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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熙攘攘的“红学”荒诞终于离我们渐渐远去，又慢慢萌生了花花草草。这些慢慢萌生的花草与曹雪芹《红楼梦》日益得到当今世界广泛承认比较起来虽远不相称，但确确实实是花是草，其中不乏光彩夺目的篇章，饶道庆的新作《<红楼梦>的超前意识与现代阐释》就是近来难得的硕果之一。 时下出现的“红学”佳作几乎无不借重西方文化各式各样的体系来阐释《红楼》，呈现一派滥调顿去、千姿百态、耳目一新的可喜景象。虽然“西体中用”终究难免隔靴搔痒之嫌，甚或陷入削足适履的困境，但如要建立科学的现代的“红学”、足以与《红楼梦》辉煌成就媲美的“红学”，就整体而言，这一步既无法超越又绕不过去。当然在这里工具固然重要，而对《红楼梦》文本富有创造性卓有灵性的感悟体味与解读却更具有根本性意义。 道庆的《红楼梦》现代阐释是从贾宝玉形象性格内蕴的多面多层二元对立切入的。他敏感于诸多学者对这个形象冠上诸如“叛逆者”、“多余人”、“护花使者”、“救赎者”等等称号之不确切与不完备，指出“以往评论过于强调宝玉对传统文化和社会背景背离叛逆的一面，从而忽略了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宝玉首先是一个被传统文化和社会塑造出来的、承载着传统文化思想重负、承受着社会制度制约的贵公子”。这无疑解开了贾宝形象构成以及整个《红楼梦》思想文化体系复杂性的症结。 贾宝玉形象性格的复杂性、二元对立性，作为《红楼梦》的“个中人”、意图参与者，最早批点者的“脂砚斋”，就曾运用多层面双重否定结构加以描述：“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孝顺——引者补)，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光明正大，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常——引者补)；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没有用简单明快、直截了当的语句叙述，而采用在外围绕弯子、从周边找中心的方法，自然是因为这个形象乃是“今古未有之一人”，“总未摸着……是何等脱胎?何等骨肉?……何等人物?”(以上均为庚辰本《石头记》“脂评”。)自有“红学”以来，这是最难索解的核心问题，而脂砚的阐述固然在确定性上尚嫌欠缺。但总体上轮廓上是不差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指明了多层多面二元对立的状态，具有珍贵的再释性。 这本著作就是以此为核心，高屋建瓴地审视了探讨了红楼梦的“批判精神”、“悲剧意识”、“死亡意识”、“价值关怀”等等各个方面的意义。 翻开本书，我们不由得一方面诧异于道庆治学的扎实和严谨，特别是西方文学、文化的重要著作，无不耳熟能详，另一方面见到了他惊人的敏悟。这两个方面，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前者，也不会有后者。我看到道庆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的《化灰化烟随风散——贾宝玉的死亡意识》，曾笑说“化烟化灰，红楼读者无不曾予关注青睐，但以之作文，道庆是第一人，而且不费吹灰之力而成妙文，更是人所难及。”《红楼梦的家庭温情》一文也是这样，这个题目从不少红学家的法眼之前溜过而成为一个盲点，却被无意得来以之补足了贾宝玉感情殿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道庆的敏悟还表现在他红楼理论体系的建构方法上。他不像李劫在《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中使用的大破大立大起大落的论证方法，而是在不动声色中悄然提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创见。就在《家庭温情》这一章中，“对当时封建统治者所大力提倡和推行的‘以孝治天下’的策略”，道庆写道，“有评论者(按指杨义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以血缘关系网来补充皇权统治之不足’的实质。