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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身份)，在20世纪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词。这个英文词直接来源于拉丁文Status，意指状况。在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中，身份(Status)一词似乎取消了“阶级”的概念，但它所反映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模式：人与人之间竞争激烈，每个人的阶层登记取决于消费能力以及这种能力的炫耀。在独重“Status”的社会，个人的流动性大大增强，相对固定的群体的观念并不重要了，原本复杂的社会问题可以由便于操作的技术手段来解决。 公民身份的民族差异 在概念上，公民身份与国家息息相关，国家的政府一般会用行政手段介入公民身份的界定。马歇尔(T．H．Marshall)对公民身份定义为“一个共同体的正式成员资格”，其中包括公民、政治和社会的权利和责任。公民社会有民族和族裔的分化，不同集团在国家拥有的权利的不同，决定了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精神的性质。 “民族”有着相对稳定的历史范畴。尽管对于“民族”有着多样化、多层次的定义，但是，其基本内涵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二是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同族群意义上的民族。1949年以前，中国对于民族所包含的两种意义是没有进行明确区分的。1949年以后，新中国政府所实施的特殊民族政策，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的地位。但是随着各个不同族群的整合、不同族群内部的自我认同，个人和集体的同化，改变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不同族群的文化传统结构。因此，在民族自治行政区域的建构和一系列“少数民族”特殊政策的推行中，更加强化了国家层面民族与族群层面民族含义的混合，强化了民族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定义，从而形成了民族机理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的一个面向。在现代汉语中，混而不分地使用民族一词，以及对于汉族/少数民族的二元分割观也逐渐成为全社会的习惯，从而导致了中国的少数民族在这些共同体的公民身份中常常具有的多重性质：一方面他们跟汉民族一样享有某些共同的成员资格，但另一方面，政府又有一些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的规则、制度和政策。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文化在寻求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一直都贯穿着如何对待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态度和方向选择。在对待民族文化问题上，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问题是潜流。少数民族文学既与汉族文学一样，不可避免地承受了一些强制性意识形态的制约。在面对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之外，少数民族文学还面对着不同族群文化发展的内部不均衡状况。近20年来文学的少数民族独立意识的诉求，就是对这种不均衡的反应、质疑。因此，差异追求、族性话语，是当代世界文化的主导倾向之一。 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追求，也关涉到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重建。少数民族文学必须通过对本民族意识的回溯与追寻，来重建自我的文化身份。但是文化身份的重建，决非简单地重新确认一种民族身份，或是重新书写被遗忘了的传统习俗与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意识在从无意识的状态复苏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相关的问题：民族性、民族意识究竟是本原的存在，还是可以建构的?在民族记忆淡却与民族文化事实存在的冲突中，应该怎样处理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意识”的追求与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与整合性的关系?文学如何在保持民族个性的同时，也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与世界潮流沟通对话?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无意于和世界思潮同步发展，它本身的存在将岌岌可危。 身份与写作 马克斯·韦伯说：“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人是文化的，每个人都不可能逃出特有的文化之网。一个有着独立的民族和国家归属的人，也就有着相应的文化身份，自然也就对本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产生认同。 写作是个人作为主体的创造性精神劳动。