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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苏区红色歌谣是指产生并流传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因根据地普遍实行苏维埃政权形式，故又称苏区）的革命歌谣。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鄂豫皖苏区是地位仅次于井冈山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11月黄麻起义到1937年国共全面抗战，整个十年内战期间，革命红旗始终在鄂豫皖边区高高飘扬，红色歌谣也始终响彻鄂豫皖苏区民间，并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多个第一。这里不仅成立了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最早的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而且还开创了参加长征人数全国最多、参加率最高的地区，先后从这里走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参加长征。仅仅黄安（今湖北红安）这个曾以“地方安谧，生民安妥”而得名的小地方，48万英雄儿女全民皆兵，革命战争中牺牲近20万。有人统计过，在参加长征的红军中，几乎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红安人。同时，这里还创造了“将军密度世界第一”的奇迹，仅湖北红安就被称为是“两百位将军同一个故乡”。另外，鄂豫皖苏区四面强敌，位于国民党战时首都南京、洛阳、武汉和重庆的中心，因而革命局势最复杂，反“围剿”斗争最惨烈，但这里也是革命最持久的地区，其上接武昌起义，下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革命影响深入而广泛。所有这些奇迹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红色歌谣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徐向前、许世友、秦基伟等众多将军的回忆录中得到充分印证。这些即兴而作、生动朴实的红色歌谣，不仅极大地刺激了鄂豫皖边区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而且还将影响扩大到井冈山中央苏区，中央红军长征时以彭雪枫为指挥员且特别擅长唱红色歌谣的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就起名为“红安纵队”。足见红色歌谣在革命动员上的伟大功绩。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首《小小黄安》，反映了苏区人民参加革命的蓬勃热情和踊跃状态。“红色歌谣万万千，一人唱过万人传”。鄂豫皖苏区红色歌谣是根据地时期的流行歌曲，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亦堪称中国现代音乐史和文学史上的奇迹。建国后，《星火》文学月刊开辟“红色歌谣”专栏曾予以大力推介；由郭沫若、周扬编选的《红色歌谣》和肖三编选的《革命歌谣》都选有鄂豫皖红色歌谣；田海燕和高鲁主编的《红军歌谣》还专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歌谣栏。这些，都标志着鄂豫皖红色歌谣在中国歌谣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但是，有过如此重要影响的革命文化种类，到目前为止竟然少有深入研究。而且情况还不仅如此，随着老红军的一个个逝去，红色歌谣传承人正越来越少，因此，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深入展开过程中，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和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时刻，对鄂豫皖苏区红色歌谣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研究探讨，就显得更为迫切。 一、继承传统适应形势的中国先锋文化 鄂豫皖红色歌谣并不同于一般的民间歌谣，其缘起要比一般歌谣复杂的多。