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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弗莱认为：神话是“一个总体隐喻的世界”，而文学就是“移位的神话”（注：Northrop Frye,Fables of Identity:Studies in Poetic Mythology(New York,1963).P.1）。 因为神话史诗中往往包含着文学创作中最基本的情节与人物范式。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就有意识地将荷马史诗作为小说现代题材的“潜文本”，使两者之间形成平行对应关系。可这部小说面世以来，它的神话类比结构一直引起很多争论。《奥德修纪》究竟对《尤利西斯》产生了哪些影响和作用？学术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观点。 笔者认为：《奥德修纪》对《尤利西斯》的影响是深层次的。神话史诗不仅为小说作者在创作时，提供了一个参照框架，帮助小说获得内在的秩序和连贯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小说以《奥德修纪》为神话原型，意在赋予看似平庸琐碎的现代城市生活以悲剧的深度，使之升华为一篇代表人类普遍经验的寓言。乔伊斯借用荷马史诗的原型意义和原型结构，是为了表达一个现代人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 一 尤利西斯（Ulysses），即希腊神话中伊大嘉国王奥德修（Odyssey）在拉丁文中的译名。乔伊斯以它命名小说，反映了该作品在人物、情节线索、结构和细节上与荷马史诗的对应平行关系。 乔伊斯曾对瓦勒里·拉尔博（Valery Larbaurd， 《尤利西斯》的法文本译者）说：“小说的标题是一把钥匙。如果读者熟悉《奥德修纪》，就能把握住小说的轮廓。史诗的概念就是在现代生活纷繁混乱的材料上覆盖史诗的形式”（注： Agwonorobo Enaeme Erurbetine,Intellectualized and the Art of James Joyce ( New York:Exposition Press,1980)P.72—74）。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后不久，乔伊斯在一封寄给姨妈约瑟芬的信中，建议她将《奥德修纪》作为《尤利西斯》的导读材料（注：A. Walton Litz, The Art of JamesJoy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1）。由此看来，要深入理解《尤利西斯》，我们有必要将它与《奥德修纪》这个“潜文本”对照起来，进行双重文本的解读。 长篇史诗《奥德修纪》记述了历时10年的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希腊联军中英勇善战的伊大嘉国王奥德修在返回家乡的过程中长年漂泊、历经艰险的故事。史诗围绕着奥德修的回乡主题牵动着两条双向对应的情节线索——奥德修的回乡与其子帖雷马科的迎父这两条双向发展的主线。 史诗共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开头四章， 题为《帖雷马科》（Telemachus），叙述奥德修之子帖雷马科摆脱向他母亲求婚的人阻挠，外出寻访离散多年的父亲。第二部分包括随后的八章，题为《漂泊》（Voyage），描写奥德修的流浪与历险。从他离开挽留他7 年之久的海妖卡吕蒲索的岛屿起，直到他抵达瑙西卡公主和她父亲法厄西亚岛国王的王宫为止。奥德修向他们讲述了他20年的流落他乡、出生入死的经历，赢得了父女的同情，因而父女俩准备船只送他回家。第三部分为最后十二章，题为《回乡》（Nóstós），记述了奥德修回到伊大嘉后，与儿子帖雷马科一起除掉求婚者，一家人团圆相聚的经过。 首先，《尤利西斯》与《奥德修纪》在人物设置上存在着平行关系：小说主人公布鲁姆与史诗英雄奥德修相对应；大学生斯蒂芬与帖雷马科对应；布鲁姆太太摩莉对应潘奈洛佩（史诗中奥德修忠贞守节的妻子）。小说中有不少次要人物在史诗中也能找到对应的人物。 在情节线索和结构安排上，这两部作品也遥相呼应。