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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下简称《孔》)半个世纪以来成为研究热点，大陆的论文近400篇，集中在写作时间、主题、悲剧原因、人物性格等，主要特点是把它当汉代真事，这是值得怀疑的。 首先，从故事的性质看，《孔》是诗而不是历史，其核心内容是动物鸳鸯的来历，具有神话性。《孔》虽讲述了焦、刘二人的爱情，但这只是故事的表层，人的爱情仅仅起交代鸳鸯鸟前身的作用，以解释宇宙间的一个奇特现象——像夫妻一样恩爱的神奇鸟儿的神话来历——它是一对恩爱夫妻的冤魂变成。故事建立在原始宗教和神灵文化基础上，它是灵魂转世的神话。《孔》也是这样，其最初动机是解释鸳鸯来历，深层背景是以原始宗教为背景的鸳鸯神话传说。当为《孔》的最初简本，与人类爱情关联时才有了焦、刘等人物。在《孔》中，恩爱夫妻焦、刘被家长拆散、自杀殉情后变成两株相连的树和两只恩爱的鸟。人的爱情只是事件的前因，是为了交代鸳鸯的前身和恩爱的缘由。在万物有灵的古代社会，凡与灵魂有关的故事都不是纯粹的历史，而是民间宗教故事。如果鸳鸯前身或灵魂转世说不具有历史真实性，那么焦刘的故事又怎能当真? 其实，《孔》不是独立的故事，而有其历史渊源。从神话学角度说，《孔》的故事属于民间文学的爱情动物——鸳鸯鸟来历的母题(motif)，它的直接渊源是先秦宋国的《韩凭》故事。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所载：宋康王见舍人韩凭妻何氏美就强行霸占，他囚禁韩凭使之自杀，其妻也跳楼而死，遗言与韩凭合葬，康王不许。但在二冢上长出两株梓木，根交于下，枝错于上；树上还出现了一对鸳鸯，雌雄不离，交颈悲鸣。因此，宋人称其木为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宋康王即因射天笞地、荒淫残暴而被称为“桀宋”的宋君偃，其事可信。故事的产生不迟于战国，到汉唐仍然流传。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敦煌西北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出一批为当时人所废弃的散残木简，其中有一枚残简：“……书，而召斡傰问之。斡傰对日：臣取妇二日三夜，去之……”裘锡圭认为，“斡傰”即“韩朋”，甚是。“凭”与“朋”音近，韩凭，即韩朋，汉简当为韩朋故事残片。敦煌变文有《韩朋赋》，它由《搜神记》300余字扩展到砌余字，情节更复杂，与《韩凭》相比主要差异在宋王千方百计地破坏他们合葬的遗愿上：第一，把他们分开埋葬，但他们坟上长出的桂树和梧桐交合为—体，此树名韩朋树；第二，宋王把树砍掉，但二人魂魄又变成双鸳鸯；第三，鸳鸯留下一片美丽羽毛，宋王以此羽拂颈时人头落地，不到三年宋国也灭亡了。“连理枝”和“比翼鸟”不再是南、北版本的差异，而是故事中的两个过程；宋王更为凶恶，他不仅把人迫害致死，还以分葬、伐树等继续迫害其灵魂。但他最终受到惩罚，因果报应的宗教思想更显明。《孔》与《韩凭》、《韩朋》相比，除了在时代、人物姓名和迫害者身份和原因等社会学层面的故事有别以外，在夫妻自杀殉情、死后变成忠贞鸟或爱情树等故事模式和神话情节上基本相同。《孔》既然来自于韩凭故事，其历史真实更值得怀疑。 此外，《韩凭》故事还在继续演变。三国时东吴有《陆东美》的故事，成书于南朝时的《述异记》载，吴黄龙年间，海盐陆东美与妻朱氏恩爱，寸步不相离，时人号为比肩人，妻子朱氏卒，东美绝食而死，家人将其合葬。不一岁冢上生梓树，两树相抱合成一树；上有双鸿，相伴而宿。孙权闻之，感叹不已，封其里日“比肩里”，墓名“双梓木”。东吴子弘与妻张氏也与此相似，二人十分恩爱，吴人呼为“小比肩”。在这里，恩爱的夫妻死后变成了连理的梓树和不分离的双鸿。