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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1】究竟是一部纯粹的小说、文学作品，还是利用小说隐写的一部历史？《红楼梦》中到底是有“隐”还是无“隐”？《红楼梦》中的“甄士隐”到底是“真事隐去”之意，还是“真实（思想）隐去”之意？红学研究到底是从《红楼梦》的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文学理论和小说概念出发？这是小说评论派和索隐派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 红学200 年，产生了两大学派：索隐派和评论派。索隐派，包括考证派自传说，坚持从《红楼梦》的客观实际出发，看到了《红楼梦》中有“谜”有“隐”，认为《红楼梦》是一部“谜书”，隐有历史真事，于是就去“索”去“猜”。但是，由于旧索隐派和考证派自传说的研究对象不是曹雪芹的真本《石头记》【3】，而是《程高修改本红楼梦》【2】，还由于他们的研究方法是道听途说、主观猜测、简单比附，最终被评论派所批倒。于是从1954年开始，红学界便成了评论派的天下。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索隐派异常活跃，著作颇丰。于是，支持者说，这是索隐派的“复活”。反对者说，这是索隐派的“复辟”。于是，评论派坐不住了，掀起了一次次对索隐派的大规模的批评高潮。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红楼研究》2007年第3期刊登了大连张兴德先生的文章——是“真事隐去”还是“真实（思想）隐去”。文章针对“多少年来，许多的红学研究者和读者”把“甄士隐”理解为“真事隐去”的这一“共识”问题，提出了挑战。张先生认为，“甄士隐”应当解读为“真实（思想）隐去”。 张先生属于小说评论派。他不是从《红楼梦》的客观实际出发，无视《红楼梦》中客观存在的大量“谬误”或“谜”，而是主张从文学理论和小说概念出发，崇尚“《红楼梦》是一部小说” 的观点。为了进一步论证“《红楼梦》是一部纯粹的小说”的论断的正确性，他在“甄士隐”是“真事隐去”还是“真实（思想）隐去”上大做文章。然而，张先生的论证方法不是从曹雪芹的真本《石头记》的客观实际出发，不是从作者和批者对“甄士隐”内涵的说明和阐释出发，而是使用了截然相反的方法，即从文学理论和小说概念出发，从“《红楼梦》是小说”的主观判断出发，并把它当作讨论问题的“基本前提和基础”，还把“《红楼梦》流传史”当作检验标准，对“甄士隐”做出了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阐释。这就使张先生的红学研究一步步的滑向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下面我们就此问题作一个简单分析。 一、 “甄士隐”只能理解为“真事隐去”。这是由《石头记》的客观性决定的，是作者和批者事先规定好了的。 首先，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方法，必须坚持一切从曹雪芹的真本《石头记》的客观实际出发。曹雪芹留给我们的是一部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脂批是整个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在作品的正文和脂批的相互联系中去正确把握“甄士隐”的科学内涵。同时，作者在他的《石头记》中所提出的问题都不是孤证，对“甄士隐”的解释也不是孤证。“甄士隐”和“贾雨村”是作者在他的作品中塑造的两个小说人物，意即《石头记》的正面是一篇假话，背面有真事隐在其中。作者不仅在“凡例”中说明了“甄士隐”就是“故将真事隐去”之意，而且，作者在写作《石头记》时使用了“谐音法”。“甄士隐”只能谐音“真事隐”，而不能谐音“真实（思想）隐去”。 作者又令他的《石头记》的另一个书名叫《风月宝鉴》。《风月宝鉴》有正反两面，“两面皆可照人”，明确告诉读者，“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它的背面，要紧！要紧！”。作者又令小说人物贾瑞正照风月鉴而身亡，以此达知读者，只看此书正面的“荒唐言”有生命危险，应该去看它的背面隐写的真事。 同时，批者也在一边进行详细注释：姓甄——“真假之甄宝玉亦借此音。后不注。”名费——“废”，字士隐——“托言将真事隐去也”。（第一回）“此书表里皆有喻也”，“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第十二回）“痴弟子正照风月鉴”，“读者但以小说古词目之，则大罪过也”。“事则实事”。 作者不说自己的作品是小说，而是反复的与“历来野史”相类比。这就说明，《石头记》的本质属性不是小说，而是“野史”之类的史书。