同《奥德修纪》一样，《尤利西斯》也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是头三章，与史诗中《帖雷马科》部分相应，叙述了斯蒂芬离开居住的塔楼，外出寻找精神上的父亲。由此引出小说中“子寻父”的情节线索，小说的第二部为中间的十二章，与奥德修漂泊的主线相呼应，记述了布鲁姆和斯蒂芬一天之中在都柏林各处的奔波游荡。第三部分为小说最后三章，与史诗中《回乡》部分相应，记述布鲁姆与斯蒂芬一同回家的情景。荷马史诗中最精彩纷呈的场面和细节，由于乔伊斯出色地运用滑稽摹仿、夸张、幻象和梦境等手法而在小说中得到复现。 《尤利西斯》与《奥德修纪》在人物、结构和细节上存在的摹仿关系，这一点已为中外的研究者们所公认。但关于乔伊斯运用神话类比结构的重要性上，学术界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因为古希腊英雄奥德修与这部现代小说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到对小说《尤利西斯》根本意义的理解。对此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基本上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奥德修纪》与《尤利西斯》之间的平行关系是将英雄悲壮的历史和卑劣猥琐的现实进行对比。在古代英雄光辉的形象反衬下，布鲁姆、斯蒂芬等现代西方文化哺育下的人物会显得多么卑微、苍白和平庸。这种平行对应关系所显示出来的意义差别，是《尤利西斯》的讽刺意义和暴露作用的来源。学者约瑟夫．比奇（J. W. Beach）称：“将古希腊英雄的历险与当代爱尔兰纷乱、‘瘫痪’的状态并置，很明显是对爱尔兰现今状况的讽刺性暴露”（ 注：J. W. Beach,The Twentieth Century Novel (New York, 1981) P. 416）。 英国作家福斯特（E. M. Forster ）说《尤利西斯》是“一首表现卑琐和幻灭情绪的史诗”（注：王佐良：《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页。）。 自《尤利西斯》问世以来。这类观点在乔伊斯研究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并且它最容易被人们接受。我国学者袁可嘉、侯维瑞、陈恕、李维屏等人对此均持类似的观点。以下是侯维瑞教授在《现代英国小说史》中的一段有关的论述： “忠贞不渝的王后潘奈洛佩变成了追求肉欲的荡妇摩莉；助父除虐的勇士帖雷马科变成了精神空虚的骚客斯蒂芬；驰骋疆场、力挽狂澜的英雄尤利西斯变成了逆来顺受、含羞忍辱的广告商布鲁姆；美丽善良的诺西卡变成了轻佻挑逗的格蒂姑娘……世界难道不是在走向沉沦和堕落吗？……《尤利西斯》以借古讽今的手法所要表现的，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全部历史：布鲁姆的庸人主义、斯蒂芬的虚无主义和摩莉的肉欲主义正是现代西方社会道德和精神文明的深刻写照”。（注：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页。） 第二类观点认为，乔伊斯的神话类比结构是一种隐喻的媒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然的透视观点，以审视作品中人们的举止和言谈；同时它把平凡陈腐的事物提升到艺术的最高境界，给20世纪的现代人灌输了永恒的尊严，体现了乔伊斯对现代人前途和命运的关怀。 美国文论家莱文（Levin ）在论述《尤利西斯》时这样写道：“将现代主人公琐屑的生活习惯与深奥神秘的原始仪式联系在一起，使今天最微小的细节具有了普遍的意义”（注：Agwonorobo EnaemeErurbetine , Intellectualized and the Art of James Joyce ( NewYork: Exposition Press, 1980)P. 75）。 《尤利西斯》（牛津大学版）的作者理查德·艾尔曼称：“《尤利西斯》是《奥德修纪》的和平主义版本”。他指出布鲁姆继承并侧重发展了奥德修身上善良、机智的品性。布鲁姆，这位现代的奥德修虽然没有勇士般的强壮体魄，但他同样具有不可征服的精神。“布鲁姆的胜利在于他的精神”，“布鲁姆身上最神圣之处在于他体现的人性”（注：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P.360,P. 362.）