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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俗文学学科建立和迅速发展的年代。由于郑振铎先生不断的提倡，特别是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的推动，在上海、香港、北京的重要媒体上，陆续创刊了6种“俗文学”研究周刊，它们是： １、阿英（钱杏屯阝）主编的《大晚报》（上海）《火炬通俗文学》周刊，民国25年（1936）4月3日创刊，同年12月30日停刊，共出刊40期。 2、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香港）《俗文学》周刊，民国30年（1941）1月4日创刊，同年12月6日停刊，共出刊43期。 3、赵景深主编《神州日报》（上海）《俗文学》周刊，于民国35年（1946）7月5日创刊，出刊两期。 4、赵景深主编《大晚报》（上海）《通俗文学》周刊，民国35年（1946）9月3日复刊，民国37年（1948）8月停刊，共出刊95期。 5、赵景深主编《中央日报》（南京、上海）《俗文学》周刊，民国35年（1946）10月11日创刊，民国38年（1949）1月12停刊，共出刊92期。 6、傅芸子、傅惜华共同主编《华北日报》（北平）《俗文学》周刊，民国36年（1947）7月4日创刊，次年11月26日停刊，共出刊74期。 关家铮先生的新著《二十世纪“俗文学”周刊论文总目》（下文简称“总目”），就是为这些俗文学周刊发表论文的总目录。据“总目”所载，这些“周刊”总计共刊出文章800余篇（“编目”序号866）。除了少量俗文学理论的探讨论文外，主要是中国古代小说（包括传奇、笔记、话本和章回体小说等）、戏曲（宋金杂剧院本、元杂剧、南曲戏文、传奇和当代流行的地方戏，如梆子、“蹦蹦”等）、说唱（敦煌变文、诸宫调、散曲、宝卷、弹词、鼓词、大鼓、子弟书、说书、评话等）、小曲（俗曲、俚曲）、民间故事、歌谣、山歌、谚语等的研究论文，也有少量调查报告和民间故事、歌谣等作品。 在这些“俗文学”周刊发表文章的作者有（按姓氏笔画排序，括号内是作者发表文章用的笔名或作者本名等说明）：万曼（万礼黄）、王玉章、王鸣高、王虹、王重民、王季思、王庆菽、方诗铭、叶德均（子振、德均、匀君、云君、永明等）、卢春、卢豫冬（旅冈）、冯沅君、闫万章、全祖援、庄一拂、关德栋、朱自清、孙楷第、孙师毅（施谊）、刘修业、刘思慧、刘聿功、刘敷荣（敷荣）、刘宝绵、杜颖陶（绿依、清商）、杨荫深、杨拯民、李西溟、李德启、李若、李辰冬、李啸仓、严敦易、吴晓铃（嘿斋）、罗常培（罗莘田）、阿英（钱杏屯阝、魏如晦、李饶、李晦、吴均等）、何鹏、邹景衡、应天放、沈燮元、沈宝基、宋瑞楠、张长弓、陆萼庭、青木正儿（日本）、季羡林、陈寅恪、陈子展（于时夏）、陈汝衡、陈志良、陈禹越、邵曾祺、周作人、周一良、周贻白（云谷）、周煦良、金性尧（毛桿）、金祖同（且同）、郑振铎（西谛、二西）、郑伯奇、郑骞（郑因百）、赵万里、赵景深（邹啸）、俞平伯（平伯）、柳存仁、恽楚材、钱南扬、顾仲彝、浦江青、容肇祖、徐士年、徐调孚、徐嘉瑞、凌景埏、黄芝冈、黄匀、曹伯韩（伯韩）、童书业（童丕绳）、隋树森、傅芸子（芸子）、傅惜华（仲涵）、鲁迅（遗稿）、鲍奉宽、蔡莹、谭正璧、熊纬书、黎嘉、戴不凡、戴望舒（达士），等。这些作者中，既有当时人文社会科学各界的精英，也有初涉研究的年轻学者。 如此众多的学者参与俗文学研究，说明学界对俗文学学科的认同和俗文学研究的吸引力。在中国文学艺术史和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俗文学研究形成为一股新的潮流。在这种形势下，1946年底或1947年初，赵景深先生邀请在上海的热心俗文学研究的同好，组织了“中国俗文学研究会”，并计划出版“中国俗文学研究会丛书”。 上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特别是从前苏联引进的、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基础的“劳动人民口头创作”说，成为界定中国民间文学范围和研究的金科玉律。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便遭到不断的批判。“俗文学”被认为是“市民文学”——反映地主阶级和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和充满封建糟粕的“文学”。三四十年代的这些“俗文学”周刊，也被沉埋于故纸堆中。但是，尽管俗文学作为学科的研究被剥夺了话语权，但热心从事俗文学研究的学者仍然进行着各方面的具体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初（1951-1954）在上海以“中国戏曲理论丛书”名义陆续出版的叶德钧《宋元明讲唱文学》、孙楷第《傀儡戏考原》、阿英《雷峰塔传奇叙录》、任二北《敦煌曲校录》和《敦煌曲初探》、李啸仓《宋元伎艺杂考》等著作，可以说是上述“中国俗文学学会丛书”的继续。