与《韩凭》和《孔》相比，故事简化，没有受迫害的内容，所变的动物也不同，但变连理枝和比翼鸟的情节和故事结构还保存着。 晋代出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唐梁载言《十道四蕃志》：“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晚唐张读《宣窒记》记载较完整，故事说，上虞县女子祝英台伪装成男子游学，与会稽梁山伯同学。祝英台先归，二年后梁山伯访问祝英台时方知她是女子，于是请父母往聘，但祝已许嫁马家。梁山伯三年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英台出嫁马家时从梁山伯墓经过，祝英台悲恸万分，大地自然裂开，于是二人合葬。晋丞相谢安还上奏朝廷，表其墓为“义妇冢”。南宋时还增加了化蝶的情节，《天中记》卷十九：“和帝时，梁复显灵异，效劳于国，封为义忠，有司立庙于鄞云。吴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妇孺以梁山伯祝英台呼之。” 南北朝时还有华山畿的故事。《乐府诗集》卷四十六《华山畿》古辞：“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監。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它是一个爱情悲剧。《古今乐录》：“《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说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爽。’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監。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透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南徐在今安徽。《孔》有“合葬华山旁”，即安徽潜山的华山。《华山畿》与《孔》地理相同，关系更密切。此外，同类的恩爱夫妻鸟还有双凫、双鹄、双鹤、双鸥等，傅玄、沈约、何逊均有歌咏，其中《飞鹄行》最典型：“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据萧纲《咏人弃妾》：“独鹄罢中路，孤鸾死镜前。”恩爱鸟的生死离别实际是夫妻的爱情悲剧，与《孔》极为相似。 后三个完整的故事与《韩凭》或《孔》仅略有差异：第一，都没有迫害者；第二，在后两个故事中，相爱的男女均未结婚，但在男子死后女子均神奇地进入男子棺材而合葬；第三，在《华山畿》还没有死后幻化为动物或植物的情节；第四，梁山伯祝英台死后所化为蝴蝶，而不是树和鸟。但它们与《韩凭》或《孔》仍然有联系。《格致镜原》卷九十六引《宁波志》说蝴蝶“黑而有彩者日梁山伯，纯黄色者日祝英台。”鸳鸯、蝴蝶成双成对，都是爱情的象征，他们在性质上相同。唐刘希夷《公子行》：“花际徘徊双蛱蝶，池边顾步两鸳鸯。”梁祝化蝶明显与《韩凭》故事有内在联系。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十四载，韩凭妻自杀时，她的衣服碎片“著手化为蝶”，这是梁、祝化蝶的直接渊源。蝶为人化的故事还见于汉代，罗隐《蝶》：“汉王刀笔精，写尔逼天生。”李商隐有“青陵粉蝶休离恨”的诗，青陵指韩朋筑的青陵台，蝶为韩朋所化在唐代已比较流行。故李商隐《青陵台》：“青陵台畔日光斜，万古贞魂倚暮霞。莫讶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在唐代蝶不再是韩凭妻衣服所化，而是韩凭夫妻的贞魂，故蝴蝶叫“韩蝶”。王安石《蝶》说：“翅轻于粉薄于缯……岂能投死为韩凭。”韩凭化蝶在唐宋已定型。