。 《尤利西斯》的中译本（天津百花文艺版）译者金堤教授承袭了艾尔曼的观点，提出“《尤利西斯》的主旋律是一曲颂歌，赞美的是普通人无私的爱……本书的主旨在于歌颂全面的人，布鲁姆与奥德修都属于这类人”（注：金堤西方文学的一部奇书——论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见《世界文学》1986年第1期，第232 页。）。 近几年来，欧美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乔伊斯的目的在“借今讽古”。英国学者菲利浦·爱德华兹（Philip Edwards）称：如果当代与古代之间的比较存在着讽刺的话，那么这种讽刺也针对古希腊“英雄时代”所谓的“伟大”。“通过与过去的历史、传说与信仰的平行类比……在某种程度上，乔伊斯是用今天廉价的事物来揭穿古希腊高贵的伪装”（注：Philip Edwards,"Ulysses and the Legends",Essays in CriticismVol 5,1955,P.122.）。 这些学者立论的依据是《尤利西斯》的创作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四起之时，而战争的根源可追溯到荷马史诗所宣扬的穷兵黩武的“骑士精神”和价值标准。善良的布鲁姆对妻子的情夫并没有如史诗中的奥德修用残忍的手段杀戮了所有的求婚者，而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尤利西斯》体现了和平主义的一次胜利。 第三类观点认为：神话类比对理解作品的意义不大。美籍俄裔小说家纳博科夫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代表人物。在他的著作《文学讲稿》中，他写道：“我尤其要告诫你们不要把布鲁姆在都柏林某一夏日中的无聊的闲逛和小小的冒险看作对《奥德修纪》准确的滑稽摹仿……在书中的每一个物身上，每一个场景当中寻找这种准确的相似，完全是浪费时间。没有什么比以陈腐的神话为基础而引伸，并延续下来的寓言更使人厌烦的了”（注：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386页。）。 据纳博科夫回忆：1937年在巴黎一次宴会上，他与乔伊斯交谈时，乔伊斯对现代文学中广泛运用神话的现象有颇多贬损之词。纳博科夫就问：“可是您也使用了荷马史诗！”。“那不过是一时的奇思怪想。”乔伊斯答道。纳博科夫又追问乔伊斯为何把写作提纲（其中含有大量《尤利西斯》与荷马史诗对应的内容）公开发表。乔伊斯声称：“是小说广告宣传的需要。 我对此十分后悔”（注：Richard Ellmann, TheConsciousness of Joyc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77),P. 137.）。乔伊斯晚年的这个表态与他以往的不少讲话差异很大。乔伊斯为什么前后会有这样大的转变，使研究者们感到困惑。 著名的乔伊斯研究专家瓦尔顿·里兹（A. Walton Litz）也觉得不必过分强调荷马史诗在《尤利西斯》中的重要性。他说：“荷马史诗的框架，对乔伊斯本人创作时起的作用，或许要比它对读者在阅读小说时产生的作用更大”（注：A. Walton Litz, James Joyce( Revised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P. 95.）。在创作准备时期，乔伊斯头脑中积累了成千上万条素材和记忆，他迫切需要一些参照框架来赋予这部意识流小说某种秩序。《奥德修纪》被证明是最令人满意的参照框架。可一旦创作结束，里兹认为，这些框架如同建筑工程中的脚手架，需要被拆除，它所起的作用随之减弱了。 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只有一种解读。就一部作品，读者可以从各个角度加以探讨，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以上列举的三类观点，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有不尽全面、失之偏颇之处。 “形式就是意义”，（注：克林斯·布鲁克斯：《形式主义批评家》，见《“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7 页。）