不仅历代江淮河汉地区的民歌传统是其产生发展的基础，而且它还深受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左翼作家倡导的“文学大众化”实践的影响，同时更重要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推动。 1、“江淮河汉歌谣带”深厚的民间歌谣传统 鄂豫皖苏区地处大别山区，夹在东西南北特别是江淮河汉之间，其民间艺术传统深厚。这里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歌谣带。《淮南子》里就曾提到过这里的先辈唱着劳动号子的情景。被誉为中国古代“乐府双璧”的《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都源自鄂豫皖边区。《孔雀东南飞》中所述“庐江府”就在今天皖西安庆市潜山。《木兰诗》中主人翁花木兰，据说出生在今天的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山一带。同时，从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指出的《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粉红莲》等歌谣在“自两淮以至江南”的大量涌现，到明清时期江淮地区兴起的《凤阳花鼓》、黄梅采茶调（黄梅戏前身）等田歌小调洪流的涌动，都说明了鄂豫皖边区自古以来都是民间歌咏十分繁盛的地方。“山里人，山里歌，山里歌声不落坡，声声优雅天天唱，清早唱到太阳落。”当地一位村民用祖辈流传的这首歌，从一个侧面也证实了这里民间歌谣自古以来的兴盛状况。正是有了这样的传统，鄂豫皖苏区民众在土地革命时期才能在“旧曲填新词”的红色歌谣的感召下“一呼百应”。 2、新旧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深远影响 毛泽东说：“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重大社会历史变革，对于鄂豫皖工农革命风暴，正是这样的一个准备。1911年武昌起义的胜利迅速波及离武汉不足百里的黄麻地区，黄安城以首先光复来响应辛亥革命。继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北大“歌谣运动”的思想号角在陈独秀的故乡——皖西地区安庆得到了高强度回音。鄂豫皖边区广大工农群众响应社会变革，激起了向往新生活、展望新时代的极大热情。后来，纵贯鄂豫皖边区的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更是给边区群众以革命震撼。鄂豫皖边区革命的早期发动者，正是注意到了红色歌谣的强大作用，开始自觉运用歌谣形式来宣传革命，先后创编了《诉苦歌》、《发动歌》和《暴动歌》等大批歌谣。这些歌谣对革命启蒙，鼓舞斗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27年发生了举世闻名的黄麻起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这种思想鼓动的结果。后来，深受左翼作家联盟 “文学大众化”思想影响的沈泽民、成仿吾等现代文学家来到鄂豫皖苏区后，提出“向山歌、民歌学习”，努力“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等号召，更是直接促成红色歌谣在鄂豫皖苏区的广泛实践。 3、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鼓励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太多太壮烈的革命事件为涌现出更雄壮更动人的红色歌谣奠定了雄厚的生活基础。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革命口头文学特别是红色歌谣在教育鼓舞革命军民中的重要作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就明确规定：由“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鄂豫皖苏区红军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保持着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队的光荣传统。红军内部设有专业文艺宣传队、报刊等，营、连还设有专职宣传员或“山歌队”。红军山歌队或在战场上用歌声瓦解敌军，或在生产时用歌声相互鼓励，舒缓压力，或到农村用歌声感化群众，赢得支持。此外，党还充分利用识字班、“列宁室”及各级苏维埃政府、赤卫队、儿童团等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歌谣活动。