“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第一回）代儒大骂道士：“是何妖镜（指《风月宝鉴》）？（脂批：此书不免腐儒一谤。）若不早毁此物，（脂批：凡野史具可毁，独此书不可毁。）遗害于世不小。”（脂批：腐儒）遂命拿火来烧，只听镜内笑道：“谁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脂批：观者记之！）（第十二回）在此，作者和批者都告诉读者，《风月宝鉴》的正面为“假”，反面为“真”，反面类似于“历来野史”，且优于“历来野史”。 第一回，作者说他用“假语村言”敷衍出的这一段故事，“亦可事闺阁昭传”。（蒙侧脂批“因为传他，亦可传我”。）无才补天，幻形入世，（脂批：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无才可去不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石头记》具有自传性，是作者和闺阁裙钗的传记。“传记”就是记“事”，不是记“思想”。 作者在正文部分也多处表达了“甄士隐”即“真事隐”之意。比如，“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亦不过实录其事”等。 张先生对《石头记》中的这些明白阐释，视而不见、有意回避、而采取掩耳盗铃的鸵鸟战术，硬说“甄士隐”是“真实（思想）隐去”，是何道理？ 二、不能孤立的看待“凡例”。 张先生说，作者关于“甄士隐”乃“故将真事隐去”的说明，写在了甲戌本的“凡例”之中，“并非出自曹雪芹之手”，不一定“就是作者的意图”。这种孤立的、仅仅凭借一个“凡例”就否定“甄士隐”乃“真事隐”的做法，似有不妥。“凡例”也好，“脂批”也好，都是曹雪芹的真本《石头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岂能把它孤立的看待？何况现在已有多人论证出，脂批的核心部分是由作者所加。《石头记》的特殊的作品结构——八十回正文+脂批+书中“谬误”——是作者独具匠心的艺术创造，为了隐写历史而创造的有别于其他纯粹小说的特殊的艺术形式。曹雪芹是伟大的，《石头记》是深奥的。张先生仅用一般的文学理论知识来研究《石头记》，不可避免的带有文学专业的局限性，带有脂批所云“腐儒”、“痴弟子正照风月鉴”、“但以小说古词目之，则大罪过”之嫌！ 三、不能曲解“谁解其中味”。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曹雪芹以作者的身份写出的唯一的一首诗。此诗高度概括了作品《石头记》区别于其他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和作者对读者的殷切期待。“满纸荒唐言”，指作品的正面小说是虚构的故事，并不完全符合小说创作规范，近似荒唐，因为书中有大量的“谬误”。“一把辛酸泪”，指作品的背面隐写着作者及其家族的辛酸历史和作者创作《石头记》的艰辛。“都云作者痴”，指作者“一字一泪，一泪化一血珠”、艰辛创作一部“满纸荒唐言”的这种痴心，读者是不理解的。“谁解其中味”，是说谁能理解作者的苦衷、作者的一片苦心和作者真正的创作目的。 关于“谁解其中味”一句，张先生说，这是“要人们通过‘荒唐言’去理解的是作者的思想和意图。是‘解味’，而不是‘解事’。谁解其中味，不是谁解‘其中事’。这是十分显然的。换言之，作者在这里是要告诉读者，要通过对‘荒唐言’的解读，去理解作者的思想意图，即作品的主题思想。这里的‘荒唐言’和‘其中味’，有不可分割的密切的因果联系。作者的‘味’，就在‘荒唐言’之中。透过‘荒唐言’，是可以解出‘其中味’的。” 张先生的解释存在两个不妥：一是用小说的“共性”和文学的一般理论来解释“其中味 ”，既不能解释“其中味”，也不能解释“甄士隐”。通过小说文字理解作者的思想意图和作品的主题思想，这是阅读一般文学作品的一般方法。它并不能解决“甄士隐”和“其中味”的特殊问题。这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二是只看到“其中味”与“满纸荒唐言”的因果关系，没有看到“其中味”与其他两句的关系，似有片面性。一首五言律诗，四句话，是一个整体。怎么只拿其中的两句话说事？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一定要把对《石头记》的特殊性的研究拉回到一般文学作品的一般性的研究之列，完全抹杀了《石头记》、“甄士隐”、“贾雨村”、“荒唐言”、“辛酸泪”、“其中味”的特殊性！ 再者，曹雪芹的真实写作目的并不在正面小说的“荒唐言”中，而是在《石头记》的反面隐写的历史之中，从“满纸荒唐言”中是解不出“其中味”的。《石头记》的主题思想不在“荒唐言”中，而在隐写的历史真事之中。“荒唐言”是作者虚构的故事，近似于胡说八道，是《石头记》的外部形式、假象和伪装。其背后隐写的历史，才是《石头记》的真正内容和本质。《石头记》的主题思想、思想倾向性和作者的写作目的都在小说背后隐写的历史之中。