文学作品的内容是已经完成的形式，与形式不同分割。这是欧美现代形式主义者的著名论点。《尤利西斯》的神话类比结构也是一个“有意味的形式”，是一个含有意义、评价和阐释的结构。因此，荷马史诗在这部小说中起的作用，绝不仅局限在参照框架这方面。 的确，《尤利西斯》中几乎每一个与荷马史诗相对应的细节都可以用“反英雄”（anti—hero）的观点来解释。我不想否认讽刺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只强调讽刺意义而忽视布鲁姆与奥德修之间存在的深层次相似性将是个极大的错误。 不少将布鲁姆称为“反英雄”的评论，通常会出现两种错误倾向：其一，将奥德修看作一位品行上无可指责的完美英雄的形象，是人类一切优秀品质的典范。事实上，乔伊斯不这么看。他将奥德修作为一个“完整全面的人”，身上同时包含了人的种种优点和缺陷；第二种倾向，是将布鲁姆与奥德修仅作字面上、外在的或表层的比较。这样的比较往往只能发掘到小说讽刺性的意义层面。然而当我们以隐喻、象征的视角来观照布鲁姆时，就能从这位生活上于都柏林的当代凡夫俗子身上找到古代英雄的性格特点。 例如小说第13章《瑙西卡》的前半部分，在海滩上喜欢调情的少女格蒂频频向附近的布鲁姆卖弄风骚，故意把裙裾撩得很高，这与《奥德修纪》中瑙西卡公主品行的端方娴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讽刺调侃的色彩很浓重。但该章的后半部分，当布鲁姆发现格蒂姑娘是个跛子，他对格蒂流露出发自内心的怜惜和关怀。这情景可以与史诗中奥德修对瑙西卡公主真诚友善的情感相媲美。 二 “最杰出的现代艺术家仍然感到对神话世界具有一种无尽的渴望，他们把它作为一个失去的乐园而深表哀悼。……真正的诗人，不会也不可能生活于一个僵死的物质世界中。他只有以一种总是生动活泼的方式，才能接近大自然。由此看来，真诚的诗总是保留着神话情感和神话想象的基本结构”（注：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 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 德国当代哲学家卡西尔的这段话精僻地道出了现代作家与古代神话之间密切的渊源关系。 乔伊斯之所以把主人公布鲁姆在都柏林一天的活动与奥德修10年的漂泊相比拟，是因为乔伊斯感到他所生活的世界乃是荷马世界的再现，昔日的英雄时代与今日无所不同。小说以《奥德修纪》为原型，意在赋予平庸琐碎的现代城市生活以悲剧的深度，使之成为一篇体现人类普遍经验的神话或寓言。笔者认为：作为研究者应该抓住这点，来挖掘《尤利西斯》中表现出来的种种神话原型的现代阐释。 艾略特在其《尤利西斯——神话与秩序》（1992年）一文中指出：“在使用神话构造当代与古代之间的一种连续性并行结构的过程中，乔伊先生在尝试一种新的方法……就像一个科学家利用爱因斯坦的发现，从事自己独立的、更为深化的研究一样，它是一种控制的方式，一种构造秩序的方式，一种赋予庞大、无效和混乱的景象（即当代历史）以形式和意义的方式”（注：T. S.Eliot,"Ulysses, Order and Myth",inJames Joyce:Two Decade of Criticism,edited by Seon Givens,(Vanguard Press, 1963)P. 201.）。 乔伊斯运用神话类比结构的目的在于把主人公布鲁姆、斯蒂芬和摩莉作为像奥德修、帖雷马科、潘奈洛佩那样寻找自我的精神探索者，并以神话史诗《奥德修纪》的原型结构和原型意义来构造当代历史的秩序，来赋予当代西方社会庞大、无效和混乱的生活经验以形式和意义，来拷问现代世界中人们生活的价值。 《奥德修纪》是古希腊著名的两大史诗之一，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它反映了古希腊先民从原始氏族社会晚期到奴隶制初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俗、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也表现了早期人类的思想情感、基本欲求、内在的生命冲动及人性的结构。在表现生活和人生的探索方面，《奥德修纪》可谓是西方文学的源头和基石，因而它有着非常明显的原型意义，对后世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 从存在哲学的意义上看，奥德修是一个经典范本，可以说他是西方文学中第一个自我异化和回归本真的英雄。