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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新世纪伊始，新加坡三位中生代资深作家英培安、原甸及风沙雁分别推出个人的长篇小说。这是一种巧合吗？抑或是在经过二、三十年的创作历程后所必然迸发出的文学火花？不管是巧合或必然，英培安的《骚动》[1]、原甸的《活祭》[2]及风沙雁的《追逐阳光的人》[3]（以下简称《追逐》）已确实地呈献在我们的面前，特别是新加坡共和国明年（2005年）将迎接独立四十周年，这三部小说的出版或者更具有特殊的历史与社会意义。这三篇小说深入地表现了新加坡华人，特别是受华文教育的知识分子，从个人到家国的追寻、骚动与彷徨。 本文尝试以比较及对照的方式，把这三部小说放在同一个平台上，窥探它们的话语形态与文本特征，展示他们的共性和特性。通过这样的关照，我们期望可以归纳出新华中生代小说创作的趋向与特性。 二、为什么长篇小说？ 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这批中生代新华作家，想要把上世纪的左派运动与华教斗争的历史遗留给新一代。他们担忧，随着时代的迁移，如果那段过去被视为敏感的事件没有被再现，将永远掩埋在历史的无底洞中。原甸说：“我想，在新加坡华文文学这一“异类文学”中，我这样年纪的人，如果不去反映这样的一个悄然而去的时代，那么，不消多久，这样的生活将变成化石。再过十年二十年，这半世纪的题材将从我们的文学中完全的湮灭，因为我们的文学界迄今没有人尝试端把椅子请这位历史老人留坐”[4]。原甸的担忧英培安似乎也有同感。英培安说：“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我刚写完第二部小说《孤寂的脸》，打算写一部以五十年代学潮作背景的小说。因为我发现，在新加坡，尽管不少文化人与写作人经历过这个时代，而这时代的小说，竟是阕如。”[5]由此可见，他们的长篇小说书写有着拾遗补阙的企图。风沙雁再现南大生的悲情与奋发，是近年来新华/马华社会的大叙述，虽然有着新瓶装旧酒的做法，但也显示了南大事件在新加坡华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小说的话语形态 这三部小说对新加坡的书写，从殖民时代跨越到当今社会。英培安的《骚动》在时间的座标上属于最早的一部。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殖民地时期的新马写起，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期。当然《骚动》的书写场景不只是在新马，也推展至中国、香港及加拿大。原甸的《活祭》在时间和场景的跨度上比较类似《骚动》，从1963年新加坡的选举起笔，并一直连接到八十年代中期。空间的跨度呈圆状形，从新加坡到中国，从中国到香港，再从香港回返新加坡。风沙雁的《追逐》是由五篇情节结构不相联系的短篇合缀而成，可能这五篇短篇完成于不同的年份，过后再把它们连系起来，不过文本的时间跨度不太大，主要还是叙述晚近这几年的经历，无论如何文中也经常回忆十几二十年的前尘往事，常有今非昔比的感叹。从时空的向度看来，这三位新华作家都具有不小的野心，想要展现一幅幅较完整的社会历史与人物性格发展的画卷，企图给予读者较总体性的观览。 1、书写新加坡 英培安《骚动》里的新加坡，是殖民时代下的殖民地，是小说人物懈逅的地方。小说男女主人公（达明和子勤）都是出生并生长于新加坡。他们在中学的时候认识，他们一同参于戏剧演出，一起参加学潮，可以说是当时受左派思想影响的典型进步青年。后来，为了避开当局的缉捕，他们一同逃离新加坡。本来是要到大陆，后来听到不少关于大陆的消极传言，临行前折转到香港去。另外两位主要人物伟康和国良也是在新加坡认识，他们和男女主人公都就读于同一所中学，也都一起参加五十年代的学潮[6]。他们后来都被学校开除，伟康还被当局逮捕，被释放后他对殖民地政府很反感，因此决定回返大陆深造，他临行前在一间庙里和国良有着一次同性之间的暧昧关系。 国良则继续留在新加坡，通过夜校修完大专教育，也在夜校里认识了他的另一半。无论如何，国良仍然对在中学时仰慕的女同学子勤念念不忘，廿多年后他们在香港再重逢，他们在床上厮缠了一夜，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第一次背叛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在和女主人公子勤重逢之前，国良曾经到大陆去会见分离了二、三十年的伟康。藉着国良与伟康、国良和子勤的再重逢，作者似乎把新加坡、中国及香港三地联系起来。居住在中国的伟康和居住在香港的子勤，重新和新加坡的国良建立关系，这或许在隐喻着，离开新加坡的华人，不管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不管他们去国多少寒暑，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新加坡仍然是抹不去的星空。