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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感言》唤起的回忆和感官 《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辑刊出了蔡义江先生的《千禧年红学感言》，不点名大加歪曲地“引用”我在金华召开的，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与他的一次私下交谈，说：“这位先生在宣讲新说前，刚对我说：‘您《(春柳堂诗稿)释疑》一文(载《红楼梦学刊》1999年3期)商榷的对象其实应该是我而非魏、刘二先生，因为观点是我先提出的，他们只是同意了我的说法而已。’魏、刘的文章以为除乾隆时有曹雪芹外，尚有一个道光时期姓名字号等等全同的曹雪芹。我以为是奇谈，故撰文释疑。既然这位先生现在自认那是他的发明，为何又要再提出一个康熙时代的曹雪芹来?两个曹雪芹已难令人置信，何况三个!难道学术也可以变魔术?”颇令我感到震惊。且不说这种未经对方同意便公布别人私下谈话内容的不合适，这段打了引号的话。真是我的原话吗? 第一，我原籍江西．长期生活在江浙一带，从来不会用口语“您”称呼人。 第二，尽管蔡先生一再声明：“在拜读台湾学者魏子云、刘广定二位先生刊登在今年三月第一期《红楼)杂志上的大作《〈春柳堂诗稿〉中的曹雪芹》、《〈春柳堂诗稿〉的作者问题试探》之前，我还真想不到会有人提出曹雪芹有两个：一个是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叶、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另一个则是迟至十九世纪的同名文人曹雪芹。据说，‘此一问题，早已有人论及’。大概是因为新说提出时，影响不太大，我又孤陋寡闻，没有注意到。”《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3辑)但蔡文质疑的对象一一刘广定先生的文章开头，就明明白白写道：“一九九二年欧阳健先生首次公开质疑此诗集的可信性。随后，魏子云先生和笔者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刘世德先生则驳斥欧阳健的说法，欧阳先生又为文辩解，迄无定论。”文后还加了58条注，其中注(2)为：“欧阳健：《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一期43页，亦载《中国古典散文赏析与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423页。”注(7)为：“欧阳健：《红学辨伪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47—55页。”蔡先生是忙人，拙文自不值一哂；但刊登蔡先生批评我的大作《(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的《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辑上。就载有刘世德先生的(张宜泉的时代与(春柳堂诗稿)的真实性、可靠性一一评欧阳健同志的若干观点》[1]。刘先生和蔡先生同是中国红学会的副会长，同是(红楼梦学刊)的编委，他的文章和蔡先生又刊登在同一期《学刊》上，蔡先生说毫无所知，实难凭信。 第三，《感言》说我是“在宣讲新说前”说那番话的，也非实情。记得我是在大会第三天(1999年11月10日)上午发言的，在十五分钟规定时间里，我讲了六点意见：一。重新面对袁枚，论定曹雪芹是康熙间人，他是曹寅的儿子，不是他的孙子；二，《红楼梦》成书于康熙后期，曹雪芹已经成年，故能“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三，曹雪芹完成的是全壁本《红楼梦》，不存在高鹗续书的事；四，脂本的文字晚于程本，所谓“原稿面貌”不能成立，脂批也许是“有用”的，但却是无效的；五，《红楼梦》是孕育于秦淮名姝的文化氛围之中的，从唐诗宋词、唐人小说、宋元话本、元人杂剧到明清小说，青楼文化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传统。《红楼梦》不是孤立的存在；六，“二书合成论”以为《红楼梦》由风月故事和闺阁故事两书合成，从版本考证和创作实践看，都不能成立．但这种观点分明强烈地嗅到了《红楼梦》中的“风月”气味。《红楼梦》比以往青楼文化的长处，是它的虚化、净化、诗化。我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兴趣，那天午饭桌上，所谈多半是与此相关的话题，似乎并无人因而忿忿不平。其间蔡先生忽然插话，问起敦诚挽诗之事，由于此点我在与曲江先生讨论明义《题红楼梦》时已经论证过(见《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1辑)，饭桌上时间太短，三言两语未能说得清楚；随后话题转到《春柳堂诗稿》上来，我本想当面听听他的论述，蔡先生却顾左右而言他，不想倒在《千禧年感言》中抖搂了出来。 眼下流行着一个时髦名词，曰“游戏规则”，大约是说做任何事情都要遵守共同的规范和法则。当然，红学事业是神圣的，称之为“游戏”，似乎有点辱没了它；但红学又确是大众的事业，少不了学术上的切磋和争论，恐怕同样要遵守某些约定的规范和法则。比如，蔡先生完全有批驳我的观点甚至指责我“糟蹋《红楼梦》”的自由，但像这样不征得当事人同意，将私下间的交谈加以歪曲，断章取义公布出来，“力求造成致对方于难堪地位的戏剧性效果”(见拙文《眼别真赝心识古今一一和蔡义江先生讨论〈红楼梦〉版本》，《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3辑)的做法，却是不合论辩规则，也是“不利于红学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的”。