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百六十六：“韩凭魂，俗传大蝶必成双，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曰，韩凭夫妇之魄。”梁祝化蝶与韩凭化蝶两说并存，但考其渊源，先有韩凭化蝶，梁祝化蝶直接承袭韩凭故事。 上述五个故事一脉相承：第一，故事同一母题。第二，故事结构相似，其表层都是人类社会中有名有姓似乎真实的爱情故事，其深层却是爱情动物的来历，它们都力图解释宇宙、解释事物的来源，具有神话哲学意味。人类的爱情只是为其提供灵魂来源，它们都是关于爱情树、爱情鸟、爱情虫等动植物来历的神话或者传说故事。第三，除《华山畿》外，它们都有魂魄幻化为相连相伴的植物或动物的情节。可见，无论是《孔》、《华山畿》，还是《陆东美》、《梁山伯祝英台》，它们都与《韩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都由《韩朋》演变而来。 这些故事的演变过程斑斑可考。在空间上，韩凭故事起于宋国，流传在今商丘一带。《搜神记》：“今睢阳有韩凭城”，位于今河南商丘县南。韩凭的遗迹有青陵台、韩凭冢等。河南有青陵台，《明一统志》卷二十六载青陵台在封丘县界，《河南通志》卷五十一载青陵台在封丘县东北。青陵台还见于山东，《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八引《郡国志》：“郓州须昌县有犀丘城青陵台，宋王令韩凭筑者。”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载青陵台在济州郓城县(今山东郓城)。可见，韩凭故事主要流传于河南、山东交界地带。《孔》流传于安徽，闻一多《乐府诗笺》：“汉庐江郡初治在安徽庐江县西120里，汉末徙治今安徽潜山县。”安徽南北均有《孔》的遗址，在今淮北庐江有小吏港，明李贤《明一统志》卷十四庐州府：“小吏港在府境”；同时在今淮南潜山也有小吏港，《江南通志》卷十：“潜山县东……至小市(即小吏)港怀宁县界北180里。”《华山畿》所在的南徐也在安徽。梁祝故事主要流传于江苏，明章潢《图书编》卷六十“善权洞”载：宜兴县有善权寺，为祝英台的故宅，“堂右偏石室刻碧鲜庵三大字，李曾伯所书，乃祝英台读书处，与梁山伯同事笔砚者。”宁波民歌：“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上到一到。”虽以后各地都有梁祝庙，但它最初是在江苏。从韩凭故事的流传地河南东部睢阳和山东西部到安徽南北，再从安徽到江苏，这些故事流传于江淮间地理紧密相联的几个省。在时间上，《韩凭》起于战国，到唐代仍存；《孔》起于汉代，南北朝时徐陵写定；梁祝故事起源于晋代，到唐宋定型，它们在时间上前后相承。综合时空可知：故事先以《韩凭》的形式在战国时的宋国流传，到汉代传到安徽时变成了《孔》，到魏晋时传到了江苏变成《陆东美》和《梁祝》。这类故事唐以后仍然在演变，如宋代张丽春与曹名璧夫妇死后成为并蒂莲的故事，元代闽中上官粹与贾蓬莱夫妇死后成为连理树的故事等。 由于空间的变化，故事流传到新地时经历了本地化的过程，主人翁名字和故事情节有了改变。由于时间的因素，故事主题也有了较大改变。《韩朋》的批判锋芒直指君主；《孔》是对封建家长包办离婚的血泪控诉，今流传于怀宁、潜山一带的《孔》民间小曲有《十恨焦八权》、《十笑刘阿大》等，母亲、兄长成为诅咒对象，把故事与封建孝悌思想的冲突凸现出来。故《榕村语录》卷三十：“《焦仲卿妻诗》是古今极有名作，看来那件事虽可怜，但处得未为妥当，不足垂教。”《韩凭》和《孔》必然招君主和家长忌讳。但一到《华山畿》和梁祝故事中，对君主和家长的批判完全消逝，故宋以后流行的不是《韩凭》和《孔》，而是《梁祝》。