婚姻生活不如意的女主人公和国良发生亲密肉体关系（虽然过去她曾经误解了国良），似乎表征了在生活屡遭挫折时，故乡又成了一个人渴望亲近的“初恋情人”（虽然也曾一度误解了故乡）。 我们再以这样的推论来解读原甸的《活祭》，也一样可以成立。《活祭》的主人公在六十年代离开新加坡，为要投入更炽烈的社会主义运动而回返大陆，后来又出乎意料地从大陆转到香港。他在外头飘泊流浪了二十年，经历了各种人生的磨难，似乎有一种不如归去的感受。后来他也毅然地选择回归新加坡，正如他当年毅然地选择离开一样。他再度把新加坡视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故乡，像贺知章一样“少小离家老大回”，又像雅各一样回归自己的本家。[7] 不管新加坡的政治现实如何，新加坡在东南亚各国中是极特殊的，因为她是一个华人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也是唯一在政治上由华人主导的国家。华人在这国家的主流（拥有主人翁的思想），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是非主流或边缘族群的情况不同，新加坡华人更容易对国家投入深刻的感情。[8]风沙雁《追逐》中所反映的南大生，虽然对老南大的消失总有着强烈的悲愤，虽然他们也总会指责当局亏待过他们[9]、否定他们（认为他们英文不好而不给予聘用），使他们被逼得在国外飘泊流离，但是他们仍然对这岛国有着特殊的情意，在无奈与遗撼的同时，他们也不断地用自己的行动与毅力宣扬“南大精神”，希望这岛国的华教与中华文化的灯火不会全然熄灭，希望年轻一代能够继续延续这种在逆境中的奋发精神。这难道不是对新加坡的一种效忠的表现吗？ 当然对新加坡的书写，不尽然是好的一面。实际是，这三部小说也揭露了不少她的负面形象。《骚动》展示了殖民地官员的嚣张跋扈、殖民政策对华教与华侨的宰制，直接或间接地赶走了一批批像达明、伟康这样的热血青年。《活祭》中也指责在选举中胜利的一方“玩臭”，政治的民主自由度越来越紧缩，文化生命越来越没有血色。《活祭》中有这样的一段叙述：“看来也不是一时的气话，把思想装进了罐头，加以密封，不问青红皂白，凡来自共产中国的出版书籍一概封杀，不准进口。此后的人为岛国文化人没有被逼疯的现象必当感到诧异。”[10]是对政治戒严的嘲讽；“这小岛原是荒凉的，尤其荒凉的是文化”[11]这是对文化贫血症的不满；“中学要改制嘛！对么？两所大学要合并嘛！对么？”“所有的改变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提高英文”[12]是对西化教育趋向的批评。这些因素导致主人公选择离新返中，参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 风沙雁的《追逐》对新加坡的批评更是以严厉的，尤其是南大事件的发生以及新加坡人的“后殖民心态”。他们高举英语，压抑华文；他们推崇西方文化，压抑中华文化的发展；他们善待英校生，亏待华校生（南大生）。 南洋大学在新加坡，已经成为中文及中华文化的象征，这所创办于1955年的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被并入以英文为主的新加坡大学（后称为国立大学），表征了中文与中华文化被英文及西方文化所吞并，成为南大生及华文教育者抹不去的悲情。南大生由于文凭不受承认，英文能力被怀疑，因此为了生存，唯有飘泊四海，浪迹天涯。南大的消失必然使中文与中华文化的水平日益低落。“表面上我们的社会保留了许多民族习俗，但那尽是些无关痛痒的小传统，我们的大传统诸如文学、历史、哲学，有多少人懂？” 为人民考虑周详的新加坡执政者，为了让新加坡能够在国际上拥有竞争力，因此推行了以英文与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教育与文化政策。在这政策下，所考虑的只是现实生存问题，并没有深邃的人文传统。《追逐》中又有一段叙述说：“凡被英国殖民过的地区或国家，总有一小撮自命为英国文化通的人，当英国势力撤退后，依然在那儿对天遥望，缅怀过去，过着自以为是英国绅士般的生活。其实，这些人既放弃了母族文化，对英国文化也只懂得一点皮毛而已。他们既不读英国文学，也不听歌剧、古典音乐，就只懂得喝下午茶，粗浅得很”[13]虽然已经独立接近四十年，新加坡人仍然保存着殖民地主义思想的遗毒。无论如何，他们所了解的西方，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化的层次上，和被排挤的中华文化一样没有灵性。“这些人懂得什么英国文化，他们偶尔上酒店喝下午茶，为的是捡便宜货，……贪图的是吃了一顿便宜的下午茶，晚餐就可以省下来不吃，这与追求优雅情调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14] 《追逐》也批评新加坡的一些变质的南大生/华文教育者，由于缺乏自信及媚俗而扮“假洋鬼子”，“为的是要掩盖出身南大的事实，因为华校生挤进上流社会的绝无仅有。”