二、《(春柳堂诗稿)释疑》辨疑 蔡义江先生承认：《春柳堂诗稿》“确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推究的问题，应认真对待”，并写出《此曹雪芹即彼曹雪芹一一(春柳堂诗稿)释疑》(以下简称《释疑》)的长文，还是值得欢迎的。作为此说的“始作俑者”，我将(释疑)也看作是对自己的质疑，有责任据新的研究心得作出答复，以推动此一学术课题的切实探讨。 鉴于蔡义江先生的“释疑”，是在漠视此一论题前因后果的前提下进行的。他的多数疑问，刘世德先生六年前就提出来了；他的论辩思路，与刘世德先生重合交叉也比比皆是，故本文只拟对蔡先生独创性的“论证”进行剖分，如无必要，则不准备在其他部分过多耗费笔墨。 蔡先生第一个独创性的“论证”，是对。几个曹雪芹”反证。《感言》中说：“两个曹雪芹已难令人置信，何况三个!难道学术也可以变魔术?”这一特别的反证，在《释疑》中占有很大的篇幅。文章提出：“先来讨论一下两个、甚至两个以上同姓名、字号的人存在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随后，又列举蔺相如与司马相如、谢安石(安)与王安石、杜子美(甫)与苏子美(舜钦)、辛弃疾与柳弃疾(亚子)、厉鹗高鹗与刘鹗为例，指出他们皆名或字同而姓不同者，“即如名或字称宜泉的，除张宜泉、铁岭宜泉司马兴廉外，我知道的还有个翁树培，他的字也叫宜泉，是乾隆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乃大名鼎鼎的翁方纲的儿子，也都是姓氏不同的。姓名全同的就少得多了．未闻司马迁、陶渊明、白居易或关汉卿还有第二个。”结论是：“‘曹雪芹．三字相连的重复概率是极少(小)的”，不可能有两个曹雪芹。 不知为何，蔡先生偏偏没有举小说家的例证。大家知道。《水浒后传》的作者名陈忱，但陈忱却不止一个。光绪《乌程县志》在介绍陈忱时，就特别指出明代与清初有三个陈忱：著《水浒后传》的陈忱，号雁宕山樵，“生于明季。其先自长兴迁南浔镇．忱又迁郡城，居乌程已数世。”另外，明代成化、弘治间归安人陈恪从弟亦名陈忱，字克诚，号醉月；清初秀水也有一位陈忱，顺治甲午副贡。字用颤。名冯梦龙的文人，更有四个之多：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人物志·文苑．苏州府》载：。冯梦龙，字犹龙，吴县人，才情跌荡，诗文丽藻，尤工经学，所著《春秋指月》、《衡库》二书，为举业家所重。崇正(祯)时贡选寿宁知县。”这是编写《三言》、《新列国志》的小说家冯梦龙。同治《苏州府志》卷九十二载：冯琨。子梦龙，字翔甫，以岁荐选应天府训导。迁颖上教谕，谷州学正”；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二十一：“冯梦龙，字仲田，岁贡生，万历间任广东新兴知县”；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十三：“冯梦桂，字孝原，冯梦龙，字汉旬。……桂岁贡，性迂行正，好汲古，年录书可导身，尤多识里中文献；龙亦名诸生，人称‘二难’。”另外三个冯梦龙，有两个是明代人，一个原籍昆山，一个原籍武进，和原籍吴县的冯梦龙都相距不远。出现这种现象，本毫不足怪：常用汉字仅数千，适宜取名的字更少，人物同名之事，不是用“概率”否定得了的。 当然，蔡义江先生还是注意到用物证来支撑自己的推论的。他在《感言》中问道：“曹颐生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到敦诚写诗挽曹雪芹的乾隆十九年(1764)已七十五年了。其兄岂非已近八十?”在《释疑》中，他针对刘广定先生以宜泉吊曹雪芹诗不提《红楼梦》著作，认定伤吊的对象不是写小说《红楼梦》的曹雪芹反问道：“敦诚有《挽曹雪芹》诗两首(若加上前一首的改稿则有三首)，提到过《红楼梦》吗?敦敏有《河下集饮题壁兼吊雪芹》诗，提到过《《红楼梦》吗?他们不仅在伤吊时不提。遍检兄弟俩写的十余首有关曹雪芹的诗，再加上那些杂记、书札中涉及到曹雪芹的文字，谁又能找出‘红楼梦’三个字来呢?这该不会忘记吧?敦诚等所说的曹雪芹，有原注‘其先祖(曹)寅’字样(见敦诚《寄怀曹雪芹霑》诗注)，总不能再怀疑他不是那个写《红楼梦》的曹雪芹了吧?那么，为什么容许敦氏兄弟不提而唯独对张宜泉作如此要求呢?” 用一件“铁证”来支撑另一件“铁证”，是红学家习用的考证方法。敦诚的《四松堂集》被蔡义江先生视为“铁证”，是诗注中有“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但他应该想一想：曹寅死于l712年，而被红学家指实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则生于1715年或]719年(即曹寅死后的三到七年)，曹雪芹完全不可能“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因此，敦诚的话在考证上甚或法律上，都是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的。我曾经说过： 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的敦诚，可能确与一个叫曹霑号雪芹的人诗文赠答往还，此曹霑或许自称、或许被人误认为江宁织造曹寅的后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位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写作毫无关系。敦诚的《寄怀曹雪芹》所描绘的“身著临邛犊鼻辉”的曹雪芹形象，是无法得到验证的。因为谁也不能提供曹雪芹有过像司马相如和卓文君那样身着犊鼻辉"-3卖酒的证据。诗中说：“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小注：时予在喜峰口)，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将曹雪芹说成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人物。也与(红楼梦)作者的器度志向不符。