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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向哪里去?——在历史与国际视野中的探寻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李霞 参加讨论


     第一次体验民俗学,是大学本科时期的实习。那时候,中文系里能走出校门集体实习的只有两个专业:民俗学和方言学。那年我参加的,便是民俗调查实习。走出校门去体察别人的生活,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实在是很觉新鲜有趣的。去的是安徽的一个小山村,我们分成小组,分头听老乡们讲故事、说笑话、唱曲子(有时候正到兴头上,老乡却开始含糊支吾起来,带队老师就会示意女同学离开——该到“荤段子”了)。打听他们怎么操办过年过节?怎么举办婚礼葬礼?信奉的是哪路神鬼佛仙?我们呢,则把所有的这一切一一记录下来。这是我第一次体会民俗学。正如这一学科的英文词“folklore”[它是由“民众”(folk)和“知识”(lore)组成的合成词]所显示的,这是一门研究民众知识和民间文化的学问。民俗学:近一个世纪的变迁
    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就像它的研究对象一样,几经变异,几度沉浮。
    现代意义上的民俗学开始于“五四”时期。当年刘半农、周作人、胡适诸先贤通过“歌谣研究会”(最初名为“歌谣征集处”)所发起的民间歌谣征集活动及其后的相关研究,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发端。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化研究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其旨趣在于从“民间”发掘出真正的民族精神,用民俗文化的“民主性”和生命力来否定正统的“雅文化”,将它作为建设新的民族文化的基础。因为有众多文史名家和文化新锐的倾力投入,这一时期的活动颇具声势,并出现了一些在方法范式上对后来影响甚大的研究成果,比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用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董作宾的“看见她”歌谣研究,开创了母题研究的先河。
    但七八年后,时易世迁,“歌谣研究会”诸君风流云散,很多人离开了这一研究领域。虽有钟敬文、容肇祖等人勉力坚持,继续耕耘,将研究对象从民间文学扩展到民俗文化领域,但已经远没有了当年的声势和影响。
    建国之后的30年间,民俗学研究基本被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所代替。虽然部分“去粗取精”后的民间文学因其“先进的人民性”获得了很高的地位,成为文学艺术家们乃至全民文化学习的样板,但大量民俗事象被作为“封建迷信”而大受鞭挞和“砸烂”,学术意义上的民俗学研究被打入冷宫。
    直到1980年代,民俗学研究才开始复苏,其学科地位得以建立,在考察民众生活之总目标下,各项调查和研究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在理论及方法上,近二十年来的研究基本延续了二三十年代的路数。调查方面,主要是通过“采风”,按照对民间口传文学体裁(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和民俗事象的分类(包括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人生礼仪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等)进行资料搜集;规模宏大的三套“民间文学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是其集中体现。研究的路径基本上仍可归为民间文学母题研究、民俗事象类型比较研究,以及以今证古的溯源研究等。
    学理反思和外部挑战
    近年来,民俗学似乎走到了某种停滞或者说尴尬的阶段。这一方面是由于民俗学自身的学理困境日渐浮出水面:它到底属于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是古代的学问还是当代的学问?在同样是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诸学科日益活跃和成熟的学科大背景下,民俗学如何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来确立自己的学科形象?这些问题直接决定着民俗学的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这一困境引发了许多民俗学者对以往研究的反思:这些年来普遍采用的标本采集式的调查、将民俗事象抽离出其语境的研究,能否形成有意义的学术积累?能否有效地达致它所宣称的目标,即全面了解中国民众的生活及其文化精神?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外部,即民俗学所处的当今中国的社会环境。这种压力既可以理解为挑战,也可以理解为机遇。挑战在于: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越来越被工业化和全球化所渗透,纯粹“遗留物”意义上的传承性现象已越来越少见;那么,作为研究民间传统风俗的民俗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但同时,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重大社会现象或文化动向,例如,为塑造民族认同而进行的文化建设中对民间传统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传统文化复兴等,又为民俗学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以往被认为是建设新文化新生活之障碍的、被贬为“封建迷信”的民俗文化,现在开始成为重建民族文化的重要资源,而民俗学正可藉此发挥重大的影响。于是,问题仍然被归结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内部的学理反思和外部的挑战机遇,促使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越来越尖锐地被提出、被思考。中国民俗学要继续发展,这些问题已经不容回避,也不应回避。
     国际视野下的民俗学发展方向
    周星教授主编的《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一书的出版,反映的正是民俗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在中国民俗学发展的这一关键时期,本书所汇集的经验、反思和指向,必将对未来中国的民俗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本论文集所体现的学术视野已经跃出了中国的范围,因为中国民俗学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也同样是世界民俗学面临的问题。全书共收录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北美和德国的当代重要民俗学家的代表性文章。全部文章都是围绕“现代社会中的民俗学”这一主题展开:何为民俗学存在的意义?民俗学应该如何定义自己的研究对象?它如何发展出研究现代社会的有效策略和方法?……
    一本论文集的选编,必然体现出主编者自己的学术倾向。这套论文集给我的一个深刻印象,是它的“有的放矢”。它试图对世界民俗学发展概况作出综合性的概述,但并不显芜杂,这得益于主编者在文章选录方面的潜在旨趣,即直指中国民俗学当前的现状和问题。书中所着重介绍的别国民俗学之长之利,往往正是我国民俗学之短之弊。例如,日本民俗研究中对物质民俗的重视、具有积累性的民俗志和村落志的编撰、民俗地图绘制方面的经验;美国民俗学界在学科建制和公共民俗学发展方面采取的策略、表演理论所体现出的对民俗之语境的重视,等等,都是值得中国民俗学参照借鉴的。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每读至此类会心处,不禁感慨主编者用心之深切。
    我个人尤为认同和赞赏的,是本书对民俗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把握。尽管各国民俗学因为各自不同的发展背景、成长轨迹和学术传统,对民俗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具有不同的思考角度和侧重点,但所选录的各篇文章却体现出某些共同的理论和方法的倾向。这些倾向大致可归纳为:提倡整体主义的田野调查和分析方法;提倡对民俗知识进行分层的、动态的考察;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视;从生活现象研究向情感心意现象研究的拓展;对民俗知识生产过程本身的反思;更多地吸取其他相关学科及当代社会思想潮流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我相信,对这些理论方法倾向的认识、体察和践行,将是更具阐释力的、对中国社会有更多担当的民俗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8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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