他足智多谋、心思缜密，善于自我的伪装，富于选择精神。在荷马笔下，奥德修的名字本身就意味着人生的各种痛苦与烦恼。史诗中经常以“历经苦难的英雄”等词句来形容他。 10年的特洛伊战争不仅摧毁了城市与文明，也几乎摧毁了人们正常的情感与灵魂，继之而来的10年的海上漂泊更使奥德修历经坎坷。他或是在海边失声痛哭，日夜忍受内心思念家乡亲人的悲哀；或是在海上遭受磨难，让自己凡人的躯体承受海神波塞冬盛怒不息的报复。 面对着充满危险的世界，奥德修深谙存在的艰难和伪装的必要，因此他总是有意掩盖自我伪装成陌生人，以虚假的面目出现，与社会、与他人相疏离。遭遇吃人的独眼巨人时， 奥德修诈称自己是“无人”（Iam Nobody），从而得以巧妙地死里逃生；甚至在登上家乡故土时， 他仍小心翼翼地行事，不露声色，装扮成乞丐——社会中最可怜无助、与人无伤的角色。奥德修的机警已到了狡诈多疑的程度。就连智慧女神雅典娜都说他：“天神们也没你心眼多、主意多；你这个家伙处处想骗人，就在你自己家乡也还要说谎话；我看你是喜欢这样作吧”（注：荷马：《奥德修纪》，杨宪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68页。）。凡事要深思熟虑，不露真相，耐心地等待观察，并不断地进行冷静的选择，伺机而动，这是奥德修从生存的苦难中获得的知识与经验。 “知识来自于痛苦的经历，”这是“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名言。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加门农没有受过种种苦难，不知人心的险恶，因此一到家便被悍妻及其情夫所谋杀，这是血的教训。故而奥德修与社会、与他人疏离，同时也对自我本真进行伪装、遮蔽与异化。这是他在存在的压抑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生存的悖谬使奥德修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人物形象间隐然有了一种精神联系。 同时，奥德修内心又具有强烈的主体精神，他不太愿意听凭命运或意外的偶然因素摆布，而是不懈地努力去探寻回乡之路。史诗中奥德修全家——奥德修、帖雷马科、潘奈洛佩以及女仆、乳母和老狗都是生活的观察者，都在积极地选择，从经验中学会了生存。因此《奥德修纪》表现出一种新的道德观与世界观，即命运不再凌驾于人的意志之上，体现了“人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精神。 《奥德修纪》作为“回乡”（Nóstós）母题的一个经典故事，除了主人公自我异化（伪装）的因素外，认识与回归（recognition andreturn）是与此母题相关的主要特征。在史诗中充满着关于“认识”的场景：梅涅拉俄斯与海伦认出帖雷马科是奥德修之子；奥德修在回家途中尽管有意伪装不露真相，但他还是不断被陌生人、敌人和亲人认出身份，从而引起情节的转变，例如奥德修被独眼巨人获悉真实姓名后，随即遭到巨人的父亲海神波塞冬的报复惩罚，由此导致奥德修在海上10年漂泊的命运；奥德修与贴雷马科父子相认，揭开了奥德修重建家园的序幕；尤其是忠诚的老狗认了主人之后摇尾欢迎，然后死去的场景，和乳母欧律支勒亚为奥德修洗脚时，从他脚上的伤痕认出主人的场景，十分感人；当奥德修回家后剪除所有无赖的求婚者时，妻子潘奈洛佩从楼上下来夫妻相见相认的情景，更是精彩。 “实际上，整部史诗都是关于奥德修从‘无人’（Nobody）到被妻子‘认出’后重新成为伊大嘉国王的描述”。美国研究者W ·格雷这样总结道。格雷指出：“《奥德修纪》写的是奥德修在海上的内心回归家园的双重旅程，其主旨是一个几乎被战争摧残了灵魂的人对异化的自我的探索和向本真的复归”（注：转引自麦永雄：《英雄符码及其解构——荷马史诗三位主要英雄形象论析》， 见《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第17—18页。本文有关《奥德修纪》部分论述引用该文材料。）。奥德修所遇到的妖魔、巨人、愤怒的海神、诱惑人的塞仑女妖等等，不仅仅是来自外部的威胁，它们同时是主人公奥德修内在的心理历程的标志：他必须自我控制，抵制神魔外在的威胁和淫荡女妖的诱惑，在血腥暴力的洗礼中净涤自己战争的本能和尘埃，回复自我本真的人性，以智慧和勇气来达到史诗结局中的和平、安宁和家庭幸福。 