……诗中劝这位曹雪芹“不如著书黄叶村”，颇被红学家说成 是回去写作《红楼梦》的证据。但按照小注所云“时予在喜峰口”去考证写诗的时间，我们就可根据敦敏所作的小传，得知敦诚在喜峰口为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而按照甲戌本的说法，“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那部《红樓梦》在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早已经历了“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写作过程，宣告成书了，又何劳敦诚去提醒他去著书黄叶村呢?《明义〈题红楼梦〉的辨伪和袁枚〈随园诗话〉的认真》，《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1辑) 那么，敦诚所说的曹雪芹，和宜泉提到的曹雪芹是不是同一个人呢?蔡义江先生的答案也是肯定的。他的根据是：“相同处还不止曹雪芹的名字号，还有居住在北京西郊的地点相同、周围有碧水青山的自然环境相同。为人放达又好饮酒的习性相同。能文能诗‘爱将笔墨逞风流’的文字修养相同，擅长绘画的技艺本领相同．没有活到五十岁就夭亡的寿命相同……等等，如果说天下竟存在着这样两个什么都相同的克隆人，那就只能认为是天方夜谭了。”两位“曹雪芹”真的是“什么都相同的克隆人”吗?请看以下诸项要件的对比： 1、名：敦诚《寄怀曹雪芹(霑)》，曹雪芹名“霑”；而《春柳堂诗稿》则名“霑”(见附图书影)。 2、字：曹芹溪字“梦阮”，系由宜泉第一次揭出；敦诚未闻雪芹有此字，但有“步兵白眼向人斜”之句。按《札记·檀弓上》：“幼名，冠字，……周道也。”疏云：“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字应据本名涵义，且由父执一辈来取。雪芹之父执辈居然为他取“梦阮”为字，以怂恿他去“狂傲放达”，绝无可能。 3、号：敦诚《四松堂集》抄本诗集卷上有《赠曹芹圃》，原注：“即雪芹。”宜泉则谓其号“芹溪居士”。乍一看都有一“芹”字，二号似可并存。然“圃”乃种植瓜蔬之园地，与“芹”尚有联系，却不闻“芹”与“溪”挂钩的典故。 4、年龄：敦诚《挽曹雪芹》：“四十年华付杳冥”，则似应在38至41岁之间；宜泉则谓“年未五旬而卒”，虽系大约而言，但至少应在48、49岁。 5、家世：敦诚曰：“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如此重要之事，宜泉却丝毫不知；敦诚《挽曹雪芹》有“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之句，下注：“前数月伊子殇，因伤感成疾。”宜泉有《伤芹溪居士》，却未提及任何有关“孤儿…新妇”的事实。 ……一一扣除下来。两人所叙及的“曹雪芹”。恐怕只剩下“放达好饮，又善诗画”一条相近了。试问。封建时代的文人，又有多少人不是“放达好饮，又善诗画”的呢?这种“相近”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敦诚和宜泉所指，分明就是“两个曹雪芹”，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学术研究的郑重结论。 蔡先生第二个独创性的“论证”，是对“张介卿是张宜泉孙子”反证。他说：“张宜泉不是张介卿的祖父而是其曾祖或高祖。介卿对其祖辈的情况茫然不知。他委请给{诗稿)作序跋者，也未必真的知道张宜泉其人。”如果说，他对于“几个曹雪芹”反证。用的是“概率”的推论。那么，对“张介卿很可能弄错了祖先的辈份”的证明，则是蔡先生“自身的生活体验”的产物。他写道： 有人若问我：“你的祖父名什么、字什么?他的生卒年你可知道?”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很惭愧，我一时说不上来，得回家去查查书。”……由此我想到了张介卿。张宜泉是个穷教馆，想来不会给后代留有宗谱家谱以备查考。介卿弄不清祖辈的名字号，太可能了。即便知道祖父大名，古人常会有又名，还有字、别字、雅号等，他都一一清楚吗?能确切断定“宜泉”是或不是他祖父吗?很难。我想，介卿多半也是听父亲说的。如果他父亲的交待含混，比如说“这是祖父留下来的诗稿，你保存好，将来若可能付梓传世最好。”如果介卿当时不太细心，没有进一步核实父亲的话，那么，父亲说的“祖父”是指父亲的祖父呢．还是介卿的祖父?“留下来”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代代相传下来的呢，还是指祖父自己的遗稿?还可能他父亲也不太清楚。只说是“祖上”或“祖宗”的诗稿，而介卿就记成或理解成自己祖父的诗稿。再或者当他决定刊行《诗稿》前，有些问题自己也不太吃得准，想再问问父亲时，父亲已过世了呢?诸如此类情况，也并非不可能的。这是一部未署年代的诗稿，虽文中有“昔丁丑礼部试”、诗题有“曹雪芹”(不像今天他的大名已尽人皆知)等字样，只要不是有历史考据癖的人，谁又会费力去先对作者年代作一番考证，然后发现时间上的矛盾，再对宜泉为介卿祖父提出怀疑呢?既然张介卿说宜泉是他祖父，那还能假? 根据种种迹象表明，张介卿其人学问有限，文字水平不高，对其祖上的事情几乎不了解，且已无处可问了，但他人情练达．能与在官场混的有身份的人拉上关系。《诗稿》申刻错的、颠倒的字词不少。都没有在付印前发现纠正；介卿自己没有在《诗稿》刊本上留下一个字，按理说也该有一篇文字述说一下他家包括父亲和祖上的情况、《诗稿》是如何传下来并决定刊印的等等(如敦诚《四松堂集》除有序外，尚有其兄敦敏撰《敬亭(敦诚的字)小传》一文记其事历)。就连“先生嫡孙张介卿惧其久而散失，将寿诸梨枣(交付刻印以便久存)而问叙于余”的话，都是别人转述的。因而我们见不到诸 如“张公宜泉先生，讳某，某地人”等文字，甚至在整本书中都没有提到他姓“张”而只称“宜泉先生”。难怪刘广定先生要怀疑他“可能也是‘内务府汉军’。不一定有‘张’姓”了。 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抄录这段妙文，是要让读者领略一位当代红学权威的才略和丰采。