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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天空——现当代壮族女性文学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黄晓娟 参加讨论

     壮族是除汉族以外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壮族千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具有民族个性的文化——女性文化,壮文中,妇女一词叫做“mehmbwr”,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伟大的母亲”或“伟大的女性”。
     在壮族的民间神话传说中,远古时代壮族女性的位置高高在上。从女神创世到女英雄救世,女性在壮族社会中的文化地位一直是十分显赫。从叙述人类的起源开始,被神化了的壮族女性形象一直不断出现:人类的始祖姆六甲,从花中来到人间,她是造人的女神;传说《月亮妹》中的月妹,用自己的青春追求大地的光明,终于为人类的黑夜带来了光明。在壮族的民间故事中,英勇顽强、果敢机智的巾帼英雄也很多:《妈勒访天边》中年轻的孕妇,勇敢的女性如蓝萨英等等,表现了远古时代壮族妇女勇于探索、百折不挠、舍己为人的良好美德。壮族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女英雄也很多:瓦氏夫人、冼氏夫人、班夫人、岑玉音,太平天国的女将朱达娇等,她们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曾立下赫赫战功,她们在反对统治者、侵略者的斗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备受壮族人民的歌颂和爱戴。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一直处于被奴役的状态。然而,在壮族地区,男尊女卑的观念较为淡薄,壮族女子绝少缠足,这与壮族妇女是生产中的主要劳动者有关。在日常生活中,壮族的女性多挑起家庭大梁,支撑着家庭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妇女与男子一样上山砍柴下田种地,担负繁重的生产劳动任务。加上壮族地区特有的民族文化和社会习俗如“歌圩”、“不落夫家”、“男子入赘”等,与古代汉族女性相比,壮族妇女能够自由而广泛地参与社交活动。因此,尽管在壮族民间文学中,妇女大多出身贫寒,但依然光彩照人。她们不仅具有强健的体魄、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且聪明智慧,如:刘三姐传说中的刘三姐,巧女固沙的女主人公,《宝葫芦》中的达英,《聪明的媳妇》中的三媳妇,《万事不求人》中打柴人的老婆等等,她们是壮族妇女优秀品德和聪明才智的代表,充分展示了壮族农村妇女聪明能干、敢作敢为的精神风貌。
     壮族的民间文学丰富多彩,而壮族的作家文学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似乎显得并不十分繁荣。“壮族文学中的文人文学,严格地说,是从明代才开始逐渐形成。”①壮家女子很少有机会接受正规的教育,她们大都接受口头传唱的民族民间文学的影响,能读书知吟的女子实为少见。直至清代,广西才出现了女性诗歌创作的高潮。清代广西有诗作传世的女诗人有40余名,有诗集行世的女性也达30余人。②但是,在壮族古代文学创作的队伍中,女性的身影是那样的稀疏。陆小姑和张苗泉是壮族古代文学当中两位较有影响的女性诗人。
     从性别视角观照和审视壮族文化与文学,可以通过去除历史文化中的遮蔽与厚饰,可以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壮族女性文化传统和现当代壮族女性文学发展演变的方方面面,进一步开掘壮族文学的丰厚内涵。
     壮族现代女性作家孤单的身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处于主流文学的边缘,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更是处于双重边缘的位置。
     壮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壮语是仅次于汉语的一个大语种。一千多年前,壮族曾借用汉字,创造了一种形、声、义结构并称的“土俗字”,因字数不多,也未通用。在古壮字未产生之前,壮族文人首先接受的是汉文化,壮族文人多是在汉族文化的直接熏陶下培养出来的,一方面他们显示出深厚的汉文学功底,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沟通壮族文学与汉文学的中间纽带。
     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女作家相比,壮族女作家的身影显得单薄。在壮族女作家当中,壮汉互融共荣的现象十分明显。1955年,党和人民政府曾为壮族人民创造了一种用拉丁文字母拼写的壮文,但是,用壮文写作的女作家几乎没有,对于母语的淡忘,与壮民族具有开放、容异的民族心理相关。这与自古及今,壮族人民一直以学会汉字汉语为荣,壮族读书人从小到大读的都是汉文书,长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习惯于汉语的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在壮族现代文学史当中,女性参与的声音非常微弱,只见壮族女诗人曾平澜孤单的身影。自古以来,壮族社会就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具有很强的容异心理。在壮族人民的性格中,善于接受外来与新生事物的特点比较明显。在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壮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富有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这些特点在壮族女诗人曾平澜身上也有鲜明的表现。
     曾平澜作为壮族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不寻常的女诗人,同时也创作了不少小说、戏剧和散文。她的《平澜诗集》收入1929至1935年创作的诗歌33首,1925年投身民主革命,在广东政府跟随何香凝从事妇女运动,后来又东渡日本留学,1934年回乡从事教育。在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30年代,她漂泊奔波,经历坎坷,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用诗歌表达自己坚强不屈的人生信念,和对现实社会的反抗,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
     革命战争的洗礼使曾平澜的视野极为开阔。她不仅是一位有才华的壮族女诗人,也是 20世纪30年代初期广西妇女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她以高昂的主体意识开始了对于女性命运和社会问题的探索与思考,追求女性的社会价值,追求妇女解放的思想很大程度反映在她的诗歌当中。她的代表作《女人》:
     怎么女人只是做男子温情的绿洒,
     只会把芳琴细奏?