作为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走出来的作家，鬼子在进入文坛以来，一直没有亮出自己仫佬族的身份，他的小说也没有表现为文学和文化上自在的民族特性、民族身份的追求。在他持续不断的小说创作中，没有刻意强调历史经验的差异性，强调所属民族的特色。鬼子对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淡化有无更深的文化内涵，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这一现象是少数民族作家在全球化语境、本土认同、民族身份多种因素作用下的认同差异，对于探讨少数民族作家开放性的身份转换和身份建构颇有代表性。在文化身份和文学创作取向的追问上，鬼子的文化身份到底是如何建构的，他的文化与文学创作之根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的追究，自然而然会面对文化认同问题。 每个文化主体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身份，它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个体种族文化身份，这是每一个人出生之后就被烙上的性别、人种、籍贯等生理、自然文化属性。这一属性是与生俱来的，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二是社群文化身份，主要指个体在一定的社会集体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思想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宗教信仰、价值取向等群体文化属性；三是民族国家文化身份，主要指人的民族归属感，国家认同感，政治倾向性等由文化主体认同的民族集体共同分享的政治文化属性。后两方面的建构是与家庭、种族文化环境的熏陶、学校教育的塑造、社会群体的影响、民族国家政治思想的灌输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要经由主体的主观选择和外在因素的客观影响共同完成，具有后天再生性。 在一个人获得了生理自然身份之后，便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之网和文化身份之网的编织，家庭文化背景、种族文化积淀、自然地理、宗教信仰、学校教育、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成为编织的客观材料，它们是宏观上的大线条，起到了支撑文化之躯的基础作用，而个人的好恶、主观选择、努力程度、才智开发、机遇把握等内在因素则是一些灵敏的细线条，它们是不可缺少的粘合剂，在构织文化身份之网时起到强有力的聚合作用。 同样，民族存在具有相对客观性和动态性，民族有与生俱来、凝聚在文化传统中的本质的一面，也有建构的一面，它通过移民、归化或其他活动重新构建自己的界域。从鬼子到目前为止的创作来看，民族和地域与鬼子的小说没有明显的联系，但不可否认本民族本土与独特的文化氛围在鬼子潜意识中的流动性。不管评论界对于鬼子的作品进行如何不同的理论阐释，在鬼子的心灵深处，始终坚守苦难的立场，永不放弃。出现在鬼子视野中的人物，一开始就矗立在苦难中。这些人物无一不被强大的生活所左右着，不幸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越往后发展，更大的灾难在等待着。鬼子的小说一旦给了人物一种情境以后，就想方设法地把他推向一种极致。在鬼子持续不断行进的小说主题中，其早期作品《谁开的门》似乎成为了一种预兆，小说以胡子的妻子被强暴为起点，以胡子的癫狂杀人而告终。灾难的门已经打开，它并不因为人们有向往美好的愿望而减退半步，雪上加霜的故事在生活中每天都在上演。《被雨淋湿的河》中，晓雷先是因为反抗被迫杀人，后又被人杀。《农村的弟弟》中，被遗弃的私生子一撮毛，找到城里父亲的家门以自戕威胁，导致母亲惊吓而死，父亲也因此潦倒愁苦死去。最后，在农村挣扎的一撮毛，也是死于非命。人物的灾难在无以复加的情况下，基本上以死亡告终。《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13岁的女孩父母双双下岗，父亲不负责任地离家出走，母女俩四处寻找，女孩在发廊打工，被人强奸以致怀孕，母亲自杀身亡，可怜的女孩继续走上了漫漫寻父之路。承受了昨天的痛苦的女孩，不知还要承受多少明天的苦难。在女孩充满悲剧性的转折中，凸显出生活深处的残酷和劫难。这位不谙世事的女孩，如同前面的人物一样，依然只是作家审视当下生活的一个生命符号。 民族作家的多元文化背景，对其创作的影响也是多元的。尽管鬼子一再说明如果换在别的地方或是换了北方人写作，《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也会这样写下去。一方面说明了他所关注的问题有超越地域和民族而指向人类共通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它仍有与中国南方的民族文化有关的因素在里面。 对于苦难的偏执书写，不仅仅是对于生活的一种反映，而是苦难的情节一直潜伏在鬼子的心灵深处，是属于他心灵当中固有的内容，对于苦难的描写在很多作家笔下都有出现，鬼子对于苦难的执著和深入，潜意识当中与他童年的记忆有很深的关联。从童年的记忆开始，鬼子有相当长的一段经历与苦难为伴。在对苦难的认知上，鬼子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创作进行着完善自身文化身份建构的复杂工程，他对仫佬族文化、文学和汉民族文化、文学均采取了既外在又内在，既依附又背离的双栖性策略。在与多种文化展开对话与交流中，作出取舍，为己所用，这是文化身份重构与定位的重要手段，也是鬼子艺术创作的特殊方式。同时也说明作为作家的鬼子在处理族群与主流文化及其背后的民族身份的关系时，态度是开放的，非族群本位的。