尽管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体的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但蔡义江先生这种以今类古、推己及人、“提不出任何证据的猜想”，未免与中国的国情相去太远。在封建时代，人们最看重自家的祖宗，记住世系是最要紧的大事．“数典忘祖”则是对人最重的辱骂。请看《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贾珍要为贾蓉捐个“前程”。命人写了一份“履历”送与戴权，上面写道： 江南应天府江宁县监生贾蓉，年二十岁。曾祖原任京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咸将军贾代化，祖丙辰科进士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 《红楼梦》的不同版本间，虽有“应天府”与“江宁府”、“丙辰科”与“乙卯科”的差别。但履历的文字却是基本一致的。上面不仅有祖、父两代的科第名字，还有曾祖的职位封爵名字，与贾蓉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样需要“前程”的张介卿，怎么可能“对其祖辈的情况茫然不知”呢? 《春柳堂诗稿》卷首有光绪十五年丑卯(1889)赐进士出身礼科给事中贵贤、赐进士出身沈阳督学使者延茂的序。卷末有赐进士出身四品衔国史馆协修会典馆协修工部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济澉的跋。据《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贵贤为光绪二年(1876)进士，延茂为同治二年(1863)进士，济潋为光绪九年(1883)进士。延茂的序中说：“先生嫡孙张子介卿惧其久而散失．将寿诸梨枣而问叙于余。余既喜宜泉之性情敦厚，曾于诵读其诗间恍惚遇之；而善承先志，不忍忘亲，即此一端，更可以见张子之孝思不匮矣，爰濡笔而为之叙。”据震钧《天咫偶闻》卷三：“延茂，字松岩，汉军正黄旃，姓杜氏，以文学著称，管官学，成就后进最多。及官吉林将军，营官皆诸生徒任之。”这么一位“成就后进最多”的督学使者，是不可能将张介卿的辈份搞错了的。 蔡先生第三个独创性的“论证”，是对“最初错把《春柳堂诗稿》归于兴廉名下、误将二人视为一人的杨钟羲”的推断[2]，。他说“杨钟羲把《诗稿》归于铁岭宜泉司马兴廉名下时，(诗稿}早已刊行。他误把张宜泉当作彼宜泉，除了名字相同是原因外，介卿自认是作者嫡孙和《诗稿》不标张姓也都是重要原因。因为按辈份推算起来，兴廉确与介卿祖父辈年岁相近，再也不会想此宜泉竟是乾隆间人。加之未冠以‘张’这个汉姓，令杨钟羲觉得宜泉先生当是旗人。情况也跟自己上代原无‘杨’姓一样一一也就是刘先生的思路。所以要说杨钟羲张冠李戴了，还得首先归咎于张家人自己糊里糊涂地把祖宗辈份搞错了，这才又进一步误导了别人”“误导”云云，颇能反映蔡义江先生的心态，因为杨钟羲把《诗稿》归于铁岭宜泉司马兴廉名下，不免把考证曹雪芹的材料“搞乱”了。以至于妨碍了今日红学界确认“此曹雪芹即彼曹雪芹”的大事! 蔡义江先生不了解的是，认定兴廉即《春柳堂诗稿)作者，最权威的材料是巴噜特恩华《八旗艺文编目》的著录：“《春柳堂诗稿》，汉军兴廉著。兴廉，原名兴义，字宜泉，隶镶黄旗，嘉庆己卯举人，官侯官知县、鹿港同知。”巴噜特恩华生平不详，他可能是道光咸丰间大学士柏莅的后人，或系蒙古正蓝旗人，大约与柏樓之孙崇彝同时。崇彝著有《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史料价值很高。恩华的(八旗艺文编目)四卷补一卷订一卷，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中国目录学家辞典》曾给予很高评价：“此目采辑满、蒙、汉八旗人的著述。先著录书名，次著者姓名，并考述他的经略于后。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这些书是编者收藏的，则注一‘收’字；转抄的，则注一‘抄’字；不是自己收藏，或曾见过原书，或据别种书目著录，都加附注。”(见申畅等编：《中国目录学家辞典》第32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没有理由对恩华关于《春柳堂诗稿》的著录不予信任。 刘广定先生新发现的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增添了一份重要的傍证。该书成于同治八年(1869)秋九月，比《春柳堂诗稿》的刊行早20年。其“宜兴廉词”条云：“岁乙卯，道出邵武，铁岭宜泉司马兴廉觞余丞廨，出示所藏书画，辨证真贗甚确，余实懵然不解。……宜泉原名兴义，隶旗籍，嘉庆己卯孝廉，任侯官令，蹶而复起，升鹿港同知，卒于任。”(参见《(春柳堂诗稿)的作者问题试探》，《红楼》1999年第1期)丁绍仪所述，与恩华对《春柳堂诗稿》的著录，是对得起头来的。《春柳堂诗稿》有《咏鸟啼竹丛明月图》诗：“妙墨无人识，黄筌我独惊。”按。黄筌，字要叔，成都人，善画，事前蜀王衍为待诏，人宋，隶图画院，其画宋秘阁珍之为上品。此诗所咏。与“出示所藏书画，辨证真赝甚确，余实懵然不解”，适可互相印证．说明岁乙卯(1855)，宜泉正在福建邵武府任同知。丁绍仪和巴噜特恩华都未介入后世《红楼梦》著作权的争论，他们是绝无“存心误导”的动机的。 总之，在蔡义江先生的“论证”中，明明是可能的事，他偏要说是不可能；明明是对的事。他偏要说是错的，这是否也是“千方百计去寻找有利于自己的所谓‘证据’，而置大量不利于自己说法的明显事实于不顾，或避而不谈，或任意曲解引伸，以便自圆其说”的“以非为是”的作风呢? 三、《春柳堂诗稿》中有关作者行踪的信息 蔡义江先生的目标，是要“确定诗中的曹雪芹就是《红楼梦》作者”，就中的关键，则是判定宜泉是不是兴廉。只是由于他不清楚论题的历史和现状，又未去发掘新资料(他自己也承认：“兴廉的生平事历全据刘广定先生大作所引资料”)。只能凭借“自身的生活体验”。兴之所至地在他人开辟的基地上运作，与之对话是比较费力的。