     女人,虽不要做社会的中心,
     也要把整个的人生想透!
     尽管诗歌的境界不是特别宏大,但诗人用文字真实地表达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态度,出自于自觉的女性意识,实实在在地传达出追求女性独立的思想,讲述着女人在战争中成长的经历。
     在《重遇何香凝》中,诗人并没有刻意地去渲染政治以展现何香凝的形象,而是在战争的场景中刻画女性的成长:“忆昔日在革命怒潮中见她,她曾赶逐着怒潮前去,为着沉迷不悟的妇女,为着不平社会的组织。”诗人以女人的命运来对女性在战争中的命运予以真实的写照,从而将特定历史时段女性的生存状态凸现出来,是战争改写了女性的生活,也是战争成就了女性的生命,女性在动荡流转的战争年代,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对历史的塑造,充分地领受社会和人生的风雨的冲洗,在追求平民大众的解放中实现着女性自我独特的生命价值。
     曾平澜是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民族新人,她的写作活动和她的革命经历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她以高涨的热情响应着时代的要求,在革命斗争中寻找着更为广阔的人生价值。她的诗歌中有很多内容是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在黑夜里》、《到上海去》、《失业的人们》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民悲惨的命运和黑暗的社会现实,带有鲜明的革命与政治的激情。女性细腻的心理描写与战争的惊心动魄的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现了战争中女性生命的柔情与坚韧。这些诗作由内心世界对外在世界的感受转向对外在世界的描绘,传达出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风格的多样性。
     曾平澜生活在中国历史上大变革的时代,时代性在她作品中有鲜明的反映。作为与历史的一种必然性合谋,这一时期,曾平澜的写作一般性地立足于反封建的话语主题,抒发冲决封建礼教的强烈情绪,如《逃》:“逃逃,一逃,再逃,踏断这礼教的镣铐,向着自由之路奔跑,不管去路是荆棘或远遥。”这种类似于“莎菲”式女性的觉醒,表达了冲出家庭桎梏的决绝。曾平澜的诗歌创作,承续着五四女性诗歌当中对自由和自我解放的呼唤,表露了革命时代中女性风云激荡的情怀。女性的命运在战争的烟火中开始了漂流,也在战争中走向了成熟。
     作为一个革命斗争的亲历者,曾平澜的文学实践有着丰富扎实的政治内涵。对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投入,使她能够将女性视野漫出家庭、性别与族群,能够将女性解放策略安置在社会、民族、阶级层面上,她的诗歌充满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实践意义。如《在黑夜里》、《村人》、《到上海去》、《失业的人们》、《船夫》等等,文本构成具有鲜明的感时愤世、忧国忧民的特征,显示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豪情。
     “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人类间应该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般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③作为刚刚觉醒的知识女性,曾平澜对于爱情的书写是偏于精神之恋,爱情因为牺牲和克制而变得神圣而崇高。如《暗淡的色》、《不能忘的一日》、《在共同路上》等,女性对战争与爱情的承担与回避并没有直接进入,而是在以柔情的女性书写切入。女性的善良与爱心,在残酷的战争中辗转。这份在革命斗争生活背景中成长的爱,纯真而神圣,同时又充满了悲剧意味。
     在曾平澜的诗作中,没有刻意的民族的自我认同感,体现出30年代普遍的政治关怀和政治价值取向。但人物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壮族人热情、坚强的品质,民风民情在曾平澜的诗歌中有自然的流露,如《村人》,就具有较为浓郁的壮族民歌风味,并有着朴素的人生哲理。曾平澜的诗歌创作历程,展示了一位壮族女性觉醒而成长为革命者的过程。她的革命经历使她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有了自觉的高度,她的民族身份和性别意识,融会在诗歌中。