这是两个层面，正面的“荒唐言”是写给看热闹的人看的，写给“腐儒”、“痴弟子”之类人看的；反面的历史是给懂政治历史的人看的，给“会看的人”看的。关于这一点，作者和脂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四、讨论问题的“基本前提和基础”不是“《红楼梦》是小说”，而是“甄士隐”乃“真事隐”。 张先生说，“《红楼梦》是小说，而不是史书或谁的‘家庭秘史’之类。这是我们讨论《红楼梦》中的‘甄士隐’去是‘真事隐去’还是‘真实（思想）隐去’是基本前提和基础”。这个判断，属于逻辑颠倒，头手倒置，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我们研究的对象是《石头记》，是“甄士隐”，就应该一切从《石头记》、“甄士隐”的客观实际出发，看看作者和批者是怎么说的，然后再来确定《石头记》是小说还是利用小说隐写的历史，而不是相反。在这里，张先生完全弄颠倒了。其目的很显然，为了证明“《红楼梦》是一部小说”的主观认识，就一定要把客观的《石头记》中的“甄士隐”理解为“真实（思想）隐去”才罢休。 五、除了“含蓄”，《石头记》就没有其他什么特点了吗？ 为了彻底否定“甄士隐”乃“真事隐去”的正确内涵，张先生不仅把“甄士隐”解释为“真实（思想）隐去”，完全否定《石头记》的反面有“真事隐”这个特点，把《石头记》混同于文艺作品的一般，而且还拿恩格斯的名言说事。他说，“许多文艺作品，它的特征之一，就是含蓄。恩格斯有句名言‘作者愈让自己的观点隐蔽起来，对艺术作品也就愈好’。《红楼梦》也正是这样。含蓄蕴藉是它的最大的艺术特点。这也是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传统特征之一。”请看！以下是这段文字的逻辑：“许多文艺作品的特征之一是含蓄”。“含蓄蕴藉是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传统特征之一”。“《红楼梦》也正是这样。含蓄蕴藉是它的最大的艺术特点”。所以，结论是，《红楼梦》等于一般！《红楼梦》没有特殊！ 张先生举例说，唐代朱庆余写给张水部（即张藉）的一首小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藉答诗：“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这两首诗很像爱情诗，但它们确实又不是爱情诗。诗的背后是写一个应考的举子，在考试前的一种不安的心情和期待。应答双方，都是高度的含蓄蕴藉，珠联璧合，成为千古绝唱。这种艺术手法，是中国文艺的一个优秀传统，被历代文人所推崇。《红楼梦》可以说是这种艺术手法的继承和发展，是用小说这种形式，在更广阔的视野上运用朱、张二人的诗歌手法，表现了更为丰富深邃和广博的思想内涵。我们读懂了这首小诗，就能理解《红楼梦》的“甄士隐”去，究竟是“隐”去了什么？隐去的是“思想”，而不会是“事”。在这里，张先生还是把《红楼梦》与“中国文艺的一个优秀传统”、“这种艺术手法”混为一谈，说“二者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和承继关系”。“《红楼梦》可以说是这种艺术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因为这是“中国文艺的一个优秀传统”，所以，《红楼梦》中的“甄士隐”只能是隐去“思想”，而不会是“事”。不从《石头记》的客观实际的个性出发，只从“中国文艺”的共性出发，这种红学研究，不是本本主义，不是唯心主义，又是什么呢？ 我们说，“甄士隐”是“真事隐去”之意。这是作者和批者的意思。这是从《石头记》的客观实际出发的，是从《石头记》的特殊性中读出来的。张先生不谈《石头记》的特殊实际，却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大谈“中国文艺的”共性和普遍性，究竟为了那般？张先生极力抹杀《石头记》不同于或高于中国一般文艺的个性和特殊性，究竟是在推崇《石头记》还是在极力贬低《石头记》？读者不是一眼便能看穿的吗？ 我承认，张先生上述所论也是正确的，只是不全面。曹雪芹的《石头记》不仅仅是“含蓄”，不仅仅具有这一“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传统特征”，不仅仅符合恩格斯的这句名言，不仅仅具有“中国文艺”的一般，而且具有自己的特殊。对这个《石头记》的特殊，张先生却忽略了，甚至拿“中国文学”的一般来否定《石头记》的这个特殊。 六、“红楼梦流传史”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为了彻底否定“甄士隐”乃“真事隐去”的正确解释，张先生搬出了“红楼梦流传史”来说事。他说，“《红楼梦》流传二百多年的实际”，是“它拥有众多的读者群，人们热爱《红楼梦》、喜欢《红楼梦》，……都是由于《红楼梦》本身描述的故事感人和思想深邃。而不是因为它隐写了什么‘事儿’被人们发觉了的缘故。