但蔡义江先生的“释疑”也有一个好处，即他把宜泉(即他认定的作《春柳堂诗稿》的“张宜泉”)和兴廉“生平事历”的差异具体化，也将问题明朗化了。其中有实质意义的差异有：一、“兴廉一生中许多时间都在江南度过．而张宜泉自幼至老足迹极少离开北京一带。”二、“兴廉中过举，宦海浮沉多年，曾率兵勇乎过‘乱’，南下闽台还有姬妾陪伴；张宜泉无功名家业，一门屡遭不幸，勉强靠教馆课徒糊口，直到老来发稀齿缺，仍坎坷贫穷。”如果我们丢掉偏见，充分重视(诗稿)本身提供的“种种迹象”(蔡义江先生语)，有关作者行踪的信息，就会显现在我们面前： 第一，《春柳堂诗稿》提供了作者确实到过福建一带的信息。 我们看到，《诗稿》所咏有许多南方的风物。《闲奕》云：“暇日休闲过，楸枰暂一开。有忧能少解，非约亦多来。别墅花仍植，巴园橘尚栽。风流高所寄，作赋见奇才。”巴园栽橘，当不是北京的事。《书春儿远持莲蓬藕见贻走笔以示》云：“有意俦怀橘，池中物可尝。买来途最远，献处几生香。苦粒含莲子，情丝断藕肠。既知当努力，幽谷益辉光。”诗中又一次提到了橘，还说买了池中新采的莲蓬藕来尝，这也不是北方的景象。《冬暮二首》其一云：“丝鸡虚饯腊，粉荔失迎年。”所咏是地地道道的福建特产一一荔枝。不仅如此，宜泉在诗中还明明白白告诉当地友人，他是北方人，身寄南方的。请看《别田舍主人》： 兵厨相谢罢．束栽上归骖。冬别原非一，秋逢每是三。田园催北去(注：家当身北，故近身之田园催而去之)， 松竹忆行南(注：身寄家南，故在家之松竹忆其归之也)。知得皇恩重，何由补自惭。 最可寻味的是《晚投彩屿村》：“彩屿原无屿。寻名驻晚天。孤村千店月，冷树万家烟。犬吠长街静，牛鸣短巷连。当炉能助兴，频送酒如泉。”按，“屿”字有二解。左思《吴都赋》：“岛屿绵邈，洲渚冯隆。”《文选》注：“屿，海中洲，上有山。魏武《沧海赋》曰：‘览岛屿之所有。’”则“屿”为小岛。又，宋戴侗《六书故》：“乎地小山也，在陆为屿，在水为岛。”则“屿”为平地小山。此二解，都不好解释诗中“彩屿原无屿”之故。按闽江下游，古来多沿海沿江的小岛，习称为“屿”，后来由于泥沙的淤积，陆地逐渐向海中延伸，使许多原先在海中江中的“屿”，渐渐成了陆地的组成部分。这种由地形变动带来的地理现象，惟闽侯所特有。郑祖庚纂修《侯官县乡土志》卷六《地形略》．记有厚屿、董屿、郭屿、葛岐屿、南屿、北屿、下屿、薛屿、吴屿、蟠屿、白屿、柯屿等。查今日之福州、闽侯地图及(福州市地名录)，在闽江两岸仍可见南屿、北屿、厚屿、吴屿、葛屿、董屿等地名，复有横屿、盘屿、东屿、唐屿、洋屿、象屿、猴屿、照屿、鼎屿、海屿、前屿、后屿、过屿、台屿、英屿、竹屿等，除了极少数尚有山形残留，其余多是“名屿原无屿”的村庄。“彩屿”虽暂未查到，但它肯定不是北方的地名，是不须证明的。 还有一首《过马跡桥吊古》云：“桥名呼马跡，有庙建何年?红日来相照，白云去不还。东村莎迳集，南苑土墙连。或恐迷行客。停车话灌田。”马过留跡，本是平常之事，然以“马跡”名桥，当有其特殊之典。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以“马跡”命名之山有二：一在江西鄱阳县东北二十里，山势萦旋，众峰环拱(《明统志》；一在陕西省旬阳县，《水经注》二七《沔水》：“县北有悬书崖，高五十丈，刻石作字，人不能上，不知所道，山下有石坛，上有马迹五所，名曰马迹山。”又，以“马跡”名之山有三：一在江苏武进县东南七十里太湖中，《舆地纪胜》：“崖壁间有马跡隐然，世传秦始皇游幸马所践。”一在江苏丹徒县东南三十五里，在今紫府观(《镇江府志》)；一在湖北鄂城县南一百三十里．“石上有双马蹟。”(《舆地纪胜》)此五处之马迹，皆与山有关，则其地无桥可知。而福建光泽县有名马迹者，地处富屯溪之支流，与江西邻近，今属寨里乡(附见《福建省地图》)。其马迹之名，自有典故可考。据光绪丁酉(1897) 《重纂光泽县志》卷二十九《杂录》云：龚祐成，崇仁人，贩盐为生。遇骑而过者，请以马易盐。祐成审非妄，易之。引至狮子河洗焉，则鬣內隐隐见鳞甲，大惊，以为龙马，深自秘匿。偶有事福州，平明骑出关，抵家日未中，计往返已千六百里。又遇人授以剑，奇光溢目，亦非常佩，益自负。稍聚里中无赖，剽掠诸村，远近附者益众，郡县不能制。购其首千金。有甥出入其卧內，伺熟寝，取其首以献，县境以宁。初，祐咸发难，据险为巢，官兵即之，祐成期来日战。是夜，坏山为城，分兵五队，队各个人，祐成仗剑骑马，阵兵城外，甲仗旌旗，五色耀目，金鼓之声，震动山谷，官兵骇退。既授首，剑飞东山．其首没石，马亦失所在。今操兵坪马迹当蹄处，深入寸许。樵者至今见之。《据旧补志》 此中之崇仁，为光泽北乡。宜泉诗谓：“桥名呼马跡，有庙建何年?”对于这一奇特地名，作为外地人是不免感到兴趣的；当他发现桥旁居然又有一所古庙，就更加好奇了。福建民间信仰之复杂，为全国之最，地方给抗拒官府的龚祐成建庙，是很自然的。“东村莎迳集，南苑土墙连。或恐迷行客。停车话灌田。”莎为香附子，附于蔓生，车水灌田，也分明是南方田野的景象。由此可见，《春柳堂诗稿》作者确实到过福建，而不像蔡义江先生所说只到过浙江的天台山。 第二，《春柳堂诗稿》提供了作者确实做过官的信息。 那么，宜泉到南方是去干什么呢?答案是：做官。其中有三条证据，恰是蔡先生为说明“张宜泉的境况”。特意在《春柳堂诗稿》内摘出来的： 证据之一是《五十自警》：“天命知还未，蹉跎五十春。服官惭计拙，衣帛愧家贫。玉液觞称旧，银丝面挑新。晚年别无望，有子喜呼麟。”这首诗能说明什么?蔡先生没有具体申说。诗中的关键，在“服官”一词。服，有从事、担任之意，务农曰“服田”，经商曰“服贾”，出仕则曰“服官”。钮璘《(觚賸)自序》云：“幼而就傅，延吴札于枫江；长且服官，谒徐陵于柏府。” （有康熙三十九年刊本)王械《秋灯丛话》(有乾隆四十三年原刊本)卷六第十六条云：“某监司家失火，有王氏客负其二子出，监司谢之。又曰：‘箱箧中尚有部照一纸，系某他日服官券，不识犹肯为力否?”，汪堃《寄蜗残赘》卷一《石殿撰受冥秩》云：“乾隆庚戌殿撰石公韫玉，吴县人，官山东按察司，因案降编修，栘疾不出，寿八十余而终。殁后见梦于门下士黄某，云：‘我平日服官，功过仅足相抵；惟全活八百余命为大功，得受冥秩矣。’缘在成都府任内，制军擒获叛党八百余人，欲尽诛之，公婉转陈请，仅戮渠魁十余人，余俱安插得生，全活甚众，故冥司录为大功云。”都是“服官”乃做官的傍证。古代平民为“布衣”，做了官才有资格“衣帛”，诗中以“服官”与“衣帛”对举，表明宜泉确实做了官。