     然而,女性精神体验与主流意识形态同化形成的社会价值取向,带来人性的情感相当程度地混同于时代政治革命的潮流中,形成了以革命事业为中心的文学价值观。人的情感是基于生命本身的,女性在特定时代的主体性认同趋向,将基于生命本质反映真实的情感轨迹,毫无保留地寄托在社会革命实现的价值目标中。在曾平澜早期的诗作中,特定历史环境中,女性个体命运的特殊价值被遮蔽了。
     40年代回乡的曾平澜,在故乡的山水之间过着宁静的生活,诗风由此有了很大的转变:“抛却繁华归故乡,绿荫溪畔送斜阳,山风拂袖情无限,海错何如野菜香。”④(《偕冼居如溪边采艾》)诗歌显现出平和、委婉、恬淡。从战火纷飞的政治革命和集体潮流中回归田园的曾平澜,表现出生命深处的个性觉醒。尽管曾平澜没能走出灾难深重的时代,显露在她后期诗歌中的思考,预示了女性诗歌由寄托于外在的社会价值,转向生命的内在自由的寻找。
     当代文学中壮族女作家活跃的身影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壮族女性写作的行列中陆续看到一些年轻的身影。这些虔诚的小说、诗歌、理论的女性写作者,都先后获得过各种全国性的奖项。
     岑献青既有民族文化的成长背景,又受到规范的汉文化的高等教育,在年龄、文化修养、个人经历等方面,都有新时代的特色和个人优势。她的小说在展示壮族乡间生活的同时,对女性的生存和命运有独到的关注。她没有刻意地突出自己的性别,而是出于一种天然的本能去关注自己身边最熟悉的群体,自然地融进了对母族文化的感受和热爱。
     小说集《裂纹》记录了广西南部左江边,红土地上允丰寨中一群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岑献青以女性细腻敏感的心灵捕捉到了壮族文化传统中落后的因素,以及带给女性生命沉重感和压抑感的因素,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文学的思考和表现。
     女性形象在岑献青的小说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女性的关注更多的是思考女性自身的命运与前途。她以自己的心态去揣摩、体验、表现女性的感情世界,以女性作家特有的委婉亲切,以及对女性生活的敏感性,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绘了壮族女性的生活轨迹与情感世界的悲欢离合:《蝗祭》中吟香奶奶和吟香两代女性的故事;《逝月》中妲与三的恋情的故事;《天孕》中香云母亲的命运,这些女性无论敏慧还是忍让,都无法抵挡宿命的磨难。作品在落后的婚姻制度和习俗,浓郁的民族生活氛围中,揭示了传统观念、习惯势力对妇女有形或无形的压迫与伤害,这是一种无声无息却又可怕可憎的历史惰力,它若隐若现又无处不在,沉重地压迫着妇女的精神和心灵。
     在岑献青的小说中,充盈于字里行间的是对壮族女性的绵长关爱,从一个个鲜活的女性人物形象的生命跋涉中,反映出她对壮族女性世界及其命运的深层思考,对民族发展问题的艺术思考。壮族的悲怆的审美意识与下层妇女的命运丝丝相联系,在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的眷爱中,隐含着作者对民族文化存在痼疾的忧虑与反省,隐喻着作家对整个壮族历史文化的深层思索。
     神秘的自然景观描写,使岑献青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审美特征。在岑献青小说中,重复与持续出现的连绵不尽的山、河流等审美意象,蕴含着壮族人民特有的审美情趣和心理定势:
     “允丰寨像一支独木舟,四周的山峦像大海的波峰浪谷。英常常这么回忆那个遥远的山寨。在那里,外来人会被一种孤独无援的绝望感觉所包围,每日开门便见山,走的是山路,种的是山地。茫茫苍穹,太阳日复一日横空运行,允丰寨一定像落在巨人掌中,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巨人醒过来,就会一把将允丰寨捏碎。” (《逝月》)
     山是壮族人民成长、生活的地方,岑献青描绘的山,不仅揭示了人物活动的客观环境,更是人们思想感情的一个重要载体。类似这样的山岭、河流意象在岑献青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山的朦胧与丰富的壮民族文化载体密切相关,在感情上表明了壮族人民对超越大山障碍的强烈欲望,凝注了壮族人民渴望前行和走向幸福的古老梦想!作者把山与人物的生存状态相互交融,把自己强烈的审美意识诉诸笔端。