……总之，大多数人都是从《红楼梦》表达的思想艺术的内涵上，去解‘其中味’的。”“这种阅读方法，在《红楼梦》的流传史上是主流，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认识。”“大多数的读者还是把《红楼梦》当作小说去读。硬说《红楼梦》一书是‘隐去了’什么什么事，这样既违背了《红楼梦》流传史的实际，也是违背文艺欣赏规律的。” 看！张先生一口一个“大多数”、“流传史 ”、“文艺欣赏规律”，企图用这些作为检验标准，来说明“把《红楼梦》当作小说去读”的正确性，来说明“索隐派”、“索隐考据派”、“探佚派”的错误，“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红楼梦》流传史说一时的不大和谐的音符”。张先生的这个论据并不科学，也不能服人。1、在学术问题上，大多数人的意见并非都是正确的，因为有时真理会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多数人的意见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哥白尼的“日心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邓小平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实践和时间已经完全证明了它们的正确性！拿多数人说事，属于“多数定势”的传统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2、“红楼梦流传史”也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现在和将来。红学是发展的，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也是不断发展的，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先人没有认识的真理，后来人可能就会认识了。今天没有认识的真理，相信我们的后人明天一定能够认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今人超前人。这就是客观事物的辩证法，也是红学研究的辩证法。3、“文艺欣赏规律”也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判断一个红学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的标准，只能是实践！这个实践包括，研究的指导思想是否科学？研究方法是否科学？思维逻辑是否正确？研究版本是否曹雪芹的真本《石头记》？是否经得起史料和历史文物的检验？是否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具体到新旧索隐派，考证派自传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和刘心武的“秦学”，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笼统的绝对的全盘的否定，不能仅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它，不能仅仅用文学理论的标准来检验它。全盘的绝对的否定不是辩证法，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不是唯物论！ 七、张先生的思维是混乱的和矛盾的。 为了说明“甄士隐”乃“真实（思想）隐去”的观点，张先生使用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多数定势”的思维，说，这是因为“红楼梦流传史”中“它拥有众多的读者群”，“大多数人都是从《红楼梦》表达的思想艺术的内涵上，去解‘其中味’的”，“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认识”，“大多数的读者还是把《红楼梦》当作小说去读”。 为了说明“甄士隐”乃“真实（思想）隐去”的观点，张先生又逆“多数定势”的思维，说，“甄士隐，就是‘真事隐’；甄士隐去，就是‘真事隐去’。多少年来，许多的红学研究者和读者，都是这样来解读《红楼梦》中的‘甄士隐’和‘甄士隐去’这个问题的。……这已是人们的‘共识’。最早的索隐派……以后的小说评论派、考证派，……都没有触动这个‘真事隐去’的‘铁’的根据。就是近现代，也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质疑。就连毛泽东同志，也认为，‘那是把甄士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掉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 张先生说了两个“红楼梦流传史”，两个“绝大多数人的认识”。