，陈独秀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推崇西洋小说，而贬低中国小说，把中国小说“文史合一”的特点和优点说成是“琐屑可厌”，“也都犯了同样的毛病”。中国小说有什么不好？中国小说既是小说，又是历史，读者可以通过读小说来读历史，寓教于乐，寓历史于小说之中，何乐而不为？我们不应该厚彼薄此，而应该为中国小说“文史合一”的独特性而深感自豪才是。 陈独秀不去号召大家去认真地观察、分析、认识、研究《石头记》的这个特点和优点，而是话锋一转，说读者对“善述故事”的方面并不欢迎，“觉得琐屑可厌”，“因为我们到底是把它当作小说读的人多，把他当作史料研究的人少”。根据读者的主观感觉，而不是根据作品的客观要求，于是，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领略《石头记》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我们做小说的人，只应该做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做善述故事的小说”。“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甚至提出希望：“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1】很显然，陈独秀属于小说评论派，主张对《石头记》的文学解读，反对索隐和考证。在这里，陈独秀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一方面，它承认《石头记》的“文史合一”的特殊性，即“善述故事和善述人情两种本领都有”。另一方面，它又主张“领略《石头记》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并反对考证派“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 ，“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正好说明陈独秀不是从《石头记》的客观实际出发，没有尊重《石头记》的特殊性，而是从自己的主观意愿出发，从多数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爱好出发，从文学理论和小说概念出发，只研究《石头记》的“善写人情”部分，不研究《石头记》的“善述故事”部分，把一部“文史合一”、“善述故事和善述人情两种本领都有”的完整作品，肯定一半，否定一半；研究一半，放弃一半，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各取所需的做法，犯了非客观化非物质化非辩证化非全面化的错误。 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我们发现，《石头记》的“文史合一”与其他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史合一”也不完全是一回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史合一”、“稗官野史”的特殊性，其文其史是重叠的、文史合一的，文即史、史即文。比如《水浒》、《金瓶梅》之类。而《石头记》则不同，脂砚斋批语说，“此书正反皆有喻也”。说八十回小说的正面如《水浒》、《金瓶梅》一样，是“文史合一”，是“稗官野史”，是“善述故事和善述人情两种本领都有”。我们不仅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更“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石头记》的反面还有一层“喻”。这层“喻”是隐写的真实的历史，即所谓“真事隐”。“真事隐”的概念不容偷换！即作者和批者一再申明的“托言将真事隐去也”。这个隐写的真实历史是由脂批和八十回正文共同完成的。这一层反面之“喻”的特点是，文是文，史是史，文与史是分离的、平行的、并列的，就像《风月宝鉴》一样，正面是文、是小说、是“荒唐言”、“假语存”，背面是史、是“真事隐”、是“为闺阁昭传”。正面的“文”，包括脂砚斋批语和八十回正文。只有把脂批与八十回正文结合起来，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再三再四、以至不计其数”的研究之后，才能看到背面的“史”。《石头记》的这个特殊性惟《石头记》所独有，惟曹雪芹所独创。宁国府正面写的是国公之家，反面隐写的是清皇宫，有九座门庭、汉满两种祭祖方式、吉林岁贡租单为证，而不是隐写曹雪芹的家世。宁国府的老爷子贾敬（第三代）、宁国府的当家人贾珍、宁国府的贾蓉（第五代）身上隐写着清王朝（第三代，也是第五代皇帝）雍正帝，有雍正帝的十五个特征为证。【2】所以，陈独秀把《石头记》与《水浒》、《金瓶梅》相提并论，说它们“也都犯了同样的毛病”，是不恰当的。 第三，陈独秀只强调文学批评，反对其他理论的指导。毛泽东说过，“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又说，“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3】这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红学研究实践要不要科学理论的指导？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是，我们的陈独秀先生却好像完全不懂得这一点。