     在散文《永远的魂灵》中,岑献青从花山壁画中领悟到壮民族的先人,亦是用生命,带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凝聚在这悬崖上了,带了一个民族的魂裸印在这悬崖上了。与壮人的图腾崇拜 (山神崇拜)相联系,与壮人的赶山神话密不可分,而且还牵涉着壮人对自身恶劣环境的理解,先民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对生命的高度珍视。⑤壮族是一个像山一样刚强、像水一样柔韧的民族。对于山与水的感悟,展示了岑献青对民族、生命、性别的独特理解。山水连结着的是深层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审美意识,暗示着民族的过去,也预示着民族的未来情感走向。岑献青由于对壮族传统文化的认知、理解,一种天然的对本民族在情感深处的心理上的依赖,使她在创作中所涉及的审美领域、题材及审美对象等都有着浓郁的民族性。在汉文化和壮族文化的互动中融合,经历了中华文化和现代都市的洗礼,在阅读了丰富的生活之后,岑献青的创作具有多元文化视角,远在北京的她依然关注着壮族的历史、现在及未来的发展,注重现代意识对壮族生活的冲击,深入观察和体验本民族改革开放时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和人们观念的变革。
     在小说创作方面产生一定影响的壮族女作家还有陈多,陈多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创作的小说《庄稼理》、《大婶》都被译成了日文,小说中刻画的壮族老队长和壮族大婶的形象,深受日本读者的喜爱。80年代中后期陈多的小说创作逐渐走向成熟,《落红巷》、《“非洲村”皇后》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民族特色不但表现在外在的形式上,更表现在内在的心理素质之中。陈多的作品确实没有对歌、抛绣球、不落夫家之类的壮族风俗描写。但只要你认真阅读她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她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壮族人民纯朴、正直、善良、宽厚、坚忍不拔的优美品格。”⑥
     20世纪80年代的广西文学是一个诗歌的时代。壮族女诗人黄琼柳的歌声,为中国女性诗歌的发展增添了一个新的音符。1980年以前,黄琼柳受父亲的影响,主要创作民歌体诗:“明月跃山梁,/晚风拂面庞,/大队会一散,/踏月把路上……”(《踏月行》)1985年她出版了以朦胧诗为主体的诗集《望月》,引起了诗坛的关注。
     黄琼柳的诗歌游走在“动荡”与“忧郁”中,注重对人的内心、生命实相的关注,注重对生命内宇宙的探索,寻求精神个性的发展。在基于本民族的书写中,同时兼容了多种审美文化精神的诉求:“广阔的荒野里/沿一条小路/走向希望的远乡”(《夹上一只红发卡》)。
     黄琼柳以自己独有的文学想象,密集的情绪意象探索生命的奥秘,充满向上的精神力度,具有深刻的人生义理和理性精神:“夜,忽略了金光的黎明/云,遗漏了会飞的歌声/海,忘记了征服者的姓名/人,看准了虹的角度/就会摘回一朵七彩、艳丽的笑容。”这是诗人用诗歌对自我的生命痕迹进行感悟。
     在黄琼柳的多维诗歌的创作中,更多的是用清冷、孤寂、傲然的意象来抒发内心对现实的感受,表现出来自一种艺术本体演变的觉醒,强化了诗歌的所指和能指,体现了诗歌的直指和要指。她在对西方现代派借鉴的同时,也注重在民族文化的海洋中吸取养分,并以女性细腻敏感的心灵感受古老文化的魅力:
     “那宽阔的背/挡住,山峰·日落”“古铜色/胸腔,发声/人与兽,不朽的歌”“父亲/坐着,是石块/站立,是歌者。”“山,赋予我/灵魂,倔强的·求索/山,给了我/骨骼,坚韧的·开拓”(《人·山》)
     在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中,显示出南方具有野性的自然力和硬朗、强悍的生命诗性,南方边地民族的精神特质在生命本体的寻找中,传达着广阔和深刻的生命意识。