党和红军每到一处都要组织群众教唱革命歌曲，其创作十分活跃。 因此，可以说，鄂豫皖苏区红色歌谣既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传统文化，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的适应中国革命斗争需要和形势的中国先锋文化。 二、时代生活的真实写照 鄂豫皖苏区红色歌谣是时代生活的真实写照，生动地描绘了1927年11月黄麻起义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的巨幅历史画卷。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再次研读这些红色歌谣，仿佛“呀咳”“小郎哥啥”的歌声就响彻在耳边。 1、控诉黑暗社会，鼓动工农暴动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劳动人民的压迫是残酷无情的，反映到歌谣中也就充满着血泪和辛酸。曾有三个当红军的哥哥为革命牺牲、2005年已年届九十的麻城老红军曾光秀老太太唱起当年《诉苦歌》，不禁老泪打转：“冷天无衣裳，热天一身光，吃的野菜饭，喝的苦根汤。麦黄望接谷，谷黄望插秧……”麻城地区当年军阀连年混战，贪官横征暴敛，苛税多如牛毛，什么缠足税、穿耳税、灶门税、……花样不断，老百姓便唱《苛税歌》：“牛毛杂税霸王捐，茫茫苦海哪有边！铁板租子阎王债，死也难来活也难。一年三百六十日，糠菜难得饱一餐。”⑵歌者动情，听者动心。历史证明，哪里社会最黑暗，哪里的反抗就最强烈。1927年11月13日爆发的黄麻起义，正是这一历史规律的真实写照。当时，两万多起义工农军在七里坪高唱《暴动歌》，声势浩大，震撼人心：“暴动，暴动！工农打先锋，拿起刀和枪，一同去进攻！暴动，暴动！哪怕白匪凶，拼出一条命，勇敢向前冲！暴动，暴动！天下归工农，再不当牛马，要做主人翁！暴动，暴动！共产党来指引，前仆又后继，革命定成功！”⑶这类控诉黑暗、鼓励暴动的红色歌谣在鄂豫皖苏区可谓俯拾皆是。 2、颂扬党和苏维埃，歌唱工农红军 劳动人民期盼翻身解放，把希望寄托于党的领导。但是，由于张国焘通过“肃反”大肆剪除异己，大批被扣上所谓“右派”或“立三路线派”帽子的苏区干部和红军将士被害，因此，鄂豫皖苏区先期流传的不少颂歌后来都受到了群众的质疑。但苏区文化的主流仍然是革命的、战斗的和昂扬向上的。特别是那些歌唱革命领袖、红军将士的歌谣，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其中就有首颂扬中共发起人董必武的，叫《董必武回黄安》：“1925年，董必武回黄安，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共产党员，大别山树起红旗，领导革命来宣传。……//1928年，二次革命大发展，黄、麻、光山到罗山，商、固、潢川到六安，红旗插遍满山头，土地革命把身翻。” ⑷这类歌谣还有《坚决跟着徐向前》、《徐海东爱百姓》等，充分表达了苏区军民永远跟党走的坚定决心。 苏维埃是根据地实行的政权形式，它讲究官民平等，军民一致，因而得到苏区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在鄂豫皖苏区，流传面最广、影响最大且至今仍然广为传唱的的红色歌谣《八月桂花遍地开》，就以庆祝苏维埃为基调：“工友农友团结起，工农政府已成立；政府是你的呀咳，政府是你的呀咳，你爱政府就是爱自己。庆祝苏维埃……”面对蓬蓬勃勃的革命形势，苏区军民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扬眉吐气。 面对血与火的斗争，苏区军民充满必胜的信念，掀起了一次次的扩红支前运动，涌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如《当兵要去当红军》：“当兵要去当红军，红军处处受欢迎，日后日子不愁穷；官长士兵饷一样，要做工来有工做，没有人来压迫人。会种田的有田耕……”还有直接表现红军纪律严明的，如七里坪革命纪念馆收藏的《红军纪律歌》：“红军纪律最严明，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讲买卖，不相欺，保护小商人。工农如兄弟，劳苦更相亲……”另外还有《扩红歌》、《山歌越唱越开怀》、《五更劝亲人》等，苏区群众耳熟能详，至今还成为老区节日大型文艺晚会的保留曲目。 3、讴歌革命战争，分化瓦解敌军 鄂豫皖苏区位于十年内战时期全国局势的中心位置，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围剿”和反“围剿”成了苏区斗争的主要形式。