因此他们“故意在谈话中穿插一两个英文单字，像什么‘我很blur啦’‘我要找happy’啦；或者故意问你：‘这东西华文叫什么呢？’，借此来炫耀自己的英文比华文好。这是一种在长期受压抑的扭曲心态，是岛民的悲哀”“如果经济上做得到，他们甚至会去漂白为白人呢。”[15] 新加坡的华文水平日渐低落，阻碍文化事业，特别是华文报的发展。无论如何，有些华人居然为了子女学不好华文而移民，真是令人感到不胜嘘唏。“华人基本上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他们移居海外，就靠保存母语与饮食习惯来团结在一起，来相濡以沫，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只有岛国的一些华人，数典忘祖，有些还以身为华人后裔为耻，这真是岛国的悲哀。”[16] 相比之下，远在北美洲的加拿大却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珍惜少数民族文化。“连卡卡利这么小的市镇，华人只有五万余名，都有一个中华文化中心”[17]“温哥华唐人街的华人色彩，比新加坡还浓呢”[18]因此，有不少《追逐》里的知识分子都移居加拿大，那些还未移民的，如〈海天迷蒙·春无归处〉的周慧颍与施泽恩夫妇也跃跃欲试。 2、书写中国/中国的书写 除了新加坡的书写之外，这三部小说都同时涉及中国的书写。这样的情况不是偶然的，它展示了一种书写趋向。新华作家，特别是中生代与前行代作家，由于历史和文化渊源，“中国”对他们来说仍然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磁铁，书写中国也成为他们的书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些中国书写中，有重新再触及历史伤痕的，也有礼赞大陆的改革开放的。 英培安和原甸的中国书写，比较倾向于再裹开历史的伤痕。《骚动》藉着一位小说人物伟康回返中国，叙述他在中国所面对的各种遭遇和压抑。这些遭遇如被批斗、被抄家、被折磨、被套帽子、出卖朋友、下乡等，铁板一块的复制大陆的伤痕文学，没什么新意。所不同的是当事人是一个从新马过去的“华侨”，就如他自己所形容的，“可能因为他不是地道的中国老百姓，他是华侨，中华文化里的‘愚忠’还未在他的血液里根深蒂固。”[19]由于他没有那么愚忠，他所受的苦难就没有那么大。无论如何，当时他目睹了各种人性的荒谬，使他原初的崇高理想被磨损了，他的精神和肉体不断地往下沉。 “伟康记得文革时被学生强迫戴辙纸帽，挂着个大牌子跪在台上的英语老师，他就是从马来西亚遣送回国的，后来据说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上吊自杀了。”[20]“他十分清楚，如果他在肉体上要活得像人，精神上就得忘记自己是一个人，换句话说，就是要完全背叛自己，服从在权威下指挥的群众”[21]这种背叛自己、虚假服从的生活使他对政治兴趣索然。反之，肉欲享受成为了他生命最实在的快乐。“每天伟康都觉得空虚无聊……一点意义也没有。只有在晚上，在被窝里拥着爱人的身体，在爱人的身上抽动着身子的时候，他才感到生命的活力与意义。”[22]当人面对各种现实的压抑而没有出路时，弗洛伊德所说的原欲是乎轻易地占据了人的全部生命与意识。 原甸《活祭》的情节套路和英培安《骚动》比较接近。小说男主人公“我”过去在新加坡时也是一名“进步青年”，投入社会主义的改革运动，写诗、搞出版、协助政党竞选等。（虽然他有时候也感到迷惘，但是还是随着大时代的步伐前进）。为了投入更加激烈的社会主义改革，他选择了回返中国的路（他五岁时随母亲和弟妹从中国南来）。 在新加坡时，他常和女友（英）谈论中国，也经常接触来自中国的“禁书”。中国在他的想象中，是一个非常凄美及令人响往的地方。“中国，在他们的话题中是神秘又充满诱惑的。很遥远，但又很近，遥远到他们觉得迷蒙又凄美；但又很近，可是又看不清楚。”[23]然而，当他真正身处于现实的政治中国时，他却发现自己受到许许多多的钳制，那么地身不由己，甚至比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南洋还不如，因此他的感叹是深刻的：“多少人一踏上了中国大门便贱如草芥了。广州归侨招待所里闭上眼睛随便都可以抓到一大把，那个张飞，……冒着枪林弹雨，没有死在帝国主义敌人的手中；却在他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中国），死在自己的战友的手上”[24]现实的中国和理想的中国之间的落差与矛盾，就在主人公内心观念的转变上被揭示出来。 由于不满于被归侨招待所领导的愚弄，他只在大陆居住了很短的时期，却令人意外地跑到被视为与社会主义革命对立的香港。