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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80年代的民族意识（自我）阶段、90年代的民族无意识（本我）阶段和新世纪的民族超越意识（超我）阶段。 80年代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具有鲜明的广西少数民族整体文化意识。一方面，80年代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延续了“文革”前17年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宏大叙事的传统。壮族作家韦一凡的长篇小说《劫波》、中短篇小说集《被出卖的活观音》都带有这种传统延续的痕迹。另一方面，80年代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开始了悄然的变化。我称这种变化为“山歌”向“史诗”的转型。1985年两位汉族作家杨克、梅帅元提出的“百越境界”的创作理论从外部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了冲击。理论的自觉引发创作的转型。蓝怀昌的长篇小说《波努河》虽然在现实内容上仍然遵循了宏大叙事的模式，对改革开放以后的瑶族生活进行了富有时代精神的描写，但在构思上，作者有机地融入了瑶族神话史诗的内容和海外瑶族同胞对国内现实生活的参与。对瑶族始祖“创世纪”神话的整体利用以及海外瑶族同胞生活理想的描写显示出作者民族意识的深刻变化。民族文化不再仅仅作为零件点缀文学的风景，过去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特别喜欢利用丰富的山歌资源构成其民族识别的标志，蓝怀昌并没有放弃这种审美传统，但他似乎有更大的野心，他要从原初的时间和开阔的空间整体性地对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摹写，创作与瑶族神话史诗相对应的现代史诗。 90年代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具有强烈的反思色彩。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对原来的创作模式和创作理念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原来的“山歌”模式似乎已经造成了“审美疲劳”，而随着少数民族生活的日益现代化，年轻一代对“山歌”文化的修养也不像老一代作家那样得心应手。1988年黄佩华、杨长勋、黄神彪、韦家武、常弼宇发动的“88新反思”从内部促成了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反思。这一“理论事件”造成了一个事实，90年代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似乎丢失了它的民族文化符号，山歌、神话史诗、神话传说、标志性的民族风情和民族风俗集体消失，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也不再被少数民族作家固守。然而，民族文化符号的消失、民族文化身份的淡化并不意味着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衰落。恰恰相反，人们后来发现，正是在90年代，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实现了它的又一次崛起，评论家称之为“边缘的崛起”。 这次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崛起与过去有所不同。过去，广西少数民族通常是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版图中产生影响；90年代，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因为淡化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性质，反而在整个中国文学版图中产生了影响。仫佬族小说家鬼子，壮族小说家凡一平、李约热、黄土路，瑶族小说家光盘、纪尘，回族小说家海力洪，以文学桂军主力的身份，发表了诸多有影响的作品。他们的民族身份在中国文坛知道的人也许不多，但他们的名字却为中国文坛广为知晓。 民族身份的淡化是与民族意识的沉潜对应的。鬼子小说的“苦难与悲悯”、凡一平的“无根的游走”、光盘小说的“存在的荒诞”、纪尘小说的“内心独白”，这些广为人知的作家的个体文学符号已经与民族集体意识脱节，他们脱离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版图，却进入了中国文学版图的“前沿”、“先锋”位置。这是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一次漂亮的“减负”行动，它放弃了那些已经成为“窠臼”的民族文化符号，进入了一个深沉的少数民族文化潜意识空间。少数民族的山歌沉默了，神话史诗消失了，飘浮在表面的少数民族风情退场了，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进程，我们就会发现，上述作家的个体文学符号，其实植根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生存现状。当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海洋里遭遇现代性大潮的冲击，怎么会不出现“无根的游走”和“存在的荒诞”呢？这时候，面对“苦难”的现实境遇，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又怎么会不以“内心独白”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悲悯”之情呢？ 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经历了一个回归的过程。这种回归既体现在像鬼子这样的重要作家重新确认了自己的少数民族作家身份，也体现在更多的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对精神原乡的寻找。2007年，《广西文学》从第七期开始开辟了一个《特别策划·重返故乡》栏目，在这个栏目里，我们可以看到凡一平、黄佩华、蒙飞、潘琦、鬼子、潘红日、何述强等少数民族作家精神情感意义上的回乡之旅。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回乡之旅方式多样：冯艺以一部散文集《红土黑衣》开始了他“一个壮族人的家乡行走”，他的“行走”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黄佩华长篇小说《公务员》中的主人公吴启明不断地往来于城市与乡村，他心里总记着要为故乡做点什么。蒙飞通过母语写作完成他的精神上的回乡仪式。潘红日的中篇小说《蟒蛇生活在热带水边》《说事》在表面的现实叙事下面暗藏对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探究，这种探究也是另一种意义的寻根。在鬼子的《一根水做的绳子》、李约热的《火里的影子》、韦俊海的《眼睛在飞》等作品中，作者对引人入胜的事件的关注远远不如作者对其笔下人物内心世界的关注，而这种对内心情感、精神质地的关注，呈现出同样一个姿势：即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精神原乡的回望。 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既让我们看到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又让我们看到少数民族个体内心世界的日益荒漠化、狭窄化。它使我们意识到，新世纪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既拥有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精神价值的重新认识，又有对社会现实的深切体察。精神历史与现实内心融合，文化思考与社会观察交汇，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在新的世纪找到了现实支点和历史矿藏，其自我超越指日可待。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载：《文艺报》2008-12-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