他说，“什么诲淫不诲淫，固然不是文学的批评法；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陈独秀只是主张对《石头记》的“文学批评”，只是把《石头记》“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来对待和研究，反对人们把它“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来研究、考证和索隐，更加反对“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说这样做就会失去“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用毛泽东的话说，《石头记》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研究这个“百科全书”的社会实践，必须有相应的科学理论作指导。离开了“理想”、“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如何研究？ 至于说到考证，“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来研究，难道有什么不对吗？《石头记》中确实存在着客观的“善述故事的历史”，这也是陈独秀所承认的，那么对这个客观存在的“善述故事的历史”进行的一切研究，难道不都是必然的、客观的、顺理成章的、自然的和必要的吗？按照西方文学理论的定义，所谓文学作品、小说，就是形象的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文学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的真源于生活的真”。“形象的反映”是小说的表和形式，“社会生活”是小说的里和内容。逝去的社会生活不就是历史吗？运用小说的形式来反映历史、再现历史，使读者了解历史、学习历史、以史为鉴，不正是小说的真正使命吗？除了极少数历史学家以外，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哪一个不是从文学作品、小说，拟或影视作品中了解历史、学习历史的？毛泽东号召我们把《石头记》当作历史来读，正是基于《石头记》的本质属性是历史这一特点而言的。 第四，曹雪芹作品《石头记》的特殊性到底是什么？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依我看，“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这两部分也是不可分离的。《石头记》的艺术魅力恰恰就在于它的“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的完美结合。陈独秀主张“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这是一种痴人说梦的妄想，且不说这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名手”，即便是有，把“《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这还是《石头记》吗？其“艺术魅力”将荡然无存，还谈什么“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 研究曹雪芹的作品《石头记》，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不应该由研究者或叫认识主体的个人兴趣爱好的主观意愿来决定，而应该由研究对象或叫认识客体的客观实在性来决定。《石头记》是什么就研究什么，里面有什么就研究什么；是文学就研究文学，是历史就研究历史；有“人情”就研究“人情”，有“故事”就研究“故事”。既然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文史合一”的特点，我们就应该研究它的这个特点。既然《石头记》“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既然它像《风月宝鉴》那样具有正反、真假两面，我们就应该研究它的这个“两种本领”，研究它的这个“真假两面”，这才叫做“实事求是”，这才叫做“唯物论”。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做到的是，必须承认曹著的特殊性，必须尊重曹著的特殊性，必须认真地学习、欣赏、认识、研究它的这个客观的物质的特殊性，而不应该主观的、片面的、孤立的、割裂的、简单的、草率的用文学理论、小说概念、纯文学的标准来剪裁它、衡量它、评判它、批评它、贬低它。 陈独秀属于政治文化名人。他明明知道《石头记》有自己的特殊性，明明知道《石头记》中“善述故事和善述人情两种本领都有”；明明知道《石头记》中有“真事隐”；明明知道《风月宝鉴》有正反、真假两面，却偏偏视而不见、掩耳盗铃、盲人摸象、顾此失彼，对“善述故事”这一部分一律采取回避态度，偏偏硬是把《石头记》往纯文学作品、纯粹小说一类上拉扯、钩挂、挂靠、粘贴，非要把它看做、“当作”文学作品、小说的一般、共性、普遍性来研究，究竟是何道理？ 我们总是在说，曹雪芹伟大，《石头记》优秀。伟大、优秀在何处？不就是它的“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吗？这是《石头记》的特点，也是《石头记》的优点！这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特点和优点！这样的作品只有中国人才能写得出来，只有使用汉族的语言文字才能写得出来！汉语言文字实在太奇妙了！只有汉语言文字的一字多音、一字多义、一音多字的特性，才能创造出诸如寓意法、拆字法、谐音法、射覆法、分写法、颠倒相酬法等的奇法秘法，才能创作出《石头记》这样的“一喉二歌”、《风月宝鉴》式的伟大作品来！ 刘振兴2011年9月4日星期日作于新疆伊宁市 注：【1】《红楼研究》2011年第一期第一页陈独秀“《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 【2】霍国玲《红楼解梦》第二集第47页“宁国府实隐清皇宫” 【3】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