从此他在那万花筒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流浪了十八年，直到他再回返新加坡为止。当理想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产生巨大落差时，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也渐渐地意兴蹒跚了。无论如何，他没有像《骚动》里的伟康不断地往下沉，陷入肉欲的宣泄中，而是找到了信仰的伊甸园，虽然生活在五花八门的香港，但是他的人格却不断地往上升。 为什么仍然要谈伤痕呢？这段历史与六、七十年代新马的左派运动有密切联系。当时，左派思想可以说成为新马年轻人的潮流与标志，许多热血青年甚至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回返大陆，但是他们大多数都遭到各种的折难。文革也是对新马华社较引起震撼的事件。[25]过去在现实政治环境下这些事件被划为禁区，作家避重就轻，较少在文学上被再现。如今随着国际形势的改变，特别是大陆走改革开放的路线，使意识形态的威胁被减到最低点，因此《骚动》和《活祭》就游走在当权者这一松绑的隙缝中，抓紧这一题材加以表现。 风沙雁的《追逐》对于中国的书写，比较表现出强烈的亲华倾向。在〈雪花飞扬，前景苍茫〉这一章中，特写了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台独分子（薛春生）的悔改，反过来成为挺中的海外华人。“看到中国开放后的种种真相，只要有点良知的知识分子，谁若还要搞台独，还要借外国势力与中国为难，谁就是民族罪人。”[26]他还藉着职务上的方便，“每次当完日本人的通译后，也不管三更半夜，总要邀中方的要员出来喝茶谈天，教导他们怎样和日本人讨价还价。”[27]这段叙述被马阳大赞特赞，指为是“书中最能击中时弊的警世之笔”[28]。《追逐》的这种书写倾向获得中国评论家的好感应该是预料中事。风沙雁（以及一些中生代作家）对中国的积极书写，与中文和中华文化在新加坡逐渐被边缘化或许有关。礼赞“中国”成为了像歌颂母爱那样的亲切，也间接地在“指桑骂槐”。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使中国在国际上声誉大起，新加坡华人（以及海外华人）也感觉与有荣焉。这种亲华援中的书写，还不只以上一例，还有〈万顷碧波〉中的出身台湾的人类学家李世雄要把毕生所学的献给中国，再也不回台湾[29]。〈海天迷蒙〉中主人公建议前同事赵思明把50万新币的退休金捐给中国农村去办学。同一章也刻画一位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人类：留美电脑奇才查理王，不只在自己的业务铁板一块的复制上成就非凡，而且还热情地服务华裔美侨的社群。[30] 风沙雁的《追逐》对中国的热情书写，和英培安《骚动》及原甸《活祭》揭示中国历史的疮疤的冷描写不同，但却呈献新华文学较多元的中国书写。风沙雁对中国只有热情，没有伤痕。风沙雁的伤痕是南大（生）的伤痕，就如《追逐》中的那些南大生群像，似一群孤臣孽子缅怀着皇朝过去的绚烂辉煌，有着一种无奈和遗憾的深刻失落感。 3、书写世界（散居） 我们所论述的这三部小说，不只表现岛国风情，反映中国，同时也大写世界。 虽然新加坡政府以华人为主导，但她毕竟是弹丸岛国，他们需要扩大视野、扩大文化与商业疆域，以便能够与世界的脉搏一起跳动。对于南大生来说，由于现实的排挤，他们只好到国外寻找更美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种种因素，使新加坡人走向世界，当中又有不少过着飘泊散离的生活。 英培安的《骚动》，场景涉及新加坡、香港、大陆及加拿大。男女主人公由于逃避官方的追拿而投向香港，在香港住了大半辈子，再也没有回归新加坡。小说的大部分场景是书写香港的生活。他们在香港打拼，经济状况渐渐进入佳境。本来思想偏左的男主人公，在香港混了一段日子，思想也改变，从偏左转为偏右。富裕起来的达明，不认为自己被物化了。反而振振有辞地认为信仰社会主义和享受港式的资本主义生活没有冲突。他还经常和商界的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他的改革开放思想，比邓小平同志至少早五、六年。[31]无论如何，富裕后的达明很少再参与政治运动（即使有也只是喊喊几句口号），反之，他沉溺在女人的身体里头。“随着他的有钱和有闲，享受和各色各样的女人上床，成为他的生活艺术”他有一个似乎变态的癖好，“收集女人们高潮时的表情和叫床声，是他的嗜好……犹如一个嗜读艳情小说的人收集不同作者的作品”[32]他最终为这个嗜好付上代价，他所爱的妻子也搞婚外情，并且离开他，后来他带着失落与无奈只身移居到加拿大。 小说一方面反映了男主人公的飘泊与迁移，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原欲/欲望的无法摆脱。这两者看起来矛盾，其实又是合一的。