在分析史诗的结构时，格雷指出：奥德修作为史诗的主角经历了三个“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一是他与昔日特洛伊英雄和战友的分离仪式；二是他经历妖魔、巫师、土著和冥界等非现实世界的转换仪式；三是他回到故乡伊大嘉现实世界的复归仪式。奥德修的人生轨迹犹如一个圆周，伊大嘉是他历险的起点，又是终点。 奥德修通过大海、冥界等魔幻世界的转换仪式，是他从战争、死亡转向和平与新生的必经之途。他回国的最后一站埃克斯岛，犹如非现实＼现实，超自然＼自然之间的一道门槛。在国王宴会上，行吟诗人歌咏他昔日的英雄事迹，触动了奥德修心底里忧伤的记忆，令他潸然泪下，从而净化了他，使奥德修彻底从漂泊中回归家园，从战争与毁灭逐步走向和平与重建。 史诗的结局同样也是意味深长的——奥德修复为伊大嘉国王后，仍旧习不改，乔装打扮去拜访自己年迈的父亲，谎称奥德修已死在野外，诳得老父为儿子之死痛哭流泣。史诗结束于父子相认的哭泣中，其中泪水的意象饱含净化和新生的意蕴，象征着史诗英雄从战争、暴力和自我异化的状态复归于人性的本真状态。 三 德国哲学家谢林说过：“假如我们在反思中认识精神的奥德修斯，我们就会看到，他不断地寻找，经历了许多失望，走过了许多弯路，终于找到了自我”。（注：利奥塔：《后现代主义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赵一凡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80页。） 奥德修寻找的不仅是回乡之路，而且是一个整体的真正的家园；他寻找的不仅是他个人生活的一个支点，而且代表了人类如何竭尽全力地寻求自己的生活中心。他不仅在历经磨难之后缩小了自己与故乡的时空距离，而且在回归自我，回归他梦中的生命家园。奥德修的回乡之旅，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心灵上，都表达了求生的欲望，体现着生存的勇气，揭示着人生的真谛。而“回乡”之所以能成人类最古老、最深奥、最受青睐的文学母题之一，正在于它把人的这个主观个体经验转化成具有历史意义的象征性表述。 《尤利西斯》正是继承了《奥德修纪》“回乡母题”的意义和结构，给了它一种现代的阐释，或者说是作者借用了这个神话原型来表达一个现代人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 乔伊斯从12岁起就熟读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他十分向往奥德修在海上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回到家园的故事。中学会考时，乔伊斯曾写了一篇《尤利西斯——我喜爱的英雄》的作文，获优秀奖。奥德修海上历险的故事始终令他难以忘怀。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于1808年出版的《尤利西斯历险记》给乔伊斯以创作的灵感。在该书的序言中兰姆写道：“尤利西斯的故事除了人以外，还有海神、巫婆、巨人、妖女等等。他们象征着人生外在的力量和内心的诱惑。这些具有双重意义的艰难险阻是任何一个有智慧、有毅力的人必然会遭遇的”（注：A. Walton Litz,James Joyce(Revised Edi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P.92,）。 兰姆的这段话可以说对日后乔伊斯构思其传世巨著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小说开场是斯蒂芬、穆利根和海恩斯三人在塔楼居住生活的场景，由此展开了父与子的主题。乔伊斯用一系列语言和情节表现了斯蒂芬对穆利根、海恩斯的厌倦，并通过斯蒂芬的心理活动表现了他对父亲的渴望，这其中既包含了爱尔兰被英国人纂夺的感受，同时也体现了主人公在家园被夺后的迷惘。由于失去了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斯蒂芬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焦虑，他像帖雷马科那样在寻找父亲，一个精神上的父亲。 斯蒂芬的寻找是比较深刻的，因为他有擅于哲学思辨的头脑。