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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体验民俗学，是大学本科时期的实习。那时候，中文系里能走出校门集体实习的只有两个专业：民俗学和方言学。那年我参加的，便是民俗调查实习。走出校门去体察别人的生活，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实在是很觉新鲜有趣的。去的是安徽的一个小山村，我们分成小组，分头听老乡们讲故事、说笑话、唱曲子（有时候正到兴头上，老乡却开始含糊支吾起来，带队老师就会示意女同学离开——该到“荤段子”了）。打听他们怎么操办过年过节？怎么举办婚礼葬礼？信奉的是哪路神鬼佛仙？我们呢，则把所有的这一切一一记录下来。这是我第一次体会民俗学。正如这一学科的英文词“folklore”[它是由“民众”（folk）和“知识”（lore）组成的合成词]所显示的，这是一门研究民众知识和民间文化的学问。民俗学：近一个世纪的变迁 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就像它的研究对象一样，几经变异，几度沉浮。 现代意义上的民俗学开始于“五四”时期。当年刘半农、周作人、胡适诸先贤通过“歌谣研究会”（最初名为“歌谣征集处”）所发起的民间歌谣征集活动及其后的相关研究，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发端。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化研究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其旨趣在于从“民间”发掘出真正的民族精神，用民俗文化的“民主性”和生命力来否定正统的“雅文化”，将它作为建设新的民族文化的基础。因为有众多文史名家和文化新锐的倾力投入，这一时期的活动颇具声势，并出现了一些在方法范式上对后来影响甚大的研究成果，比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用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董作宾的“看见她”歌谣研究，开创了母题研究的先河。 但七八年后，时易世迁，“歌谣研究会”诸君风流云散，很多人离开了这一研究领域。虽有钟敬文、容肇祖等人勉力坚持，继续耕耘，将研究对象从民间文学扩展到民俗文化领域，但已经远没有了当年的声势和影响。 建国之后的30年间，民俗学研究基本被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所代替。虽然部分“去粗取精”后的民间文学因其“先进的人民性”获得了很高的地位，成为文学艺术家们乃至全民文化学习的样板，但大量民俗事象被作为“封建迷信”而大受鞭挞和“砸烂”，学术意义上的民俗学研究被打入冷宫。 直到1980年代，民俗学研究才开始复苏，其学科地位得以建立，在考察民众生活之总目标下，各项调查和研究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在理论及方法上，近二十年来的研究基本延续了二三十年代的路数。调查方面，主要是通过“采风”，按照对民间口传文学体裁（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和民俗事象的分类（包括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人生礼仪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等）进行资料搜集；规模宏大的三套“民间文学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是其集中体现。研究的路径基本上仍可归为民间文学母题研究、民俗事象类型比较研究，以及以今证古的溯源研究等。 学理反思和外部挑战 近年来，民俗学似乎走到了某种停滞或者说尴尬的阶段。这一方面是由于民俗学自身的学理困境日渐浮出水面：它到底属于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是古代的学问还是当代的学问？在同样是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诸学科日益活跃和成熟的学科大背景下，民俗学如何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来确立自己的学科形象？这些问题直接决定着民俗学的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这一困境引发了许多民俗学者对以往研究的反思：这些年来普遍采用的标本采集式的调查、将民俗事象抽离出其语境的研究，能否形成有意义的学术积累？能否有效地达致它所宣称的目标，即全面了解中国民众的生活及其文化精神？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外部，即民俗学所处的当今中国的社会环境。这种压力既可以理解为挑战，也可以理解为机遇。挑战在于：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越来越被工业化和全球化所渗透，纯粹“遗留物”意义上的传承性现象已越来越少见；那么，作为研究民间传统风俗的民俗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但同时，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重大社会现象或文化动向，例如，为塑造民族认同而进行的文化建设中对民间传统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传统文化复兴等，又为民俗学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以往被认为是建设新文化新生活之障碍的、被贬为“封建迷信”的民俗文化，现在开始成为重建民族文化的重要资源，而民俗学正可藉此发挥重大的影响。于是，问题仍然被归结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内部的学理反思和外部的挑战机遇，促使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越来越尖锐地被提出、被思考。中国民俗学要继续发展，这些问题已经不容回避，也不应回避。 国际视野下的民俗学发展方向 周星教授主编的《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一书的出版，反映的正是民俗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在中国民俗学发展的这一关键时期，本书所汇集的经验、反思和指向，必将对未来中国的民俗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本论文集所体现的学术视野已经跃出了中国的范围，因为中国民俗学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也同样是世界民俗学面临的问题。全书共收录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北美和德国的当代重要民俗学家的代表性文章。全部文章都是围绕“现代社会中的民俗学”这一主题展开：何为民俗学存在的意义？民俗学应该如何定义自己的研究对象？它如何发展出研究现代社会的有效策略和方法？…… 一本论文集的选编，必然体现出主编者自己的学术倾向。这套论文集给我的一个深刻印象，是它的“有的放矢”。它试图对世界民俗学发展概况作出综合性的概述，但并不显芜杂，这得益于主编者在文章选录方面的潜在旨趣，即直指中国民俗学当前的现状和问题。书中所着重介绍的别国民俗学之长之利，往往正是我国民俗学之短之弊。例如，日本民俗研究中对物质民俗的重视、具有积累性的民俗志和村落志的编撰、民俗地图绘制方面的经验；美国民俗学界在学科建制和公共民俗学发展方面采取的策略、表演理论所体现出的对民俗之语境的重视，等等，都是值得中国民俗学参照借鉴的。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每读至此类会心处，不禁感慨主编者用心之深切。 我个人尤为认同和赞赏的，是本书对民俗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把握。尽管各国民俗学因为各自不同的发展背景、成长轨迹和学术传统，对民俗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具有不同的思考角度和侧重点，但所选录的各篇文章却体现出某些共同的理论和方法的倾向。这些倾向大致可归纳为：提倡整体主义的田野调查和分析方法；提倡对民俗知识进行分层的、动态的考察；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视；从生活现象研究向情感心意现象研究的拓展；对民俗知识生产过程本身的反思；更多地吸取其他相关学科及当代社会思想潮流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我相信，对这些理论方法倾向的认识、体察和践行，将是更具阐释力的、对中国社会有更多担当的民俗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8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