在不断的自我超越中走向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动态建构与开放性认同，以期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中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民族不是影响公民身份的唯一因素，因此，在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中，不能再以本质性的文化身份，去重构民族文化身份。 文化和传统是不同质的，它们是偶尔也会发生冲突的资源库。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不是简单的族群认同，其背后显然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深层诉求 写作的自觉与目的 艺术生产是个人作为主体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它可以反映作家的身份而不应该受到身份的约束。鬼子的小说之所以引起当代文坛的关注，是因为他一直执著地在作品中体现主体自由自觉的生命意志，以关心人类的灾难为职责，不懈地向着苦难追问。这份追问有来自于生存地域环境的影响，更有自觉地从广义的权力关系上，用大众的语言与社会现实分享艰难，追求超越民族的形而上。在鬼子的小说观念中，文学除了是个人的之外同时还应该给社会一点什么，而文学对于苦难的表现、对社会的震撼是比较大的。诉诸或许能称为自己的经验的那些东西，在最适宜个性的土壤中成长，就是在这个人口处鬼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被雨淋湿的河》既凝结着鬼子个人所体验到的苦难，同时也表达了鬼子渴望把我们民族所体验到的苦难的深重性写出来，表达他对人的生存的一种理解。 写作是在个体生命体验基础之上的写作，是作家精神立场的写作。在一次作家批评家论坛中，鬼子作了这样一个比喻：“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就像放牛一样，整天都有人管着，今天只能吃这个坡，明天只能吃那个坡，而且只能大家一起吃，这本身就是被固定化了的生活模式。你要使写作逃脱这种模式，似乎是不现实的，最后无非也是发现或发明另一种乡土，我估计走着走着，还是另一种符号。”久居城市的鬼子依然诚实地保存着自己真实体验过的乡村经验，并且是极不愿意被牵着去吃草的牛。对于“坡”的选择，鬼子有着自己的执著，向阳的、茂盛的、足迹多的草坡，鬼子似乎很少关注。他的目光常常落在阳光很少照耀的地方。鬼子笔下的世界，像是华丽生活外衣的里子。 鬼子始终按照自己的精神和思想轨迹进行创作，持续地在不同的山坡上开垦苦难。一切苦难的书写是从心而发，这是他与同时代书写苦难的作家的最大区别。对于苦难的认知，鬼子是主动的、先验的。鬼子的小说无论换到哪个山坡上，都有一个从同一源头出发的精神基础。在鬼子最近的小说中，苦难从表层的社会现象转向了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冲突，表现出对强权下人性悲凉处境的关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下层民众人格中最为脆弱、卑微的一面。 因为不愿意被设计，所以鬼子说：“站在一个地方等于站在牢里。”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鬼子对于仫佬族身份的回避，是不愿意读者把他和他的小说只是和仫佬族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知道世界很大，不应该站在一个地方。他努力用写作对社会发言，对世界发言，为文学寻求大同境界，在与当下文化的联结点上自然走向形而上。 但是，在几年前，鬼子的仫佬族身份被重新确定而进入媒体宣传。少数民族作家身份的赋予并不是要求作家的艺术劳动由生命活动转换为生存手段，从而丧失作家的自主性和选择性。少数民族身份的强调和鬼子自由自觉的创作活动之间，因为民族精神的内涵的缺乏而显示出嫁接的勉强。作家的民族身份意识化为作家血肉的自然介入，会促进个人化写作，使其作品富有更深刻的文化精神；反之，如果刻意地将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渗入个人化写作，其创作必然会低俗、浅薄。 同样具有少数民族作家身份的阿来曾坦言：“我很反感‘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种说法，我并不认为我写的《尘埃落定》只体现了我们藏民族的爱与恨、生与死的观念，爱与恨、生与死的观念，是全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并不是哪个民族的专利，每个民族在观念上有所区别，但绝非冰炭不容，而是有相当的共同性，这便是我们地球上生活的主体一人类。” 少数民族作家在时代大潮和族群互动中的自我抉择和自我超越，摒弃了单一的族群视角，身份认同的形态也从“事实性认同”转向“建构性认同”。即不再以一种原教旨主义或本质主义的方式认同于既有的事实性的自然、历史、道德、文化和族群模式，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参与的、建构的方式，在动态的过程中逐步构建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因此，对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繁荣的历史机遇及其必然性予以正面阐释，并探寻其对当代族群融合与身份建构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文学是人类的、民族的，也是个人的。中国文学在种族、国家、乡土及家族的命题之外，也有作家对生命、人性的感悟，它重在呈现人类生活的复杂可能性，重在以生命的宽广和仁慈来书写人性世界的丰富，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认识生命、种族、国家以及人类自身。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