一首首红色歌谣饱醮着血火硝烟，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如以许继慎为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革命伊始，所向披靡，有歌《红军声势震江淮》唱道：“从武汉，到六安，三战三捷三扩编，红军声势震江淮，烽火燃红半爿天……”苏区军民几乎是每战必歌。如1929年农历七月中旬，红三十三师三打湖北新集（今河南新县县城），地主豪绅狼狈不堪：“红军一到新集，地主豪绅战兢兢，叫枪会快闭城门，伊哟咳哟，叫枪会快闭城门……”⑸新集解放不久，苏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先后从七里坪迁来，一时间，新集成为鄂豫皖苏区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中心。1929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日大批红军乔装打扮混进河南商城，然后内外呼应，奇袭成功：“二十五清早，卖柴又卖草，红军混进城，人人不知晓。打倒王金牙，震动戴民权，张灯又结彩，万民齐欢笑，成立苏维埃，穷人翻身了。”⑹1931年12月12日，为尽快解放黄安，红四方面军决定派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出其不意地参战。政委陈昌浩亲临督战，几个小时就全歼城内国民党69师，还活捉了师长赵冠英。秦基伟将军在《黄安大捷》回忆录中记下了此次战斗：“快来，兄弟姐妹们！排好队，呼口号，欢送我红军，攻下黄安城，活捉赵冠英……” 为粉碎国民党军事“围剿”，苏区军民把分化瓦解敌军当作另一条重要战线，红色歌谣就成了锐利武器。1932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亲自指挥下围困皖西的苏家埠。多日后，苏家埠土城内的白军饥饿难耐。这时，几名红军山歌队员摸到城门前的大石头后面，轮番高唱：“大别山上茶花开，穷哥们肚子饿了快过来。”白军怕中计，缩在土墙里不露面。山歌队战士就接着唱：“老乡老乡，快快缴枪，放下武器，红军有赏。”砰砰——，有人放冷枪，大石头上冒火花。“老乡老乡，不要打枪，本是穷人，理应反蒋。”城墙里没动静了，大家又接着唱《白军兄弟好可怜》：“白军兄弟真可怜，官长拿你不当人，张口骂来动手打，饿死他乡无人问。哎呀呀，好可怜，又何必为他卖命！”城墙上有人探头探脑，山歌队长亲自开唱《致白军士兵歌》：“人间痛苦数白军，受的痛苦说不尽，士兵呀你可伤心？伤心！伤心！我说来眼泪纷纷。//在家土豪多凶狠，缺吃少穿活不成，只逼得无处安身。安身！安身！无奈何当了壮丁。”歌声直捣白军士兵心窝子。天黑下来，有人爬出城来讨食，红军赶快给他肉包子吃，喂他水喝，然后放他回去。接着，唱白活报剧开始了，一个扮农友一个扮白军地唱起根据当地山歌《打料棚卖柴》改编的《兵变歌》：“临走老娘哭得双泪流，妻子拉住不松手。我的农友呀！小孩急得直撞头……”“农友”问道：“你这当兵的一个月关多少饷呢？”唱曰：“去年春发了两块钱，今年还是干打干。我的农友啊，买鞋袜都赊欠……”“农友”再问：“你们在前面卖命，当官儿的干什么吃的？”“白军”长叹一口气：“官长白天饮酒带划拳，夜里妻子一头眠。我的农友呀，外带抽大烟……”城墙里开始乱哄哄的了，歌声继续：“官长压迫真野蛮，不打仗说你通共产。我的农友啊，不枪毙也要挨皮鞭……”歌就这样唱下去，城里枪声大作，然后是士兵哗变，苏家埠不战而得，成为整个十年内战期间红色歌谣在战场取得成功的最为典型的例子。为加强宣传攻势，苏区红军还广集素材，创编了《瓦解敌军歌》、活报剧《反动派和白色士兵吵嘴》等一大批歌谣，成为战场上瓦解敌军的强大武器。正因为此，当时中央军委就有个报告说：“从麻城革命斗争的发动情况来看，‘革命文件不如革命口号，革命口号不如革命歌谣’。”⑺ 4、欢呼土地革命，重建美好家园 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核心任务，就是实行土地革命。在党中央提出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指导下，鄂豫皖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土地革命。获得土地的苏区农民像获得了新的生命，翻身解放的喜悦心情溢于言表。《山歌唱来闹连连》唱道：“山歌唱来闹连连，打倒地主要分田，工农翻身作了主，保佑共产党万万年。”取得土地的苏区人民生活信心倍增，开始以极大的热情发展生产，学习文化，破除落后观念，倡导新型风尚，重建美好家园。当时，大量的男劳力上了前线，农业生产就由妇女承担起来，但苏区女性表现出色，如至今仍然在湖北英山蔡家畈流传的篇幅壮观、长达八十行的《送郎投红军》：“此去投红军，夫妻俩离分，叫声我郎听分明，妹有话叮咛……公婆虽年迈，耕田有人代，家里生活我安排，不要挂心怀……”根据地人民男的当兵打仗，女的养家做后勤，军民一家人永不分，如《酒米糍把蘸蜂糖》：“酒米糍把蘸蜂糖，大娘估到红军尝，一个推，一个让，这边难坏红军哥，那边急坏老大娘。”