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封建意识形态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人物、动物和情节的改变只是故事在本地化过程中符号形式的改变，这些符号不具有历史真实的意义，因此没有必要把它当作历史考察。 这类爱情故事常与动物关联，《韩朋》和《孔》的核心即动物故事，它有深厚的原始宗教文化背景。 《韩凭》虽似起于战国，但它还具深厚的神话内涵。在《韩朋》故事中韩朋是忠于爱情的男子，但在古老传说中韩朋是鸟。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中：“韩朋鸟者，乃凫鷖之类。此鸟每双飞，泛溪浦水……案干宝《搜神记》云……王怒，令埋之二冢。相望经夜，忽见有梓木生二冢之上，根交于下，枝连其上。又有鸟如鸳鸯，恒栖其树，朝暮悲鸣，南人谓此禽即韩朋夫妇之精魂。故以韩氏名之。”此鸟为韩氏魂魄所化，故名韩朋。韩朋鸟为鷖，鷖即五彩的神鸟凤凰。《山海经·海内经》：“有五采之鸟，飞蔽一乡，名曰翳鸟。”鷖是鸾凤，《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五采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韩朋如鷖，即凤凰。在音韵学上，上古无轻唇音，凤、朋声母、韵母相同，音近；在文字学上，古文凤即作朋。《说文》：“凤，神鸟也……朋，古文凤……故以为朋党字，鹏亦古文凤。”在文献上，凤即鹏。《庄子·逍遥游》中鲲化为鹏，宋玉《对楚王问》作“鸟有凤而鱼有鲲。”可见，凤即朋，也即大鹏。“韩朋”与“鸾凤”音近，韩朋当即鸾凤。李商隐《蝇蝶鸡麝鸾凤等成篇》“鸾凤各双双”，鸾凤也是爱情鸟。汉司马相如以琴挑逗卓文君的《琴歌》：“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在爱情上，凤凰、鸾凤与鸳鸯的意义相同。凤凰五彩斑斓，神话中韩凭也是一只彩色的美鸟。韩凭鸟的特点是项部彩色，唐人把它画在扇上。唐诗“月明休近相思树，恐有韩凭一处栖”，韩凭已与鸳鸯相似了。但唐王初《青帝》：“青帝邀春隔岁还，月娥孀独夜漫漫。韩凭舞羽身犹在，素女商弦调未残。”罗虬《红儿诗》：“可中得似红儿貌，若遇韩朋好杀伊。”韩凭是毛羽斑斓、在青帝面前跳舞的彩鸟，还保留了凤凰的神话本色。鹏是凤凰，韩朋本即凤凰。在《韩朋》中，韩朋作为凤凰的神话本相保留在主人翁的姓名中，它在现实性上已被阐释为恩爱的鸳鸯。《韩朋》是一个多维的复合体：在故事表层，它是一个人间有名有姓的爱情故事；在其深层的动物故事中，它又具有两个层面：在神话动物层面，韩朋是理想中高贵的凤凰；在世俗动物层面，它是现实中可见可闻的鸳鸯。神话动物与世俗动物之间具有相似性，意义上彼此阐释，二者具有内在联系。 在神话学上，韩朋故事与人类起源密切相关。《孔》是鸳鸯起源故事，但鸳鸯起源不在汉代，也不在《韩凭》所说的战国，它有更古老的渊源。实际上，韩朋故事上承人类远古的凤凰神话。韩朋属鷖，已透露出韩朋与远古民族起源神话中鷖的关系。在远古神话中，商人是凤凰后代。《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日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商民族崇拜玄鸟或凤凰，他们是鸟的后代。周代居住于今河南的宋人即为殷人的后裔，他们也是鸟民族的后代。韩朋鸟之所以是翳是凤凰，在命名上是因为玄鸟的叫声为“乙”，故玄鸟又叫乙鸟，字或作J9己、鷖、翳等；它与中国远古凤鸟民族图腾崇拜和天乙汤等先祖有关。《搜神记》说，韩凭故事发生在今睢阳，睢阳还有韩凭城。宋地睢阳，即殷商玄鸟民族子孙所在的地区，韩朋鸟是凤凰，当暗承远古商族的玄鸟神话。 《孔》的动物有启人疑窦的地方：《孔》全篇讲鸳鸯故事，开头当是“鸳鸯东南飞”，但为何成为“孔雀东南飞”呢?