在为学生讲课的过程中，在独立思考中，斯蒂芬想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生命的起源，自然也想到个体的生存状况，想到爱尔兰民族的前途命运……。可以说斯蒂芬的思考代表了现代西方世界的人们对于几千年的人类文明进行着系统的反思。尽管这种反思还处于初始阶段，但这意味着西方人开始为20世纪初的现实生活经验寻求秩序和意义的尝试。 经过三千多年的演变，奥德修在乔伊斯笔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变。20世纪的奥德修变成了一个都柏林犹太人的后裔布鲁姆。他虽然在外表上不具备古代英雄孔武的体魄，但在精神上继承了奥德修漂泊流浪的苦难命运。 布鲁姆没有什么专长，靠兜揽广告为主。他其貌不扬，身材短胖，脸色苍白，看上去焉焉糊糊，没有男人气概。布鲁姆特别怕老婆。妻子摩莉是位小有名气的歌手，风流漂亮，收入也比丈夫多。一清早，布鲁姆就在厨房里为躺在床上的太太准备早餐，还把妻子情夫博伊兰的来信交给妻子，然后忐忑不安地走出家门，开始了他在大街上一天的游荡。布鲁姆的离家游荡更多是出于无奈，因为他知道妻子下午将与情人在家中幽会，留在家中妻子会嫌他碍手碍脚。 忧虑重重的布鲁姆这儿走走，那儿逛逛，可是心里一直放不下摩莉与博伊兰的事，甚至在幻觉中仿佛亲眼看到了他们通奸的场景。带着满脑子胡思乱想，他走遍了都柏林的大街小巷，从邮局、教堂、报社、图书馆，到医院、海滨和妓院等。当有人问：“去哪儿？”他却回答“哪儿也不去”，实际上布鲁姆无处可去。在一天的游荡中，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是布鲁姆琐琐细细的行为里，渗透着他身心受辱后种种悲苦。 首先，他发现自己在家里成为外人。妻子有外遇，他羞愧、尴尬，但无可奈何。有时他只能以意淫、手淫的方式来解脱自己。作为现代世界的一员，布鲁姆精神世界显得极度空虚，并渴慕着某种灵魂可以依托的东西。在一位友人的葬礼上，他由朋友之死，联想到儿子鲁迪的夭折，以及与摩莉在思想、性生活之间的隔阂。家庭的即将破裂，使他产生一种极度的痛苦和无聊。 作为犹太人，布鲁姆在社会上又遇到种种歧视，处处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他平时说话做事小心谨慎，唯恐得罪人，但周围人对他的态度冷漠，遇到他时故意视而不见，不理睬他。为掩盖自己的犹太身份，布鲁姆多次改变姓名和宗教信仰。他原姓“维拉格”，可布鲁姆觉得这姓氏犹太气息过重，改姓了“布鲁姆”；后来为讨好女友，他又改姓“弗劳尔”。宗教信仰上他放弃了本民族的犹太教，先后接受了天主教和新教的洗礼，希望能与主流社会融合。但这种奥德修式的自我伪装、自我异化并没有改善他的处境，布鲁姆仍受到别人一次次捉弄和讽刺。 随着布鲁姆漫游的脚步，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变动着的、喧哗不止的都柏林。很明显，书中布鲁姆早上光顾的浴室对应了史诗中使水手们乐而忘返的食莲岛，史诗中的阴曹地府成了都柏林市郊的公墓；妖媚的女巫刻尔吉成了今日在花街柳巷经营妓院的老鸨贝拉；海岛上人面鸟身的塞仑女妖成了今日酒吧里的吧女；蛮横凶残的独眼巨人则幻化成为酒店里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公民”。尽管在小说中人名、地名都受到了改变，但诱惑的本质没有变。在大英帝国和罗马天主教的双重禁锢下，爱尔兰人变得保守闭塞。人们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不管是“懒洋洋地抽着烟屁股”的拾破烂小孩，歪戴着帽子徘徊街头的妓女，还是活动在酒吧、饭馆、医院里的闲人们，他们操着流利而粗俗的都柏林腔调低声唠叨或高声叫骂着是是非非，叫人感到污秽和腻烦。 浸染在都柏林这种气息中，布鲁姆过着庸庸碌碌的小市民生活，苛且度日，逃避痛苦和屈辱。对于家庭与社会的丑行，他清楚甚至羞愧，可他忍气吞声。布鲁姆丢掉了尊严，扭曲了人性，严重到了本身也失去自制力，常常屈服于肉体的低级冲动，做些粗鄙无耻的事来自我安慰，俨然一副有病的人的灵魂。 小说第15章《刻尔吉》描写了布鲁姆的一段白日梦，深刻地揭示了这个精神漂泊者的心理世界和悲苦命运。冥想中，布鲁姆忽而梦见自己休掉了妻子，当上了都柏林市长甚至国王；忽而又梦见自己被人欺压、拍卖，连妓院的老鸨都骑在他背上逞威，人们说他是“新型阴性男人的最佳典型”说他“快要生娃娃了”，一会儿他又梦见博伊兰肆无忌惮地来到他家与摩莉干出丑恶勾当，而他像奴仆一样在旁伺候……这些都揭示出一个现代人当自己的精神家园失去后，那种孤独无助、苦闷彷徨甚至荒诞的心态。