由于人民当家作主，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人民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但实行了婚姻自主，而且在生产生活中提倡男女平等和劳动竞赛，如《反童养媳歌》、《反包办婚姻歌》、《你追我赶实在忙》等等。 5、坚持游击战争，相信革命成功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因为作为中央分局主要领导的张国焘不仅大力追捧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而且还在取得两次反围剿战斗胜利后大意轻敌，致使红四方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时不得不撤到外线作战，并最终离开苏区北上陕川。白军进入根据地后，大肆屠杀革命群众，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但是，不屈的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转入游击战斗。根据地有个曾参加过黄麻起义的留驻红军干部，叫吴永达，他组织群众，采取昼伏夜出、声东击西游击战术，先后在张李家和秦罗庄等地打击民团和白军“红枪会”。《跟着永达打游击》中有两句歌词唱道：“敌人来了不要怕，有了永达把秧插……”游击军民实行“敌进我退，敌来我伏”的策略，以插秧为掩护，保存了革命实力。但敌人接着采取“移民并乡”等恶毒政策，对苏区实行更为疯狂的清剿。为粉碎敌人企图消灭红军的阴谋，更好地领导全国的抗日救国斗争，1934年11月，鄂豫皖苏区走出的第二支红军——红二十五军奉命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北上后，鄂豫皖根据地人民在高敬亭等人领导下，重建红二十八军，并坚持战斗到全面抗战。《红军调》中反映有这时艰苦的游击生活：“……冬月里来冬至寒，白军保卫团来搜山，红军人少不能挡，小郎哥啥，退到大别山哟。腊月里来腊梅花儿开，百姓都望红军来，心中想念口里不敢言，小郎哥啥，总有那一天哟。”⑻ 总之，红色歌谣是鄂豫皖苏区革命思想的宣传媒介，是苏区军民鼓舞士气瓦解敌军的战斗武器。它承载着苏区革命，记录着苏区历史。 三、中国大众艺术的不朽之作 陈思和在《我们的抽屉——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中认为，红色歌谣仅仅是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革命号子”，而且这种歌谣也过于血腥，其除了启蒙性的革命内容以外，甚至谈不上什么艺术性和创造性。这话有一定道理。封建势力和外国殖民统治是不会自动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走过血与火的历史。残酷，不是“带血的歌谣”造成的。因此，仅仅认为红色歌谣是“革命号子”就显得多少有些肤浅，原因在于，这种观点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没有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瑞典华侨傅正明在《七色斑斓的中国当代诗歌》中认为，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歌谣，总的来看，“没有给整个中国文艺史留下具有较高美学价值的作品。历史是真正的检查官。文艺史的篇幅有限。历史检查官将不断把那些无价值的所谓红色歌谣统统从文艺史上删除抹去，不留一丝痕迹。”这显然是以偏赅全。历史洪流中的任何事物，都无法摆脱历史的选择。红色歌谣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产物，也必将经历“去粗取精”式的历史淘洗过程。苏区红色歌谣多为即兴应制，难免粗糙次低。但是，中国工农民众的艺术天性，决定了发生于民间、繁荣于战争时期的经典红色歌谣，会经受住历史的大浪淘沙，而最终成为中国艺术殿堂中的主体部分。我们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鄂豫皖红色歌谣表现了苏区人民的高度思想觉悟，堪称苏区军民艺术天才的精彩展现，是中国大众文艺的不朽之作。 鄂豫皖苏区红色歌谣中，不论是传统民歌的四句头、五句子，还是形式自由变换的多段多句的新战歌，不论是沿袭传统调式，还是新编曲谱，它们和井冈山、湘鄂西和陕甘宁等苏区的红色歌谣一样，都不同程度上继承了传统歌谣固有的质朴、鲜明、形象等优异的艺术表现。质朴是民间创作突出的艺术特色，在红色歌谣中则表现得更为醒目。