胡适认为，《孔》的开头取自《双白鹄》：“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忽然卒疲病，不能飞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双白鹄》歌咏雌鸟负伤，雄鸟想救而不能，故事见于《搜神记》，民间歌人认为它与《孔》类似，故借来开头。这就是说，这个开头犹如后代小说中的“词话”，借用了类似故事。罗漫认为，《孔雀东南飞》是由孔雀和鸳鸯两套故事合成的。这些说法均有一定道理，讨论《孔》动物问题的文章极少，上述观点已很宝贵。但是，白鹄不等于孔雀，白鹄双飞不等于孔雀成双。其实，孔雀不是爱情鸟。唐刘恂《岭表录异》：“孔雀翠尾，自累其身。比夫雄鸡自断其尾，无所称焉。”它一雄多雌，爱情并不忠贞。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孔雀是淫乱的象征。孔雀当另有来源，它来自佛教中有孔雀夺人妻子的故事。《六度集经》卷三：“孔雀王从妻五百，委其旧匹，欲青雀妻。青雀唯食甘露好果，孔雀为妻日行取之……孔雀王从一青雀在常食处……捨五百供养之妻，而贪青雀。”孔雀王原有五百个漂亮的孔雀妻子，《旧杂譬喻经》卷上：“孔雀王，从五百妇孔雀，相随经历诸山，见青雀色大好，便拾五百妇追青雀。”他喜新厌旧，占有了青雀妻。《说郛》卷三十韩凭妻何氏作《乌鹊歌》：“鸟鹊双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不乐宋王。”韩凭夫妻自比双飞乌鹊，宋王为凤凰，凤凰是个夺妻者。宋王夺韩凭妻即凤凰夺乌鹊，与孔雀王夺青雀完全一致，《孔》的开头受到佛教夺妻故事的影响。孔雀(或凤凰)与鸳鸯(或乌鹊)不是两套故事，而是一套故事中两种对立的形象，只因孔雀来自方外，它还没有完全融进中国故事中。 其实，《孔》本有自己的神话动物。《韩朋》中的韩朋本是动物，《孔》中的“焦刘”也当是动物。“焦刘”与动物鹪鹩有关。鹪鹩与“焦刘”音近，当动物鹪鹩变成人类故事时，通过谐音它成为“焦刘”，成为男女主人翁的姓氏。鹪鹩(Wren)属雀形目，鹪鹩科，全世界有59种，是体型小的褐色鸟。鹪鹩歌声高亢悦耳，有的能唱出120个主旋律，能像人类音乐家那样插入复杂的“呼叫一应答”方式，能模仿人说话，还能为戏和占卦，故得到人们喜爱，日本还有大鹪鹩天皇。焦刘当是鹪鹩，其理由如下：第一，韩朋是鸟，从韩朋故事脱胎而来的《孔》中的焦刘也当是鸟。第二，鹪鹩，又名巧妇。鹪鹩在《诗经·小毖》中名桃虫鸟，《尔雅·释鸟》：“桃虫，鹪，其雌鴱。”郭璞注：“桃雀也，俗名为巧妇。”扬雄《方言》：“自关而东，谓之土雀，或谓之女匠。”旧题师旷的《禽经》：“鹪巧而危。”晋张华注：“燕人谓之巧妇，亦谓之女匠，江东人呼为巧雀，亦谓之巧女。”女匠、巧妇、巧女等均比喻其灵巧。这是因为，鹪鹩生性灵巧，它做窝时以麻发织茅苇羽毳为之，旁边开口，其形如袋，虽大风雨不断，十分精巧，故名巧妇鸟。第三，鹪鹩也与爱情有关。鹪鹩体小，羽毛红黑相间，有如红豆，故又名相思鸟、相思仔。屈大均《杨柳枝词》云：“山禽最小是相思，隐花枝，钗头偷立已多时，未曾知。郎处不须红豆子，殷勤寄，双双取得系红丝，到天涯。”第四，鹪鹩是无辜被害者的象征。敦煌文献句道兴《搜神记》：“小鸟者无过鹪鹩之鸟，其鸟常在蚊子角上养七子，犹嫌土广人稀。”它体微而处卑，对人无害，故《庄子·逍遥游》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鹪鹩成为避祸者形象，晋张华《鹪鹩赋》：“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但张华终于被杀，梁简文帝萧纲有“鹪鹩之赋徒然”之叹，鹪鹩是无辜的受害者。刘兰芝“三日断五匹”的纺织技术与巧妇鹪鹩同，焦刘无辜却被迫害致死与无辜的鹪鹩同，焦刘爱情始终不渝、殉情而死与相思鸟鹪鹩同。因此，韩鹏鸟在汉代安徽民间变成了焦刘鸟。焦刘(鹪鹩)成为有特殊寓意的爱情鸟，这是《孔》写定于六朝的又一旁证。 鹪鹩还与凤凰有关。《庄子》鲲化为鹏，《尔雅·释鱼》：“鲲，鱼子。”