蔡义江先生断言：“张宜泉是个穷教馆，想来不会给后代留有宗谱家谱以备查考。”早在七年前，魏子云先生就据《闲兴四首》之二中“传家笏未遗”之句。判断宜泉为世家子、宦门后，是很正确的，因为“笏”就是做官的标志，况且此句下有注云：“谓余先世曾累受国恩。”他又据“小臣忻圣化”、“勤王岂惮劬”之句，判断宜泉做过官(《治学考证根脚起一一从(春柳堂诗稿)的曹雪芹说起》，《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2期)。宜泉的社会地位如何，《诗稿》中并不缺乏内证。《为过友家陪饮诸宗室阻雪城西借宿思三张秀书馆作》云：“踏雪移筵地别寻，留连非只为知音。朝游北海朋满座，风起南州玉满林。”如若宜泉不是旗人，一个穷教馆，能陪饮诸宗室吗? 《五十自警》“玉液觞称旧”之句，亦显示宜泉为旧家子弟。《题祖先堂画轴》云：“庙貌开图画，先灵寄此中。表功辉烈日，述德肇遗风。”家中分明有规模不小的祖先堂，庙中陈列着历代祖先的画轴，显示着他们辉煌的功绩。《先茔祭扫》云：“自惭沾世德。未获丕家声。”对于宜泉来说，“世德”、“家声”，都是值得夸耀于人的。 证据之二是《感遇二首》，其一云：“牢落何时了，年来意未安，不知新病瘦，只讶旧衣宽。况味浑尝胆，流光易跳丸。诗裁两眼泪，滴滴血成团。”其二云：“顾养惭无力，竭诚事已淹。志心何可问，口体尚难兼。”其一蔡先生全抄了．其二只抄了前四句，偏漏了后四句： 捧檄当为悦，监池讵避嫌。空能独戏彩．母闷转增添。 “捧檄”一典，倒是理解诗义的关键。按，《后汉书》卷六十九云：“庐江毛义少节家贫，以孝行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人。喜动颜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贱之，自恨来，固辞而去。及义母死，去官行服。数辟公府为县令，进退必以礼。后举贤良，公车徵，遂不至。张奉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届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者也。”，注：“檄，召书也。”《骆宾王集》三《瓜步狐》：“擰檄辞幽径，鸣根下贵洲。”檄，是召书，是官符，是委任状，“捧檄”，就是奉命就任。宜泉在诗中以毛义自许，表明自己也是‘：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况且毛义和他恰好都是做的县令。明白了“捧檄”的典故，再来看“监池讵避嫌”，就好理解了。“池”是城池，“监池”就是担任县令之职，“讵避嫌”，就是恪守职责，不避嫌疑。 证据之三是《自嘲》：“癖性成清懒，吾庐废扫除。蛛丝牵幕细，鼠迹印床疏。”蔡先生又只引了前四句，漏抄了后四句： 零落囊申句，纵横架上书。陈蕃期可作，应料喜同居。 “陈蕃”一典，是理解诗义的关键。《后汉书》卷九六《陈蕃传》：“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郡举孝廉，再迁为乐安太守，累拜太尉、太傅，封高阳侯。宜泉在诗中以陈蕃自许，表明白己也怀有“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之志，且已中举(孝廉)，期望与陈蕃一样，前程无量。． 与此相类的证据，还有《冬暮二首》其二，诗云：“家景残冬纪，元龙鉴赏高。梅含春人意，竹带雪凌操。题柱情犹壮，书裙兴尚豪。试讴心曲血，几度染恬毛。”“题柱”之典出《华阳国志·蜀志》，谓司马相如初赴长安，过成都昇仙桥，题句于桥柱，自述致身通显之志，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太平御览》卷七三、《艺文类聚》卷六三引此，桥名作“升迁桥”。岑参《昇仙桥》：“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下归。”苏轼《复改科赋》：“虽负凌云之志，未酬题柱之心。”可以想见，宜泉当日亦怀致身通显的题柱之志，如今壮志已酬，故有以陈登(字元龙，举孝廉，为广陵太守)自比之豪情。 除此而外，《春柳堂诗稿》还有许多写实的诗篇，记录了宜泉的官宦生涯。《壁彩对参差》云：“月向冰池照，人同壁彩看。高低光互映，上下影相干。合处成双美。分来讶二难。球琳辉殿陛，圭瓒焕楼栏。天宝交珍席，国祥并着盘。晶莹明尽炫，比象体俱完。朗矣还多润，温其尚带寒。羡伊工赋物，珥笔藻思殚。”末批曰：“宏敞秀丽，是金华殿中人语。”按，《汉书》卷一百上《叙传》云：“(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大将军王凤荐伯宜劝学，召见晏呢殿，容貌甚丽，诵说有法．拜为中常侍。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伯受焉。”颜师古注曰：“金华殿在未央宫。”曹植上疏曰：“若得辞远游，戴武弁，解朱组，佩青绂，驸马奉车，趣得一号，安宅京室，执鞭珥笔，出从华盖。人侍圣问，拾遗左右，乃臣丹诚之至愿，不离于梦想者也。”(《三国志》卷十九)后世因以“珥笔”谓侍从之臣插笔于冠以备记事。宜泉以“金华殿中人”的身份，来写他看到的大内宫殿的辉煌景象，说明他确实在宫中当过侍从之臣。《孟冬廿五日恭纪驾幸瀛台北海阐福寺道场》，写十月廿五日“车驾幸临”北海阐福寺，他“恭纪”这一盛况的情景：“每闻钟鼓喧朝日，今见銮舆下晓风。柳岸霜连宸幄白，梅堤春映御衣红。”而这正是他的工作。《春色满皇州》云：“阊阖开黄道，东风出紫宸。霏微香陌迥，澹荡御阶匀。彩日辉纶掖，晴烟袅锦间。花明三殿晓，柳媚九重新。穿楼燕翦频。应昌徵镐晏，鸣盛叶韶钧。喜洽趋朝履，欢生人觐绅。愿言临帝阙。拜首咏长春。”诗中的“紫宸”、“御阶”、“纶掖”、“三殿”、“九重”、“帝阙”，或敬空，或抬头，都是有关帝王的事物，“喜洽趋朝履，欢生人觐绅，愿言．陆帝阙，拜首咏长春”之句，更是非官宦人士所不能言。《秋月如圭》，首句“九秋清禁月，高涌一轮圆”，结句“朗耀彤庭上，疑持黻座前”；《早起过大宫门》：“御苑晴烟合，宫门晓雾开。百舆花底散。千骥柳边来。鹿下龙岩草，岛眉民风沼苔。无为符至化，眺望独徘徊。”批：“写景逼真，独得太平点缀。”