由于人想要满足无限的欲望，使人不断地开拓新的疆域。过去航海家不断地发现新大陆、殖民者不断地扩展殖民版图，都是与欲望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在今天这全球化的时代，人们的欲望当然不只局限在小小的岛国，而是要跨出去，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在现今的世界，族裔散居（diaspora）已经是无法避免的趋势，但有些人离开祖国后就永远再也没有回头了，就如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一样。 无论如何，原甸《活祭》的主人公，则经历了一个比较完美的飘泊与回归的历程。他从新加坡迁徙到大陆，又转去香港，二十年后，他再度回返新加坡。他的飘泊又和他寻找真理的历程结合起来。他离开新加坡去大陆，是要寻找社会主义的真理，但是后来他发现到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真理，在香港时，他才找到了真正的真理－－宗教信仰的真理。找到了这个真理后，他也结束了流浪异邦的生活，重返新加坡。在信仰上的“浪子回头”，也表征在土地上的“浪子回头”，有着一种双重性的深意。比较《骚动》和《追逐》的有所人物，《活祭》的主人公是唯一去国而又回归的新加坡人，显得份外珍贵！ 风沙雁《追逐》里的知识分子群更是散居各地、飘泊四海：从新加坡到外国，从一个国家再移民到另一个国家。无论如何，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香港、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还是他们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的身世就好比《流浪之歌》里的词一样：“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叫我们到处流浪……”[33]是的，并非所有的人本来就有意流浪，有时命运作弄人，身不由己。“我们当年找不到工作，被迫才离开故乡的”[34]“我们这批当年学成归来，想献身国家者，却或因英语说得不够流利，或因偏见与成见，而无法找到可施展所学的工作，只好长期流浪在外国，为外国作育英才。”[35]这是不少南大毕业生的心声，他们报国无门，所有才选择了四海飘零的生活。无论如何，他们化悲愤为力量，反而更加拼搏与争气，很多在国外因此而闯出名堂，成为世界名校的著名教授、科学家、各领域的专家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南大精神”，即在逆境中永不放弃，自强不息、奋发前进的朝向卓越。 “这是地球村时代，国界已模糊了，唯一能够系住人心的还是民族文化”[36]《追逐》中不断地重复这样的话语。这些知识分子群虽然不一定居住在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希望能够为发展民族文化事业作点事。他们有些把目标放在中国，协助中国的科研及义务讲学；也又一些出钱资助新马的华文教育与华人文化的发展、有些则活跃于当地的华裔社群服务等。“华人基本上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他们移居海外，就靠保存母语与饮食习惯来团结在一起，来相濡以沫，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此，发展母语与文化就成为这些华人的共同事业，不管他们移居到世界哪个角落。只要现实情况允许，他们就会办学、办报、组织华人社团、发展中华艺术等。当年陈六使创办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南大，也是居于这样的信念。这样的精神如今由南大生去继承，但是，这又和新加坡的重英语与英美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只有选择移民。在日本大学执教的严开镇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这些基本上对中国语言与文化有相当认识与素养的人，又懂得日文、英文、却远在日本为他国作育英才，这对我们来说是得还是失呢？对岛国来说，是得还是失呢？”[37]无论如何，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族裔散居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已经不是新加坡人的专利。无论如何，南大生散居世界各地，看来比这股全球化大潮更捷足先行了。 四、文本特征/艺术形式 1、《骚动》 在文本的经营方面，这三部小说呈献多元性的趋向，当然在这三部长篇中，要数《骚动》在文本经营上最下功夫。 