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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包文化与蒙古民族的关系，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特殊现象。一个民族长期追寻一个文化理念，乃至整个民族的历史就是追寻一个文化理念的历史，这，就是蒙古民族与敖包文化关系的真实写照。蒙古民族创造了敖包文化，而敖包文化又陪伴了蒙古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整个历史，堪称是世界民族文化史上一道非常柔情的风景。 蒙古人起初没有一个统一、固定的宗教，现在有的学者过分夸大萨满教对蒙古民族的影响，甚至把敖包文化跟萨满教联系在一起，但研究我国北方民族史却找不到这个论点的根据。即使蒙古民族发展到忽必烈称汗的时期，也未曾有过统一的宗教。据史料记载，当时有数十个宗教的首领轮番游说忽必烈，希望他接受他们的教义，甚至乞求蒙古帝国信仰他们的宗教。忽必烈谁的话都听，谁的话也都不听，他下谕在上都城(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内)设立讲坛，让各教派上台宣讲教义，他决定亲自率领蒙古臣民听讲，海纳百川，人听万声，然后再定取舍。由此看来，蒙古民族当时确无统一的宗教，如果有，忽必烈此举岂不是多余嘛！蒙古民族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些被兼并的少数族群，可能信仰萨满教，但这与敖包文化并无直接联系。 敖包，是蒙古语，严格地说其语义中连石头的含义都没有，只是“堆”的意思。依我的判断，敖包可能在元朝之前就有了，抑或是北方游牧或游猎民族的一个地标，一个先祖圣地，一个祭祀天地的场所，因为没有文字记载，我们不妨尽可能做宽泛一些的推测与解读。我从六七岁时就参加家乡祭祀敖包的活动，依我的理解，敖包文化不是宗教文化，尤其不是某一宗教的文化，它是民族文化，或者叫民族民俗文化。自古以来蒙古民族信仰长生天，认为世间万物都是上天赐予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是蒙古民俗哲理的基本内容。蒙古民族敬畏、崇尚和依赖大自然，“逐水草而居”是蒙古人与生俱来的生活信条，水草肥美是蒙古人生生不息的生存依据；没有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存就没有蒙古民族。所以蒙古先民通过祭祀敖包，对上天的赐予和大自然的恩惠，表达感念之情。年复一年、代代相传，便形成了蒙古民族独有的敖包文化。 当然，关于敖包还有各种民间传说，如成吉思汗西征时派遣先头部队前行，命令他们一路上选择山头或高地堆起敖包(石堆)做路标，为后续大军指引前进方向。至今尚未见史料有此记载，暂且只做一种传说吧。我们更熟悉的是民俗性敖包祭祀盛会，每年盛夏季节，蒙古高原蓝天白云，水清草绿，牧民们开始举行各种祭祀敖包的活动，美酒洒向苍天，哈达献给河川，合什敬拜先祖，祈愿风调雨顺、家家平安，那时刻， 草原上连空气里都充满和谐的气息。蒙古族人民借助敖包节充分地向苍天、大地、山川和祖先表述他们内心的感念、祈盼、祝福和寄托；与天、地、山川、祖先进行心灵对话，蒙古民族大气磅礴的精神文脉皆凸现于斯！ 在交通不便的大草原上举行大型聚会十分不易，后来人们就把敖包节和传统的那达慕(游艺)大会合办，形成综合性的全民盛会，于是蒙古汉子们迎来了显露他们超人技艺的时机。我们民族有个“男儿三艺”之说，指的是蒙古男儿擅长的三种技艺：赛马、摔跤、射箭。敖包盛会正是他们施展“男儿三艺”的大舞台，于是敖包节又成了最具规模的群众性游娱与祭祀联袂的盛大聚会了。 敖包文化发展到今天，历史不断赋予它新的内涵，我们弘扬敖包文化，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取其精华，融入今天，使它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比如敖包文化中包含的天人合一、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大自然和谐的朴素愿望，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理念是相通的，而和谐文化是我国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敖包文化一定会在蒙古族聚居的地方成为一个耀眼的新景观。 诚然，时代在前行，经济在发展，生活在巨变，对传统文化我们主张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敖包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将面临新的使命、新的挑战。先说一个很小的事例吧，去年我回故乡参加敖包文化节，兴高采烈的十几万各族群众长途行走，一齐拥上“圣魂敖包”山，不料祭典结束，群众下山时场面失控，老人小孩、官员百姓，卧车、卡车、大巴、面包、摩托、自行车，全方位塞堵，谁也找不到谁，谁也下不了山，就连我的父母官兼好朋友，也陷入“走投无路”之窘境。当然还是靠他指挥若定，事情很快得到了解决。他上车后说的第一句话：明年敖包节之前咋也得把上山下山的路调整和扩建好！我讲这件小事是想说明，21世纪的敖包节，与圣祖成吉思汗君临敖包山时的情形实在太多太多地不相同了。各种服务设施要成龙配套，各种管理制度要跟上来，道路、交通、食、宿、游、购等软、硬件设施都应纳入统筹规划之中，把敖包节逐渐办成规范有序的群体节日聚会，在社会上形成文明、健康、和谐、互爱的良好风尚。几万、十几万民众参加的大型活动，为了保证社会秩序和安全，政府有关部门的介入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商界、演艺界的介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有人提出“敖包节办得年年有新意”，此话乍一听似乎有道理，但仔细一想还是不这样说为好。因为传统文化已成型多年，乃至已成为一种模式和习惯，具有相对稳定性，所以即使求变亦不要急变而应渐变。我们请商界介入，不是要把敖包文化节变成商品交易会。我们请演艺界介入，不是要把敖包文化节变成欢乐嘉年华。举办敖包文化节肯定对经济发展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如若与旅游界联手合办得再好一些，活一些，甚至可能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 现在内蒙古各地正在兴起“敖包文化热”，但大都不是从深入研究敖包文化本身起步，而是从抢“天下第一敖包”这块牌子入手，结果把我推到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很多年前我应邀给拍摄《敖包相会》的外景地，书写过“天下第一敖包”的碑名；后来我到另外一个盟，当地旅游局长来找我，拿出写有“天下第一敖包”的一张纸，求我用蒙汉两文题写碑名，我说这几个字我在别处写过了，他说：“各是各的，没事儿，您就给写吧。”我就写了第二个同样的碑名(这次是用蒙汉两文)；去年我带领一个作家参观团到内蒙古另外一个地方去学习，受到热情接待，返京后收到那里一位领导同志来信，恳请我给他们那里题写一个“天下第一敖包”碑名。犹豫半天，我还是写了第三个“天下第一敖包”！事后我跟朋友们讲，迟早会有人找我讨说法，这三处到底哪个是第一啊？我将无言以对。其实何必争此虚名？干得好都是第一，干得不好都不是第一。 敖包节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文化活动，我们在创新、求变过程中应强化它的文化身份，而切不可削弱或改变它的文化本真。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3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