《春晓御河桥即景口咕》：“芳塘流水阔，晴暖禁园春”。“胜景皇情惬，年来游幸频。”《再叠前韵》：“小臣忻圣化，经过不辞频。”“阅阖”、“帝阙”、“清禁”、“彤庭”、“御苑”、“禁园”，都是他经常出入的地方。 《诗稿》还反映了宜泉当地方官的任职情景。《殉节诗十二韵》题下注：“黄门次女赍志从夫，慨归泉壤，因具疏上闻，表彰乡间，诗以纪之。”将本地节妇烈女事迹及时上疏朝廷，予以表彰，以正风化，正是地方官的职责。诗中有“风箫梅岭弄(上年十月于归)，鸾扇麦田空(次年四月殉节)”之句，未有“绅维由此振，声价倍江东”之句。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梅岭”有八，其中有四处在江西，一处在浙江，三处在福建，它们是：一在闽侯县北，一在崇安县东南六十里，一在诏安县东南三十里海滨。查(福州市地名录)“郊区地名图”四(见附图)。梅岭在宦溪乡。“江东”通常指长江下游之南，但宋代又称“江南东路”．而以江西全境为“江南西路”，福建处江西之东，或可以“江东”称之。既称“江东”，则四处在江西之梅岭，自可排除；闽侯之梅岭在闽江之东北，称为“江东”，亦无不可。可以肯定的是，北方是绝无称作“江东”的。 要之，《春柳堂诗稿》的作者是身寄南方的北人，他的诗篇中同时出现了地处闽侯的梅岭和地处光泽的马迹，这三个因素汇集在同一人身上。足以说明他就是《八旗艺文编目》所著录的《春柳堂诗稿》作者，原名兴义字宜泉、隶镶黄旗的嘉庆己卯举人、官光泽侯官知县的兴廉。那么。蔡义江先生“张宜泉无功名家业，一门屡遭不幸，勉强靠教馆课徒糊口，直到老来发稀齿缺，仍坎坷贫穷”的错觉，是怎么产生的呢?一，对“一馆由来绊此身”作拘泥固定的理解。宜泉的确坐过馆，授过徒，但并不等于他日后就不会做官。二，将“做官”与“发财”等同，以为做官就一定不会穷，或者不会哭穷叫穷。《天咫偶闻》卷三：“世家自减俸已来，日见贫窘，多至售屋，能依旧宇者极少。以余所见，如续顺公沈氏、靖海侯施氏，皆数易其居，赁屋以处。”只要想一想，如果宜泉真的“终身无功名”，“必非作者的直系子孙”、且又身居高位的“副护军参领衔内务府会计司主稿笔政德贵”为什么要“敬刊”这部诗集，以“表达他自己对这位前辈作者的一种敬仰的心情”呢? 这里，还得再释两个蔡义江先生的“疑”： 一是丁丑礼部试能否证明宜泉是乾隆时人的问题。蔡义江先生强调：“钦定乡试增五言排律在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已是不争的史实；‘我皇上’、‘圣天子’都只能是对当今皇帝的称呼，到嘉庆、道光年间人已不能再这样称呼‘先帝’了，这也是常识；还有不标朝代的干支，一般都用于自己所处那一甲子(60年)内或相近的年份，除了已成专用名词的如‘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等以外。”我们对《春柳堂诗稿》提出质疑，从来就没有忽略这个事实。“增试五言排律八韵”的颁布，使教学内容发生重大改变，即在正常八股之外，增加诗艺一门，以满足应试的需要。自序说：“予垂髫时，受业于西江詹先生，学文艺兼为吟咏，六艺之说，始知致力”，指的就是“考试指挥棒”对教学的影响，这对多数读书人来说，它是远比其他变革要大得多的。序中“想昔”二字。正说明了这一点。魏子云先生曾从乾隆一朝文网严密着眼，指出《游太阳宫有感》中的“得仰大明悬”，判定宜泉不可能是乾隆年间人《治学考证根脚起一一从(春柳堂诗稿)曹雪芹谈起》，蔡义江先生虽不以为然，却没有提出反证，只说：“用字择词。不但有可能因时而异，更是会因人而异的，说什么也不能绝对化。”事实是：乾隆十九年，盛京侍郎世臣诗中有“半轮明月西沉夜，应见长安尔我家”之句，就被遣戍黑龙江；四十三年，徐述夔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戮尸；四十五年，戴昆诗中有“长明宁易得”之句，亦戮尸；四十七年，方芬诗中有“梦里哀鸿听转明”之句。其五世孙方国泰杖一百，徒三年；四十八年，乔廷英诗中有“千秋臣子孙，一朝日月天”之句。凌迟处死。一时“明”、“日月”诸字，皆被视为违碍，弄得人人自危。《诗稿》中还有一首《日月无私照》，题目有“日月”二字。已不免犯忌，结句云：“有明符圣德，遐迩披光融”，复加批语云：“从日月实写出无私照来，博大昌明”，都是极易招祸的。所以它不可能作于乾隆时期。又。《雨雪载塗》云：“怀国浑忘苦，勤王岂惮劬。”“勤王”是指臣下出兵对王室的救助，乾隆一朝乃有清之鼎盛时代，号称“十全之武功”，根本不需要“勤王”。清代国势中衰的第一件大事，是嘉庆十八年(1813)的天理教林清之变，其后又有道光六年(1826)的回疆之变，在那以后，才会有臣下的“勤王”! 二是宜泉是否姓张的问题。蔡义江先生最有智慧的发现，是从“我若名颠字亦奇(原注：昔张旭颠以善书称)”之句隐指张旭，证明宜泉本姓张，不是到孙子张介卿才冠以汉姓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旗人原本有氏而无姓，对于姓名的态度他们曾经历过重大的转变，这个疑问就可释然了。《天咫偶闻》卷十云：“八旗人家生子女，例须报明本旗佐领，书之于册，及长而婚嫁，亦知之。又必须男女两家佐领互出印结，谓之图片。凡三年一比人丁，又使各列其家人名氏，而书之于册，谓之册档。及殁，而削其名氏于册。故旗人户口无能增减，姓名无能改移，凡以为整军经武地耳。”清朝是旗人掌权的王朝，八旗子弟怀有高人一等的心理。由于时光的流逝，这种自豪感开始消退．加上一般人弄不清旗人的姓名字号，往往误将其第一个字当作姓来用。如《天咫偶闻》卷四提到“庆似村”，实为尹继善之子庆兰，字似村；“成容若”，实为纳兰明珠之子纳兰成德。字容若；“昌堇斋”，实为傅鼐之子昌龄，字堇斋；“图时泉”，实为图跆布，字时泉；“法时帆”，实为法式善，号时帆。与红学相关的人物，如明义，号我斋，或称“明我斋”；杨继振，字幼云，或称“继幼云”。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场面。于是有人在取名时，考虑采用类似汉姓的文字。如傅恒，曾祖名哈什屯，祖父名米思翰，父亲名李荣保，伯父名马斯喀、马齐、马武，哥哥名富文，可知傅恒是名，“傅”还不能算作姓。随着旗人的逐渐汉化，有人开始为自己冠以汉姓。