红色歌谣往往以直截了当的叙事抒情，就能发挥感人力量，没有任何雕琢就闪烁着艺术的光辉。这种质朴性，显然是苏区军民艰苦朴实的生活作风与健康的口头文学传统的最好表现。和质朴性不可分的是鲜明性，这是由红色歌谣的革命现实主义所决定的。红色歌谣有鲜明的爱憎，有明确的立场和态度，有明快的语言和节奏，这与旧民歌很不相同。另外，红色歌谣还善于从密切相关的具体事物出发，来反映苏区社会和革命斗争内容，因此在形象性方面自然也有许多出色表现。当然，鄂豫皖苏区红色歌谣不朽的艺术特色，更表现在其不同于其他苏区红色歌谣及其他时代革命歌谣的独特特征，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明朗的色彩和逼人的气势 俄罗斯画家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强调说：“色彩是直接触及灵魂的力量”。康定斯基还以音乐喻色彩，说他在红色中能听到号角的召唤。著名色彩学家伊登（Johannes Itten）在《色彩艺术》中也说：“色彩就是生命。”“火生光，光生色。语调赋予色彩以言辞，色彩从精神上赋予声音以形体。” 所以，真正优秀歌谣中的色彩，本质上是民众的情绪色彩。鄂豫皖苏区红色歌谣的色彩主调正是明亮的红色。红色是中国人的传统喜庆色，蕴涵着生命的活力和阳刚之美，是健康、热情、温暖、活泼、自信、旺盛、希望的象征。这种红色，又主要取象于血和火。其最鲜明的意象，是红旗、红军、红马、红樱枪，红日、红心、红血、红苏区。如《八月桂花遍地开》：“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唱歌又跳舞呀咳，张灯又结彩呀咳，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再如前面提到的《红军到黄陂》中还有几段唱词，也充满血与火的色彩：“国民党们反革命，勾结地主和豪绅，血腥残杀我工农，哎哟！哎哟！血腥残杀我工农。//……红旗插遍半个天，战斗歌声到处传，武装保卫鄂豫皖。”可以说，鄂豫皖苏区红色歌谣是一种“血染的风采”。 火，不仅具有强大的摧毁力和破坏力，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建设力量，因为它给人类带来光明、热情和温暖。血，则不仅是爆发力的源泉，而且还是祭坛上的“牺牲”和“奉献”，是震撼人心的神圣象征。“诗中有血自然红”。以这种思维来解构红色歌谣，同样能感受到火的力量和血色的震撼。鄂豫皖苏区红色歌谣也由此赢得了峥嵘峭拔的逼人气势。我们从麻城西张店老红军王政柱回忆的《童子团歌》中就能体会这种气势：“冲！冲！冲！大家向前冲！怕什么三教徒，洋走狗。我们是劳动童子团做先锋。//来！来！来！大家来拼杀，对准那吃人的反动派。我们是劳动童子团作先锋。//!冲冲！冲！大家来猛攻，打垮那黑暗的旧世界。我们是铜子团做先锋。//来！来！来！大家来路开，建设那美好的新世界。我们是童子团做先锋。” 这种气势我们从黄麻起义的《暴动歌》中也能深刻感受到。 2、忘我的想象和鲜活的旋律 鄂豫皖苏区资源匮乏，加之连年战火，人民生活处境极端悲惨。但是，苏区人民并没因此就愁眉苦脸，相反却是在歌唱中揭竿而起，积极主动地为改变命运而战斗。穷困，反而使苏区人民更加期盼美好生活；穷困，使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想象力更加丰富。即使是在其最悲伤的时候，也不忘记快乐，就连表达苦难也是用最优美的旋律。如前面提到被许多人称为鄂豫皖苏区经典歌谣的《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如此。它是1929年鄂豫皖苏区人民用当地的民歌《八段锦》填词改编而成。这首红色歌谣反映了反围剿过程中残酷激烈的斗争场面，洋溢着饱满的革命热情。全曲为六个乐句的单乐段，且多句重叠复唱，音调清新欢快。鄂豫皖苏区很多红色歌谣都继承了当地传统歌谣如《龙船调》、《桐城歌》、《采茶调》和打麦号子《嗺咚嗺》等鲜活而动人的旋律，但又显得空间感更强，情调更高昂，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翻天覆地的时代气息。高尔基曾经指出民歌是和悲观主义绝缘的。这个论断，在鄂豫皖红色歌谣里得到充分印证。鄂豫皖苏区红色歌谣，妙就妙在不是用苦难来表现苦难，而是把苦难转换成一种比幸福更高境界的幻觉来表达。这样就使本来受苦受难的生活，通过演唱歌谣而形成完全不同于现实的另一种快乐而抒情的景象。 红色歌谣优美的旋律和苏区苦难的现实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叫人难以相信，这优美的音乐就是产生在惨烈的围剿与反围剿斗争过程中，产生在苏区军民渴望平等自由、期求和平发展的奋斗目标中。所以，笔者以为，鄂豫皖苏区红色歌谣的产生，始终是在忘我的想象和抒情境界中形成的，它完全是一种想象和幻觉中创造出的战斗乐章，所以它能激励鄂豫皖苏区民众豪情万丈地参加革命。 