《国语·鲁语》说“鱼禁鲲鲕”，鲲鲕均鱼子。小鱼子可化为大鹏，小鹪鹩也可变成大鸟。《诗经》“桃虫”，毛传：“桃虫，鹪也，鸟之始小终大者。”鹪变成大鸟与小鱼子变成大鹏相似。大鸟鹪又称鹪明，即凤凰。《史记·司马相如传》“鹪明已翔乎寥廓”，扬雄《法言》卷五：“鹪明遴集，食其洁者矣。”宋咸注：“鹪明，南方神鸟，似凤也。”《文选》江淹《杂体诗》“鹪明不能飞”，李善注：“《乐纬》日：鹪明状似凤凰，身礼，戴信，婴仁，膺智，负义。”可见，鹪明即凤凰。焦明又作焦朋，《山海经·北山经》：“有鸟焉，群居而朋飞，其毛如雌雉，名日鵁，其鸣自呼，食之已风。”鵁即鹪，鵁朋即鹪朋，它与韩朋都是凤鸟。鹪明是神话动物凤鸟，在民间渐为世俗动物鹪鹩代替，正如神鸟玄鸟渐渐被民间动物燕子所代替一样。民间常把鹪鹩与大鹏对举，敦煌文献《庐山远公话》：“蟭蟟(鹪鹩)共鹏鸟，如同飞对。汝虚抛气力，解事低头莫语，用意专听。”大与小是相互转化的，鹪本是小鸟，但在神话中它却能变大鸟，故《诗经》毛传说鹪是鸟之始小终大者，郑玄也说鹪鹩生大鸟题肩和枭。这类神话战国时还可见，《战国策》卷三十二：“宋康王之时，有雀生麒于城之陬。占之日：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鲍彪《战国策校注》卷十：“(歍)今江东呼鹪鶹，为鵋鶀。”雀生鶀，即小生大。鹪鶹即怪鵩鸱枭，因鹪鹩变枭，它成为大鸟，当即鹪明。鹪鹩称鹪，鹪明也称鹪，二者在名称上也容易混淆。宋康王时变大鸟的鹪鹩有深远的商文化背景，《孔子家语·五仪解》雀生大鸟于城隅，即商纣王时事。鹪鹩虽小，它源远流长，并通过焦朋而与商人远古图腾凤凰的神话联系起来。 在远古神话中，起源于凤凰的民族还有秦人。他们与殷民族的起源类似，《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秦人也是玄鸟或凤凰的后代，即鸟民族的子孙。据《史记》，大业生子为大费，大费辅佐舜，调驯鸟兽有功，是为柏翳，被舜赐姓赢氏。玄鸟的别名鳦或鷖，在这里变成柏翳。柏翳有二子，长曰大廉，被封为鸟俗氏，在今陕西的秦人即其后代。柏翳之小子名若木，鸟身而人言；又名费氏，当即飞氏。他徙居南方，商汤时费子之庶子被封于淮泗之间的徐地，仍奉柏翳之祠，主淮夷，即赢氏徐偃王子孙。柏翳，又作伯益、伯翳，翳即凤凰或玄鸟、鳦、鷖等。秦人大廉之玄孙孟戏、中衍氏仍是鸟身人言，懂鸟语。淮泗之间的淮夷、徐戎是柏翳子孙在南方者。据《华山畿》和《孔》焦刘埋葬在华山，《孔》的故乡在南徐，《孔》深远的神话背景鹪朋即安徽赢氏徐偃王先辈柏翳的玄鸟凤凰神话。 《孔》的南徐与《韩朋》的宋地睢阳，两地在地理上相连，相距不远。在文化渊源上，《韩朋》的凤凰神话来自玄鸟后代商之遗裔宋人，《孔》的鹪朋神话来自凤凰神话玄鸟的后代秦之遗裔徐人。二者虽面不同，但宋地的韩朋与安徽的鹪朋有关，《太平寰宇记》卷十六，泗州西50里旧徐城县是古代赢姓人在南的国都，泗州徐县有韩朋墓，韩朋与淮泗徐人有关无疑。韩朋为鸟，是因为其祖先为鸟；焦刘为鸟，也是因为其祖先鹪朋为鸟。《韩朋》与《孔》均与凤凰有关，它们表面是两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故事在不同地方的两个版本。 《孔》是结构复杂的故事。在表层，它是人间恩爱夫妻焦刘的故事，而其深层则是爱情动物来历的故事；在动物故事中，在神话动物层面它是鹪明或鹪朋的故事，而在世俗动物层面，它是鸳鸯的故事。高贵的凤凰鹪朋与世俗的鸳鸯在形象上相互补充，在意义上相互阐释。神话动物鹪朋通过凤凰形象与故事母题的韩朋建立起历史联系，鹪朋又通过世俗动物鹪鹩与故事主人翁焦刘彼此联系起来。同时，当鹪朋、鹪鹩的动物形象湮没不显时，凤凰鹪朋又演变为类似的孔雀，形成高贵动物孔雀与世俗动物鸳鸯相照应的格局。因而，鹪朋与韩朋，鹪朋与鹪鹩，鹪鹩与焦刘形成故事底层的隐性文化，孔雀与鸳鸯则形成故事的显性结构。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