如继振是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人，闽浙总督锺祥之侄，嘉兴知府锺裕之子，至继振方冠上杨姓；钟羲祖上以尼堪为氏，原名钟广，二十四岁时改名，冠杨姓。其时为光绪十五年(1889)，正是张介卿乞贵贤等撰序之时。宜泉或许早有冠以“张”姓的意念，但在正式场合却不好采用。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称“宜兴廉”，正是对旗人称呼特殊方式的残存，直到张介卿一辈，方堂而皇之地冠上了汉姓。 四、对宜泉生活年代和经历的大致推断 刘广定先生致力于宜泉材料的发掘，多有收获。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关于神光寺事件的考证。道光三十年(1850)，有二名英国传教士到福州，在城内乌石山神光寺租屋两间，将租约送侯官县用印，县令兴廉因不熟道光二十四年(1844)清廷与英人所立除领事夷官准租城内房屋，其余夷商俱住城外港口之协定，即于租约内用印交给，遭到绅民反对。由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畲负责交涉，二人上奏云： 侯官县知县兴廉办理错误，咎有应得。若遽因此撤任，转使置身事外，并恐启外夷轻视之心，臣等先行饬司记过，仍责成该县从容布置．务令该夷人等，自愿搬移。如或不知愧奋，办理始终失当，即当从严参办，以示惩儆。兴廉自知用印错误，因传谕各项匠人，不许为夷人修理寺屋。九月间连日阴雨，两夷所住之房渗漏不堪，只好搬至所租赁之道山观暂住，将神光寺交还。误用印之租约，亦缴还涂销(参见《(春柳堂诗稿)的作者问题试探》)。细味《五十自警》“服官惭计拙，衣帛愧家贫”之句。颇似作于在侯官知县任上被革职的道光三十年(1850)之后。诗题中的“自警”二字，大可品味。面对处理“夷务”一类全新的事务，他感到自己虽力图解决难题，但实在毫无妙策可施，于是便“自警”“白励”了。 如若这一推想成立，兴廉作此诗时五十岁，则他应生于嘉庆五年(1800)，嘉庆己卯(1819)十九岁，得中举人。其后在家乡一带坐馆授徒，曾一度人宫当差，还可能参加过平定回疆之役。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十四岁，任光泽县县令；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九岁，任侯官县令；咸丰五年(1855)五十五岁。任邵武府同知；咸丰八年(1858)五十八岁，任鹿港同知；同治二年(1863)六十三岁，复任。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八日(1866年1月24日)。在任病故，享年六十六岁。《哭子女并丧》云：“不获家门幸，重重祸痘疮。才舍娇女泪，又割爱儿肠。”原注：“余生二女一子，因出痘仅存一焉。”可见幸存的是女儿。《五十自警》云：“晚年别无望，有子喜呼麟。”则其子应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设若此子即张介卿之父，他二十岁时生张介卿，则张介卿应生于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十五年(1899)正二十岁。一个青年人，懂得将祖父的遗稿付梓，非怪贵贤要“嘉张子之孝思，不没先人之善”。延茂也称道“可以见张子之孝思不匮矣”了。我在《(春柳堂诗稿)辨疑》一文中，曾据张行的年龄推定道： 一九七七年十月，吴恩裕先生发现了两个红松旧式书香，上刻“题芹溪处士句”的五绝，书箱背面“还糊着写了一些书名的一张纸”，末端据说还写有“春柳堂藏书”五个字。书箱为张行所收藏。张行是河北深县人，是宜泉的第六代后人，其父张继善曾在琉璃厂虹光阁古玩铺做事（《曹雪芹佚著浅探》第10页）。张行一九七八年年三十三岁，可知他生于一九四六年。他是张介卿的曾孙辈，中间相隔父、祖两代。按，光绪十五年（1889）张介卿已是盛年，下至一九七八年张行的盛年，中仅八十九年，平均每一代为三十年，恰符三十年一世之教。（《红楼新辨》）29－292页，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 现已推得张介卿生于同治八年（1869），与其孙张行出生之1946年，中隔77年，是接近于事实的。 总之，判定《春柳堂诗稿》的作者确是兴廉，则他笔下的曹雪芹，与“卒于乾隆壬午癸卯间”的那个曹雪芹，就肯定不是同一人了。质之蔡义江先生，不知以为何如？ 注 ① 参见刘世穗先生：《张宜泉的时代与〈春柳堂诗稿〉的真实性、可靠性一一评欧阳健同志的若干观点》：“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对曾雪芹的研究说来，是相当重要的史料。从五十年代起，红学界的许多朋友曾经多次使用它。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重要性。甚至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我万万没有想到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居然还要来撰写文章。公开为它的真实枉和可靠性作辨护。” ②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八年前．刘世德先生扰提出来了。他说：由于“原书卷首署‘宜泉先生著’，只交代了作者的字或号．而没有说出他的姓和名。这就导致了作者被指认为另一个不相干的人。先是《白山诗介》的编者扬钟羲找到了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一兴康，把他推上了《春柳堂诗稿》作者的位置。”“后来《八旗艺文编目》的编者恩华沿袭了杨钟羲的说法。以讹传讹。。我这里说是蔡义江先生的。首创。，是假定他确实没有看过刘世德先生的文章．否則。他就有抄袭他人之嫌了。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4期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