英培安在小说创作上有不断创新的自觉，他在《骚动》的前言中说：“我写过两部小说，叙事方法和结构都不一样，而且在当时的新马文坛，这两部小说的叙事方法，还算是相当新的。我希望第三部小说，在叙事方法与结构上都和前两部不同。”[38]“我不仅把叙事的时间和情节全打散，从不同的方向叙述故事，还不时与阅读中的读者对话，与小说的主人翁交流，甚至让小说的主人翁离开情节，与读者对话”[39] 在《骚动》中，英培安通篇都使用了后设的技巧，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后设小说（又称元小说/自我意识小说）。在上一段话中，英培安交待了他所用的三种后设手法，让我们个别来审视这些手法的特征。一是叙述者/作者与阅读中的读者对话： “小说的女主人翁可能并不爱这个男人，但对他也不是真的完全没有感情。现在她或者不知道，作为小说作者的我是知道的，她并不那么讨厌他。当然，她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是第二天的事。敬爱的读者，女主人翁第二天早上发生的事，你在第一章就阅读到了。你知道第二天早上，她与这男人一起去喝早茶，然后在地铁里撇下他。”[40] 这段是叙述女主人公与二十多年后再重逢的中学同学偷情过后的矛盾心理。他告诉读者，作为作者，他是了解女主人公的心理的。他也提醒读者前一章的叙述，明显地希望读者放慢阅读速度以体会作者的对小说人物与情节的分析。 “子勤与达明的婚姻生活，本来是他们俩的事。但既然他们是我小说中的一对夫妻，就变成我的事了。做上帝原来也不容易。如何处理他们的命运？最好是大家都能满意，包括作者我，我的小说人物，当然，还有读者你。而世事总是不能尽善人意。”[41] 作者给读者叙述了他创作过程的一些难题，使读者也可以参与他在创作时的处理手法，他的思考倾向等。作者在与读者的后设对话中，也尽量在心理上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希望能够说服读者他在尽一切所能使小说能写得更完善，以便争取读者给予他更多的印象分。 第二种后设手法是作者与小说人物的对话。涉及较多的是作者与女主人翁的讨价还价，以说服她同意自己对她的书写，如为她作出抉择，是否要离开他那位喜欢在外拈花惹草的丈夫达明。有趣的是，作者叙述说小说的女主角曾经一度在他的思维中“失踪”了，令他非常的苦恼，小说创作也只好停滞下来，被逼搁置一段时期，至到有一次他去台北开会时，才他终于“找到”她。 “我知道你在对我胡思乱想，就像达明在对我胡思乱想一样。”她冷笑着说。 “因为你突然不见了，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我达达地敲打着键盘。 “我什么事也没发生，是对你的小说厌倦了，我不想继续在你的小说中出现，替你的小说提供任何情节。”子勤斩钉截铁地说。…… “为什么？”我惊讶地问。 “我不愿意被你操纵。因为我不想和达明生活下去。”她的语气充满敌意。 原来女主角子勤因为不同意作者对她的命运安排而“罢工”？作者本来有意让他和丈夫达明复合，但是她却执意要离开达明，她为此事而“失踪”。现在作者把她找回来后，作者只好“允应”她的要求，因此小说情节后来的发展，是女主角仍然留在香港，没有和丈夫移居加拿大。作者藉着和小说女主角的对话，向读者预先揭示小说情节发展的安排，也给读者展示了小说人物的“个性”与不受作者操纵的可能，为读者带来另类的阅读趣味。 第三种后设的手法是小说人物向读者发言： “我是子勤。你看到作者书写的我吗？他是个男作家。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大部分男作家的小说里，女性，其实只担任陪衬的角色。她依赖男主人翁的活动和需要出现，没有个人的生活。 ……… 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自由，随作者的摆布与这个丈夫生活下去？我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吗？我的存在，除了满足男人的占有欲外，难道就没有别的意义吗？ …… 小说作者意识到我的逃离，他认真地和我谈了一次。读者你看到了，他滔滔不绝地分析我与达明两人的权力关系，但都是他在谈，我在听。当然，这本来就是作者分析他小说人物时的惯例，是作者享有的霸权，他笔下的人物，是没有发言权的。就等作者把他的作品完成后，读者你宣布他死了的时候，我们再痛快淋漓地对话吧”[42] 这段叙述昭示了作者、小说人物及读者的微妙关系。藉着小说人物向读者表达对作者的不满，这种后设技法在中文后设小说中至少还不是很普遍的。一般上，如何刻画小说人物，如何安排人物的命运，似乎完全听任作者的意志。但是这段言说提醒读者，对于小说人物的塑造，小说人物与读者也有发言权。藉着小说人物对作者的不满，小说人物似乎在追求她的自主权，这种书写有助于读者判断作者在人物刻画上的成败。小说人物也提醒读者勇于宣布“作者死了”，这句话自罗兰·巴特，以激起读者更有信心地阐释与分析文本。 