第一个“绝大多数人”把《红楼梦》当小说去读，认为“甄士隐”乃“真实（思想）隐去”之意。第二个“绝大多数人”、“许多的红学研究者和读者”、包括毛泽东同志（这属于“权威定势”）的“共识”，都是认为“甄士隐，就是‘真事隐’；甄士隐去，就是‘真事隐去’。用两个“多数”，来说明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违反了思维逻辑的“不矛盾律”，犯了“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 整个红学界，包括张先生在内，不加版本的区别，统统使用《红楼梦》这个书名和概念，属于概念不清的逻辑错误。因为在同一思维论断过程中，同一个概念或同一个思维对象必须保持同一性，亦即保持确定性。《红楼梦》这个书名和概念，到底指曹雪芹的真本《石头记》，还是指《程高修改本红楼梦》，并不明确。所以使整个论断含混不清，出现混乱。 八、张先生的认识论是头脚倒立的。 张先生对“甄士隐”内涵的理解，不是从曹雪芹的真本《石头记》中来的，而是从“《红楼梦》是小说”的主观判断中来的，是从“中国文艺的优秀传统”中来的，是从“红楼梦流传史”中来的，是从“绝大多数人的认识”中来的，是从“文艺欣赏规律”中来的。他的这些来由，都是第二性的，不是第一性的。只有曹雪芹的《石头记》才是第一性的。舍第一而求第二，岂非本末倒置！ 张先生的思维是直线的和静止的。张先生之所以在“甄士隐”上大做文章，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彻底否定一切新旧索隐派。他说，其他人反对索隐派，都没有抓住要害，“以后的小说评论派、考证派，他们在批评索隐派时，……都没有触动这个‘真事隐去’的‘铁’的根据。就是近现代，也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质疑。就连毛泽东同志，也认为，‘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掉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只有张先生，才找到了这颗打倒索隐派的重型炮弹。然而，张先生的这颗炮弹，却是一颗空炮、假炮，没有一点威力的。 红学是发展的。索隐派也在不断发展。考证派自传说是在旧索隐派基础上的一个发展。考证派自传说在纠正了旧索隐派的“笨伯猜谜”以后，把索隐的重点放在作者的自传和曹家的家事上，这就是一个发展。今天的考证派、解梦派和其他揭秘派，纠正了考证派自传说“简单比附”的错误方法，揭示出了作者的“分身法”、“谐音法”、“拆字法”等隐写秘法，认为《石头记》中所隐真事，既有作者的自传，又有曹家的家事，还有清皇宫的皇家事。这是在考证派自传说基础上的又一个发展。这是两次发展，是索隐派认识的两次飞跃，两次质变，两次扬弃，两次否定之否定，是认识的两个近似的圆圈，两个近似的螺旋曲线，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一般原理。今天的“索隐考据派、探佚派”与历史上的旧索隐派不可同日而语。而张先生却是刻舟求剑，不分青红皂白，横扫一切索隐派！他说，索隐派“就是认为《红楼梦》里隐写了什么什么事。虽然说的有鼻子有眼，生动得很，但是，无论最早的‘索隐派’还是现在的‘索隐考据派’，‘探佚派’，因为其事实根据不充分，离书中实际描写的太远，终有些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红楼梦》流传史上一时的不大和谐的音符。也并不被广大读者所认同。”这是一种不加具体分析的绝对否定的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的静止论！ 八、张先生小看了曹雪芹，低估了《石头记》。 张先生说，从创作角度分析，文艺作品“没有仅仅为了写事而去写事的，都是借‘事’言‘情’或言‘理’”。“不是仅仅单纯为了写某件‘事’才去写一部和这事并没有什么内在联系的小说。在现实生活中，再生动的事，也很难是一部完整的小说。明写了什么事的同时又隐写什么完整的‘事’的文艺作品，是很难的，也是不多见的。所谓的‘春秋笔法’云云，也是以让人们能够理解为前提的。而即使是这样的作品，多数情况下，也不过是借此事的理讲彼事的理，还是重在言理。而不是单纯的讲事。写书、做文章也莫不如此。如果真的‘隐去’了什么‘真事’，那在许多情况下，写书的人很累，读书的人还是不可能知道，这样还何谈交流，这岂不失去了交流的意义。” 这话听来耳熟，原来这是评论派的“共识”和“统一口径”。2005年冯其庸先生访谈录说“文学就是文学，文学的社会内涵、思想内涵决不是‘秘史’，这两者不能有丝毫混淆！”李希凡说“大家总是说《红楼梦》是一部特殊的作品，我就不觉得，我把它看成是中国文化、文学达到的一个高峰。它就是一部小说。” 2007年蔡义江先生说“我有个根本观点：小说不可能是个谜语，不可能在表面事件之下，背后还隐藏着一个谜语，这样的创作是不可能的”。