     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壮族女诗人还有韦银芳、李甜芬等,她们以民间素朴的话语方式逼近女性生存的历史与现实,对民族传统文化有自觉的认同感,选材方面多取材于和民族历史、文化有关的内容。此外,岑献青、黄夏斯榕、李甜芬等在散文创作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她们的散文创作透过历史传统的表象,以鲜明的现代意识观照人生,表达出女性对于生命、自然、社会、文化的重新思考和独到领悟,她们的创作为广西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壮族女诗人、女性散文家纷繁错落的写作中,她们没有刻意表明自己的性别和民族身份,但这些因素无所不在地影响着她们的写作。她们不囿于任何一种诗歌理论或散文理论的指导,用自己独特的柔情,吸收着汉语言,丰富着自己本民族的内涵。对爱情、对生命、对民族、对人类,更有着一份坚守。既有对壮族文化特性的展示,也有作家超越民族界限的哲理思考。她们在描述和抒发自己民族觉醒的感情和意志,讴歌民族的灵魂的同时,透发出“改造民族的灵魂”的脉搏跳动乃至呼声,在精神流变频繁的时代潮流中,执著地寻找融入时代潮流的契合点。以充满理想主义的情怀和深刻的人文关怀,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回首民族的过去,感悟时代的巨变,关注民族的未来。反思并重构新的民族文化精神,对民族灵魂活动深处予以把握与体验。
     在当代壮族女作家身上,很清晰地呈现出对待文学创作虔诚的态度和神圣而美好的觉悟,她们对文学创作的题材、语言、形式、内蕴、技巧的处理也是追求多变的,具有不断自我否定、调节、逾越的勇气,在艺术追求上呈现出活泼新颖、灵动多元的探求。
     结语
     壮族既有光辉灿烂的女神时代,更有壮族女性忍辱负重的现实历史。生命勃发的女神,沉重命运压榨的女奴,英姿勃发的女英雄,积劳成怨的女诗人,死心塌地地为日子而奔忙的劳动妇女,她们都映射着壮族女性的影子。揭开女性身上缥缈的面纱,她们既是人间女子悲剧人生的变形,也是壮族女性的真实写照。
     现当代壮族女性文学在对生命本体的书写中,承续着、改写着壮族古老的女性文化。文中所选取的这些壮族女作家,她们的创作较有代表性地从不同层面上体现了壮族女性文学的某些共性。在壮族女性的文本中,民族的底层尽管没有在语言中留有深刻的痕迹,但在民俗学、民族学、物质文化、族群生理面貌、心理等方面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壮族女性文学执著于发露被历史掩盖的自我记忆,在运用汉语的写作中,生存特性与心灵世界,历史沉淀的特定心态与现代情感理智的交融,掩饰不住浓郁的民族气息。
     尽管当代壮族文学曾呈现出某种群体性活跃,遗憾的是,至今,壮族女性写作的队伍还是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状态,汇成潮流。要冲破封闭的双重板壁,对于壮族女性文学来说无疑是需要好几代人艰辛奋斗。当代壮族女性文学对民族记忆的表现与理解,在回忆与民族精神升华的双向的循环和轮回。与其他民族的女性文学相比,壮族女性文学在寻觅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触摸民族灵魂的脉搏跳动,建构立足于本民族特质的族别文学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壮族文化传统特有的灵性和精神的深刻领会,发掘和展现埋藏在民族文化深处的精神情韵,当代壮族女性文学的思想与艺术的空间期待拓展。
     注释:
     ①陆里、胡仲实:《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概况·壮族文学概况》,第8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文学研究会编印,1980年版。
     ②曾冉波、吕立忠:《清代广西的闺秀诗人群体及其诗作》,第46页,《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3月。
     ③鲁迅:《随感录四十》,《鲁迅杂文全集》,第10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吴立德:《壮族女作家曾平澜和她的诗歌创作》,第23页,《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⑤丘振声:《壮族图腾考》,第322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⑥朱慧珍:《她在努力超越自己——壮族青年女作家陈多的十年创作述评》,第75页,《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72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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