后设技巧的灵活运用是《骚动》的附加价值，使文本的形式和技巧上别具新意，至少在新华小说中，还未有人如此通篇全面地使用后设。除创造较新颍风格外，也具有深层的文本含义。后设言说所制造的一种作者与读者的的平等对话关系，也呼应了《骚动》所要强调的两性平等的主题，足见作者在文本经营上的用心。 《骚动》的叙事结构也打破直线有序发展的传统，反之是活泼的排列、自由的穿插、间隔开来但又互相呼应，直叙插叙倒叙的灵活运用，富于跳跃和变化，使读者产生文本的愉悦。另外，在人称方面也常有变换，例如指称小说女主人公时，有时用第三人称：她、女主人翁、子勤；有时又用第一人称：我。这种变换经常使读者费神去猜测言说者的身份，考验读者的阅读耐力，不过，另一方面也给读者猜测的乐趣。 《骚动》对两性关系有非常微妙的揭露。长期被男性霸权所宰制的女性勇于追求更大的自主权（尤其是身体的自主权），并且要摆脱男性的摆布，自由地生活。无论如何，在提倡男女平等的同时，《骚动》似乎又过于沉溺在性爱的描写，过于让自我/个人的力比多宣泄于文本中，虽然可以给读者肉感神经的刺激，但是也容易使人陷入窥探别人私隐的快感中，错失了追求更崇高的美感享受或哲理意涵。 2、《活祭》 原甸《活祭》的文本经营较不明显，作者以比较写实的路线去叙述一个大时代下一名知识分子的信仰与家国的选择。这篇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小说，时间夸度相当大，从60年代写到80年代。无论如何，作者善于选取每个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横断面加以表现，使整篇文本的叙事相当具有延续性，不会让人感觉松散。文本中也加插一些诗歌文本（也是很写实的诗），有助于叙述的推展，同时也增添文本的不同色调。另外文本空间场景的转变，即从新加坡®大陆®香港®新加坡，形成了一个环状形的叙述结构，这与主人公的深层意识发展，特别是他的对宗教信仰的“回归”，以及他从散居他国到选择回返故乡连成一线。在《骚动》《活祭》《追逐》的众多表现从新加坡离境的小说人物中，就只有《活祭》的主人公是重新回归岛国的，在小说结构中也形成了完整的圆圈。 3、《追逐》 风沙雁的《追逐》和原甸的《活祭》在文本的形态上较为相似，属于比较写实朴质的风格。《追逐》尝试营造一些文本的效果。作者在简介里说：“此部小说可分为五个部分，故事并不是连续性的直线发展，结构由类似《儒林外史》似的‘金钱串珠’方式组合”。确实，这部小说是由五篇在情节上并不相连续的短篇所组构而成，类似由短篇组合成长篇的结构，一般必须在话语形态与文本形式两方面有微妙的关系。 在话语形态上，这五篇都是书写一群在国外闯荡的现代华裔知识分子（尤其是南大生）的群像。他们大都精进奋发，化悲愤为力量，追求学术与事业上的卓越。他们在成功之余，又不忘回馈发展自己的母语教育与中华文化事业。在话语特征上这五篇短篇确实能够串连起来。 无论如何，在文本形式的连贯上，这部长篇显得有点脱节。作者/叙述者在〈前言〉中说：这部小说是从整理曾民颍（真名隐）的日记所发展出来。曾民颍与太太都是南大六十年代的毕业生。作者/叙述者在飞机的隔座上发现他所遗留下的日记。“我花了好些时间，把曾民颍的日记整理，加上篇名，故事中的人名也略加更改，以免触及真人真事，就这样我把他的日记拿来发表。”[43] 按照作者/叙述者所说，这五篇短篇小说应该都是源自于曾民颍的日记，照理每一篇也应具有曾民颍的影子（因为日记是最个人化的）。无论如何，除首篇〈相思遗恨，枫叶飘情〉外，后四篇曾民颍的踪影却不知去向，反之，却有浓厚的作者形象在里头。我怀疑，这五篇是作者在不同时期所写的短篇小说，在出版时把它们凑成一部形式结构松散的长篇，再写了一篇与下文不很对口的前言。而且，从叙述的视点分析，《追逐》也和《活祭》一样，带着浓厚的自传色彩。此外，《追逐》一般只重外在的叙述和描写，鲜少使用内在的心理语言，失去向读者揭示人物内在复杂心理的可能。在叙述的开展上，《追逐》也较样板化和平面化，通常制造很多巧合的机会，小说人物多数在餐厅碰面，然后一起用餐喝酒聊天，小说叙说一般就从餐桌上发展开来。 五、余论 这三部小说展现新加坡共和国三位资深作家的文学言说。《活祭》从比较个人的层次书写个人的信仰追求与家国选择。《骚动》从两性关系触及原欲的沉溺到女性意识的觉醒。《追逐》则比较从知识分子的群体去展示他们的彷徨与奋进、他们对于家国的爱与恨。他们的文学话语形态与文本特征也代表了他们这一代新加坡人的共同社会关怀与美学趋向。其中所涉及的有属于“大叙述”的南大精神、左派斗争、文革、中国统一、改革开放等；也有“小叙述”中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个人的信仰追求等。在文本的特征上，三部长篇也展现了多元的形态，具有现实主义的存留，也有后现代的文本结构。或许像《活祭》、《追逐》较写实的文本模式将随着他们这一代的淡出而逐渐退出文学场域；无论如何，类似《骚动》的后设手法或许将逐渐在文坛上崛起成为新宠。 （作者单位：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 [1]英培安：《骚动》，台北：尔雅，2002年。 [2]原甸：《活祭》，新加坡：玲子传媒，2002年。 [3]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3年。 [4]原甸〈写在书前〉，《活祭》，第7页。 [5]英培安〈关于骚动〉，《骚动》，第1页。 [6] 五十年代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当时称为马来亚）的华校都发生学潮，华校学生群起抗议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主要是限制超龄生就读与改变会考语言。这股学潮背后又有左派思想的渗透，导致当局采取严厉的行动，如开除学籍对付参与的学生。 [7] 原甸《活祭》，第195、198－199页。 [8] 王赓武认为，相对于马来西亚华人较以社群及地方观念为中心，新加坡的华人建立了较清晰的国家身份认同。王赓武《地方与国家》，李元瑾主编《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及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联合出版，2002年，第17页。 [9]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64页。 [10] 原甸《活祭》，第16页。 [11] 原甸《活祭》，第19页。 [12] 原甸《活祭》，第37－38页。 [13]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50页。 [14]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50页。 [15]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123页。 [16]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120－124页。 [17]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64页。 [18]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21 页。 [19] 英培安《骚动》，第265页。 [20] 英培安《骚动》，第56页。 [21] 英培安《骚动》，第266页。 [22] 英培安《骚动》，第271页。 [23] 原甸《活祭》，第36页。 [24] 原甸《活祭》，第183页。 [25] 中国对新马华社较具影响及震撼的运动或事件还有五四运动、共产党成立、援华抗日、改革开放、六四事件等。《骚动》的末尾也又一段叙述男主人公（达明）父子辩论六四镇压事件的课题。 [26]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98页。 [27]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98页。 [28]马阳〈又见芳草绿天涯〉，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10页。 [29]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76页。 [30]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164－165页。 [31] 英培安《骚动》，第126－127页。 [32] 英培安《骚动》，第132页。 [33]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71页。 [34]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70页。 [35]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42页。 [36]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21页。 [37]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124页。 [38] 英培安〈关于骚动〉，《骚动》，第②页。 [39] 英培安《骚动》，第③ 页。 [40] 英培安《骚动》，第44－45页。 [41] 英培安《骚动》，第183页。 [42] 英培安《骚动》，第225－229页。 [43] 风沙雁〈前言〉，《追逐阳光的人》，第16页。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