但我们并不能由此一点而彻底否定家族人伦亲情本身的价值。”稍后在提到曾引起红学巨擘争论的“贾政与元春含泪答对”时，征引了王蒙先生的论述，贾政“一番对‘今上’的克敬克忠克爱之心溶化在血液里表现在行动上流露在言语中”，接着说“但这番真情却因被‘忠’的政治伦理所占有而失去了本该有的人伦私情的光彩。”至召见宝玉一幕：……(宝玉)“先行国礼毕，元妃命他进前，携手拦于怀内，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竟长了好些……’一语未毕，泪如雨下。”对此，道庆评论说：“每读至这段声色形神兼备的文字，总觉得鼻子发酸，心神激荡，不仅感于元春的爱弟之情慈母之怀，更感于她内心那抑制难言的无尽悲伤；由见小弟的长大而触发的对往昔岁月的无奈的缅怀和对流逝青春的凄楚悼念。”表现了道庆对时贤精辟论述的精审关注与悄然弥补，显示了他独具只眼的对文本的悟性体味理性解读，读出了文本的一以当二的互文妙悟，自然也反映了他的建构理论大厦的温厚文风。 道庆也不同于梅新林以“神话——原型批评”为主的方法来建构精致完备的《<红楼梦>的哲学精神》理论体系，而是杂取各种文学批评方法，根据阐释需要，随时取来，随时放下，很大程度上绕开削足适履的陷阱。如对于众说纷纭的两首贾宝玉《西江月》上场词，自不能简单化地说它只提“正话反说”、“真话假说”，或“似贬实褒”、“寓褒于贬”，目为“不可靠叙述”，虽稍胜一筹，也仍是过于笼统，而“应该通过故事的细心阅读深切体会曹雪芹思想感情的多种多样的矛盾”，区分叙事层面与评说层面、“梦”中层面与“梦”后层面、形象层面与抽象层面等等的矛盾，以及每一层面的内部矛盾。具体到《西江月》上场词自然是作者借“后人”——“世人”的传统话语来“诽谤”反照贾宝玉的不见容于“世道”的意指。这里说的种种矛盾自然不表示曹雪芹整个地站在世道传统或反世道的哪一面，而是表示他处于世道与情道的二元对立此升彼降此下彼上的反复摇摆状态。大体上叙述层面以情道为主，相反方面为次；评说层面以世道为主，以相反方面为次(以上均参《价值关怀》章)。 庄子杜撰了一个“庖丁解牛”的寓言故事，申说了他对“工具”、“工作对象”、“操作者”三方面的相互关系的见解，“工具”必须高度适应“工作对象”，“工作对象”则要求“工具”完全适应自己。适应度、适合度越高越好，这是一个方面。而“操作者”则必须充分掌握“工具”的性能与“工作对象”的性状，视其掌握的程度与运用技能，分为族庖、良庖和神庖，这又是一个方面。两方面的完美结合，到达“技”进于“道”的境界，操作起来，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所见不复全牛，操无厚之刃，在有间之节中，恢恢乎其游刃有余。其解牛动作一抬手一举脚进入美学领域：无不中音，合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节。 红学研究自然比“解牛”要复杂得多。如果以“族庖”、“良庖”、“神庖”来类比红学家的话，族庖滔滔皆是，良庖已属不易，但也不难，多年媳妇熬成婆，神庖似乎不是能熬就熬得成的。除了需要神秀的日积月累的渐悟，更需要惠能的豁然开朗的顿悟。顿悟也不是真的是全无前因前兆，天外飞来，而是潜意识中日积月累一旦触发而浮上水面作质的飞跃。马克思·韦伯与顾准都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认识是荒唐的”。但马克思·韦伯是流誉后世的皇皇巨著，而顾准只不过是在私人通信中的一朵火花(这朵火花也是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没有湮灭的)。如果计入两人所处环境条件对思维成果的关系因素，这一朵小小火花远难于、远胜于皇皇巨著! 红学荒诞历史过去了，荒诞红学仍否存在已无足轻重。如果仍然有人信奉它，那就让他们去凭吊西下的夕阳吧。 道庆五年前首次发表《化灰化烟随风散》，五年后出了《<红楼梦>的超前意识与现代阐释》这样有分量的著作。积以时日，三年五载，但愿有《红楼梦魇》那样辉煌巨著呈前在我们面前! 2000年2月22日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3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