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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20年代的巴黎，超现实主义作家之间流行着一个叫“精美尸首”（Exquisite Corpses）的游戏。游戏是这样操作的：几个人围着桌子坐下，其中一人先写一个句子的开始部分，然后把纸折叠起来挡住部分内容，传给同伴续写，照此绕着桌子一直传下去。超现实主义者试图通过该游戏来打破推理性的思维，同时要发 现客观、偶然因素在写作中的魔力。这个游戏首次出现时，在第一轮过后，有了这样的句子：“精美尸首应该喝新葡萄酒”（The exquisite corpse shall drink the new wine），从此游戏就以该句的主语命名了。文学史上并未记载当时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是否也参与了此游戏，但他们当时在巴黎成群结队，完全有可能参与其中。近年来，法美两国在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有人形象地将此喻为大西洋在加宽。最近，两国作家聚到一起，试图让法美之间相互理解的“尸首”死而复活，他们做起了20年代巴黎的游戏来碰碰运气，看是否能收获些珍宝。由两国文化官员策划、美国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在您言说时》（As You Were Saying,Dalkey Archive Press）便是这种努力加游戏的产物。这个薄薄的单册由七个短篇组成，七位著名的法国作家为各自的故事开了个头，然后由七位美国作家分别续写。现在来看看该书的第一个配对的创作：法国作家玛丽·达里塞克（Marie Darrieussecq，1969-）先讲段似乎来自标题新闻的故事，关于一位妇女，其恋人接受了整个脸部的移植手术。接着，美国作家里克·穆笛（Rick Moody，1961-）以男人的眼光重述了该故事，是一个揭示内幕的版本。“一天我醒来发现她不再吸引着我，”他以这样刺激性的语言开篇。穆笛故事的结尾堪与19世纪法国短篇小说大师、善于以离奇的方式揭开谜底的莫泊桑相媲美。 有评论说这七个短篇的成果应该会让超现实主义者感到欣慰，因为除了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娱乐价值外，它们还颠覆了文学的套语：美国作家都是满脑子大众文化，写作动机就是讲个动听的故事；而法国作家总是内省反思，围着抽象思维团团转。据说，该书在美国第一版便印了15000册，这也正说明了即使在翻译作品所占比例很小（整个图书出版的3%，法国是20%）的美国，外国作家一点也不比其本土作家可读性低。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曾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苦难》（1982）与龚古尔获奖小说《情人》（1984）名噪一时，被誉为法国“新小说”的代表作家。最近，巴黎的当代文学专业出版社P.O.L.编辑出版了杜拉斯的《战争笔记及其他文本》（Cahiers de la guerre et autres texts, edited by Sophie Bogaertand Olivier Corpet,466pp.），是她在1943-1949年间所撰笔记的汇编。内容包括回忆自童年时代以来的一些重要事件与早期小说（尤其是“堤坝”与“苦难”两部）的草稿以及大部分未发表过的短篇小说。例如，该汇编的第一本笔记——题名为“有大理石花纹玫瑰的笔记”，以日记的形式叙述了作者本人17岁之前跟随父母在东南亚颠沛流离、备受苦难与屈辱的殖民生活。她对此给予了轻描淡写的总结：“我当时对他们诅咒我的话深信不疑，而今我不再相信了。我当时就像一个遭到天咒的人那样受苦……将此视为命运般煎熬着。”杜拉斯对母性有很深的见解，包括她自己当母亲的经历以及与自己母亲的关系。她在《战争笔记》部分用了短篇小说与对话两种形式重现了自己第一个孩子的死。下面是她与（修女）保姆的对话：“在这儿，我们焚烧死婴。现在您知道了。睡吧。”“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你本可以骗我，而你告诉了我是因为我早先说过的你可以因此充实你的祷告。你永远都不应该对我讲这个。”这个对话赤裸裸地展现了这段经历的残酷以及杜拉斯本人遭受的冷酷对待。杜拉斯的父亲在她7岁时去世，在他悄悄地淡出她的生活后，作家是这样言说父亲的：“他的死对我来说永远是种午后小憩般的温柔。”杜拉斯的母亲及其给予她的奇怪童年后来成为了她作家生涯的催化剂，她对此总结道：“这个童年让我陷入困境，它是个阴影跟随着我，是一场不可解释的冒险。最终留下的是我的母亲，正是因为她我才想要把故事讲出来。”《战争笔记及其他文本》再现了杜拉斯的作品对母性及家庭主题的探索。在她的世界里，家庭从不完全是正面的，也从未带来直接的欢乐，正如她所说，“我从这个完美的爱中测度出了所有的恐惧”。总之，该书不但本身具有相当的可读性，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杜拉斯作品的深意。 女性主义者并非意味着她们就能对其他女性更加尊重，这也许就像慈善家对穷人的叫声与气味照样会皱眉头。《伍尔夫夫人及其仆人》（Mrs Woolf and the Servants, by Alison Light, Fig Tree）充分暴露了“一直激励妇女拷问性别如何影响其命运”与“具有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下等阶层妇女的不屑与苛刻。例如，她曾迷惑不解道：“普通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现怎么会如此龌龊？”在绝望中，她质问“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是否一定就是“欺骗与不信任”。她在与自己的厨师争吵后写道：“我对懦弱、可鄙的仆人思想感觉恶心。”她的姐姐把儿子的保姆说成是“没有教养、下贱”。1917年12月，在她的女佣提出希望增加工资时，伍尔夫在日记里给予了严厉斥责：“穷人没有机会；没有礼节也没有自控能力来进行自我保护；我们垄断了所有的宽容与大度情感。”在1929年12月，她是这样评论自己的厨师的：“如果我在读这本日记，如果这是一本偶然到了我手上的书，我想我应该利用她的形象写出一个短篇来——也许让整个故事都围绕着这个事件……她的性情——我们要摆脱她的努力——我们的和解。”该书作者就是伍尔夫一个仆人的孙女。据她说写此书的目的有二：恢复这些仆人应有的尊严，此其一；透过这一独特的棱镜来重新考察布鲁斯伯里文人圈的一些现已为大家所熟知的细节。 不久前，《泰晤士报》转述了英国《书商》杂志上的一篇标题为“为了节支裁减图书管理员”的文章，指的是在英国多塞特与肯特郡，有官员建议裁减当地图书馆的27个图书管理员，并降低另外17个职员的工资。另外，据说在不久前传出风声，英国政府可能要削减对大英图书馆的财政拨款，于是网上就发起了向唐宁街十号的请愿，因为一旦拨款缩减，很可能会导致大英图书馆被迫开始收取门票。文章作者评论说：“图书馆是块领地，而图书管理员就是领地上的向导。……对图书馆来说，最伟大的事情是全免费。”看来，国家财政开支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挤压并非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利。这对全球读书人来说显然不是好消息！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9月1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