1955年后，在上海陆续出版的傅惜华编《白蛇传集》《西厢记说唱集》，路工编《孟姜女万里寻夫集》和《梁祝故事说唱集》，杜颖陶编《董永沉香合集》等（这套书所收作品，包括同题材的小曲、牌子曲、鼓词、弹词、子弟书、宝卷、小戏、明清传奇等体裁的作品，台湾的“盗版书”把它们称作“说唱文学丛书”）；1959-1962年由赵景深、关德栋先生校点整理出版的《明清民歌时调丛书》（包括冯梦龙编《挂枝儿》《山歌》《夹竹桃》，清王廷绍编《霓裳续谱》、华广生编《白雪遗音》，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可视为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争取话语权的挑战。 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人文社会学界开始反思和总结20世纪学科的建设和研究。民间文学界把追随郑振铎先生进行俗文学研究的学者称作“俗文学学派”。我在2003年10月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 这些“俗文学”副刊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为中国文学艺术史的组成部分：戏曲史、小说史的完善，和说唱艺术上的建立，组织了研究队伍，在材料的累积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方面做出了贡献。在这些文学艺术形式中，作家文学、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为了为它们争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研究者同郑振铎一样，没有在区分其中的“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上费工夫。因此，如果把这一批研究者称作“俗文学学派”的话，这个学派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学派，而不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学派；他们的研究不是为建立一个民间文学学科，而是为了他们认为的“俗文学”取得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面目与进展的历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序》）。 这是就“俗文学学派”研究的实践和成就而言。因为，从郑振铎先生二三十年代对俗文学推介和研究开始，到追随郑振铎先生研究俗文学的学者的研究，无不“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面目与进展的历史”为职志。从三四十年代的这些“俗文学”周刊看，主编们虽然也注意到对当代俗文学（民间文学）进展的研究，但基本上仍以文献的研究为主，并且采取“人弃我取”的选择，以开拓中国文学艺术史研究的领域。这自然同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对“俗文学”的定义和“特质”的认定发生了矛盾。我认为，郑振铎先生关于“俗文学就是民间文学”的论定没有错。可惜的是，50年代后俗文学学派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被剥夺了话语权，不可能再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现在总结上个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史的研究，尽管在某些方面（如说唱艺术史）的研究仍然是薄弱的环节，但以古代诗文为“正统”的文学史观，早已被打破。从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检讨，突破“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束缚，也成为民间文学界的共识。所以，我在上述信中提出： “俗文学学派”虽然在中国民间文学艺术史的研究方面颇多建树，却没有建立严整的民间文学学科，“民间文艺学”学派虽有系统的学科纲领，却将许多属于民间文学和民间文艺排斥在学科研究的范围之外。以笔者愚见，新世纪的学者应当排除一些固有的成见和偏见，立足于中国民间文学艺术发展的实际，综合上个世纪各方面研究的成果，建立起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研究体系（学科），目的应当是为中国民间文学争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研究近现代以来民间文学新的发展。 借此重申上述认识，以求时贤的批评和讨论。 原载：《文艺报》2007年4月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