3、以“时序”为基本框架的“线性”叙事模式 鄂豫皖苏区的红色歌谣结构体式灵活多样，并不拘泥于固有体式和结构。但是我们从目前搜集到的大量歌谣中能够发现，在鄂豫皖红色歌谣中，以“时序”为基本框架的红色歌谣在数量上占有很大比重。其模式或以早中晚为序，或以年月日为序。鄂豫皖苏区红色歌谣中的这种以“线性”叙事模式，是与苏区持久而惨烈的革命斗争实际相适应的，是与长期游击战争中自我调节的迫切要求想适应的。因为这种“线性”叙事模式，便于把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便于诉说苏区苦难的生活和艰苦的斗争。同时，我们还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这种“线性”结构有来自当地古代歌谣叙事传统的深刻影响。前面我们说过，这里处于我国古代“汉淮达江”歌谣带的中心，处于严酷斗争中鄂豫皖苏区军民，在创作红色歌谣时就自然有了现成的模式可供继承。于是，鄂豫皖苏区红色歌谣中就出现了大量如“四季歌”、“五更调”和“十二月体”等套用体式。以大别山“四季歌”曲调为基础的鄂豫皖苏区红色歌谣，如《四季读书歌》：“春节读书天气和，好同学，哎哟！理论就是革命舵。看了‘列宁报’，唱了战斗歌，身体壮，文化高，胜利才牢靠。//夏季读书日子长，好时光，……//秋季读书百谷忙，乐悠悠，……//冬季读书雪满天，正农闲，哎哟！学习操练不怕寒。交流好经验，技术要钻研，消灭那包围战，做个战斗员。”⑼属于“五更调”的红色歌谣则多套用流传于河南南部的“哭五更”调式。这类歌谣适宜苦诉和谴责，在苏区发展前期的“扩红”运动中，曾经被广泛使用。如流传于新县的《五更劝亲人》：“一更里劝劝奴亲人，劝亲人出门当红军，……//五更里劝劝奴情哥，劝情哥工作要紧做，莫念家中事，共产党办成功才有好日子过。”⑽属于“十二月体”的红色歌谣则多为对歌对唱形式，以十二月布局歌谣，节奏随月份的变化而推进，因此便于向纵深叙事抒情。这类歌谣基本是套用明清时期流传皖西地区《盘茶歌》、《十二月花》、《十二月望亲人》、《十二月想郎》等 “十二月体”，以及源自黄梅采茶调（黄梅戏前身）的“十二月叹” 等。继承此体式的红色歌谣如前面提到的《红军调》等。 “辉煌历史殷鉴今”。丁玲在《文艺在苏区》中认为，尽管“这初初的蔓生的野花，自然还非常幼稚……，然而却实实在在是生长在大众中，并且有着辉煌的前途是无疑的”。土地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文艺辉煌的业绩，已充分证实了丁玲论断的正确性，昔日“蔓生的野花”，随后衍变为气势磅礴的抗战歌谣，衍变为繁花似锦的社会主义新民歌，衍变为新世纪中国文艺博物馆中耀眼的化石，至今显得弥足珍贵。然而，近年来面对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使得有些原本积极健康的大众文艺活动，逐渐变得失去了应有的锋芒，从社会大视野收缩到推销隐私，把宣扬暴力等狭小范围，甚至还有人否定历史。这正是红色歌谣多年来被忽视、目前正逐渐远离青年一代的重要原因。随着老一辈革命者的一个个逝去，珍视和抢救曾经极大地鼓舞着苏区军民参与到剧烈的革命风暴中的鄂豫皖苏区红色歌谣，已经成了当前“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的迫切要求。 注释： ⑴本文中除特别注明出处的歌谣外，其他所选歌谣均由笔者直接采自鄂豫皖老区； ⑵⑶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37、57页； ⑷⑼⑽田海燕、高鲁：《红军歌谣》，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9-240、242-243、253-254页； ⑸郑国仲：《第三次打新集》，见《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70页； ⑹陈伯禄：《乔装取商城》，见《星火燎原》第一集，朱德、聂荣臻等著，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82页； ⑺此段歌谣录于鄂豫皖苏区红军山歌队队员徐光友、徐兴华回忆录《歌声显威力》，见《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革命军回忆录选辑》上册，第306-313页； ⑻此歌流传与麻城各地，收录于严辰《谈民歌》：见《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1949-1979）》中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第39-40页 原载：《理论月刊》2005年11月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