由此看来，否定《石头记》中有“真事隐”，此乃评论派之立身之本、“看家观点”也！如果承认了“真事隐”，就等于承认了评论派的失败，那样，评论派是很没面子的。张先生不过是在替评论派摇旗呐喊而已。 我在“红学研究只有拿‘学问提着’才能‘作高一层’”一文中指出，曹雪芹是一个奇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知识面相当的宽，文学艺术造诣十分了的，所以才写出了他的旷世奇书《红楼梦》。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创立的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在二十世纪末创立的“承包制”理论，早在十八世纪中叶曹雪芹在他的《红楼梦》中就已经有了论述。所以，千万不可小看了曹雪芹，低估了《红楼梦》。 早期读者戚蓼生早在他的《石头记》序中就说到《石头记》的“一喉二歌”的特点，并认为，“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矣。嘻！异矣。”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没有绝对的行，也没有绝对的不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事在人为嘛！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也没有做不成的事情。我们做不成的事情，不等于曹雪芹做不成。评论派不能理解《石头记》的正反两面，不等于索隐派也不理解。虽然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都是在用写小说的方法写小说，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排除曹雪芹用写谜语的方法写小说。文学也好，历史也好，谜语也好，都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而已，相互之间必有相通之处，不可以截然分开的。对曹雪芹，我们不要以小人（常人、世俗之人）之心度君子（超人、伟人）之腹，不要去当脂批所说的那个“腐儒”和“痴弟子”，不要“痴弟子正照风月鉴”，不要“但以小说古词目之，则大罪过”。 张先生所说，“如果真的‘隐去’了什么‘真事’，那在许多情况下，写书的人很累”。正是这样，曹雪芹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一把辛酸泪”，“谁解其中味”，“一字一泪，一泪化一血珠”，“哭成此书，泪尽而亡”。作者和批者的这些话，张先生似乎没有看到。它不仅告诉我们，曹雪芹写作《石头记》何止一个“很累”了的，简直是用生命写成的！一个作家，倾其毕生精力和心血写成一部作品，“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古今中外可曾再有第二人？对于这样一个旷世之才的一部旷世之作，仅仅把它当作一般小说来阅读、欣赏和研究，仅仅把“甄士隐”理解为“真实（思想）隐去”，不是太显轻率、太显儿戏、太显小儿科了？ 张兴德先生写过一本书，叫《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张先生用第三种读法在《红楼梦》的文学中读出了哲学。殊不知，红学研究也要讲究哲学的，不是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唯心论的哲学。对曹雪芹的真本《石头记》和《程高修改本红楼梦》不加任何区别的统统叫做《红楼梦》，是犯了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只把曹雪芹的《石头记》当作小说来研究，是犯了主观性、片面性的唯心主义错误。把西方文学理论作为红学研究的指导理论，把文学理论和小说概念作为检验红学研究成果的唯一标准，犯了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唯心主义错误。全盘否定旧索隐派、考证派自传说、《红楼解梦》和刘心武的“秦学”，不是辩证法，不是唯物论。张先生的红学研究究竟是哪家的哲学？看完他的这篇论文便一目了然！ 2009年12月27日星期日于新疆伊宁市 注： 【1】《红楼梦》是普遍概念，泛指《石头记》和《程高修改本红楼梦》的所有版本。 【2】《程高修改本红楼梦》是普遍概念，泛指程甲本、程乙本《红楼梦》。 【3】《石头记》是普遍概念，泛指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 【4】甲戌本《石头记》、戚序本《石头记》、庚辰本《石头记》、程甲本《红楼梦》等是单独概念，具体指某一个版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