布鲁姆在一天漫游中心灵所受的创作磨难，不亚于奥德修20年海上漂泊所承受的苦痛。 许多人匆匆读完《尤利西斯》后，认定布鲁姆是一个现代生活中没有英雄气概的可怜虫，一个甘愿戴绿帽子的懦夫。乔伊斯本人却将布鲁姆看作是一个“全面的人”，“一个好人”。乔伊斯与友人弗兰克·巴德根谈起这部小说时曾说：奥德修既为人子又为人父，为人夫亦为情人，在他身上瑕瑜互见；他是个全面的人，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表现人生的各个侧面。“布鲁姆正是这样的人”（注：A. Walton Litz, JamesJoyce (Revise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P.89.）。实际上，乔伊斯已在提醒读者应全方位地对布鲁姆这个复杂人物进行观照，而不能仅从片断或单个行为得出简单偏颇的结论。 我们不应忘记布鲁姆面对屈辱和痛苦时表现出来的美好人性。他为人本分、善良、关心他人，向往美好的生活。在家里，作为儿子，他怀念亡故的父母；作为父亲，他痛惜儿子鲁迪的夭折，关心女儿米莉的成长；作为丈夫，他爱妻子并能宽厚待之。在社会上，他力所能及地多做善事。短短一天中他为死去的朋友送葬，又为其遗属慷慨解囊；挽扶不相识的盲人青年过马路；看望难产的友人；解救醉酒后被人殴打的斯蒂芬。 平日里蔫兮兮的布鲁姆虽不及奥德修那般足智多谋，可他也喜欢思考和议论问题。他有知识，文化素养不低，还养成了拣个话头就议论、碰见了什么就想想的习惯。例如在第12章中，布鲁姆面对一群嘲笑他的酒客，一反以往忍气吞声的窝囊样子，说出：“侮辱与仇恨，那不是人应该过的日子。男人和女人谁都知道，那是和真正的生活完全相反，而应该是爱，是仇恨的反面”等掷地有声的话。 布鲁姆只是现实生活中普遍的一员，身上已不再有古代英雄悲壮崇高的光彩，但他内心不安于悲剧角色的命运，总涌起一股力量促使他外出寻找生活的支点。在这样的心境下，布鲁姆时常怀念他与妻子摩莉初恋时的场景，怀念儿子鲁迪未死之前他们家庭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些昔日的回忆又促使他萌生重建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的渴望。他在生活中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不断追寻着、行动着。当斯蒂芬深夜醉酒打架时，布鲁姆救助了他，并给予他父亲般的关怀。他把斯蒂芬接回自己家，把他当作失去的儿子，希望以此转移摩莉对博伊兰的兴趣，重新恢复这个家往日的安宁和欢乐。 小说的结尾没有明确交待布鲁姆的美好愿望是否实现，但在不懈地追寻中，他毕竟有所收获。由于布鲁姆的善举，一些原本对他存有偏见的人，也承认他“心地不错”；由于他父亲般的爱，原先对布鲁姆十分瞧不起的斯蒂芬内心中对他朦胧地产生了一种儿子对父亲的感觉，斯蒂芬孤独的灵魂得到了些许慰藉；由于他真诚的态度，摩莉最后在睡梦中又回忆起当年与布鲁姆热恋的情景。比较之后，摩莉觉得丈夫要比博伊兰更可靠。布鲁姆部分地赢回了妻子的芳心。 更重要的是，在积极寻找的过程中，布鲁姆渐渐地找回了他作为一个男人、丈夫和父亲的感觉和自信。深夜回到家后，他要求妻子明早将早饭端到他床上来，一扫早晨出门前的那副窝囊相，这使摩莉大吃一惊。在小说第三部《回乡》中出现的布鲁姆和斯蒂芬并肩携手走回家，以及摩莉在梦中认可布鲁姆等场景，不禁让人联想起荷马史诗收场时那一幕父子相拥、夫妻相认的感人场面。 短短一天中，布鲁姆如同奥德修那样在重新认识自我，在恢复与重建自己梦中的家园。小说也承袭了荷马史诗“分离—转换—复归”的叙事模式。布鲁姆一天里从离家到返家，不仅在地理时空上走过一个圆形的复归路线，而且他的精神世界也经历了从异化扭曲的自我重返人性本真的过程。 总之，貌似粗俗的布鲁姆身上，蕴藏着在渴望中不断追求、不断进取的人的精神。笔者认为，这是布鲁姆与奥德修最主要的共同点。乔伊斯使用“尤利西斯”为标题，显然是向读者暗示每一个活在世间的现代人，注定了会像古希腊英雄那样在人生之海上漂泊沉浮。只有靠智慧、勇气和坚韧的毅力才有可能达到希望的彼岸，找到自己的归宿。 《尤利西斯》所讲述的故事是1904年6月16日早晨8 时至次日凌晨2时之间共18个小时发生的，而这一天实际上成为了20世纪初现代历史的一个缩影。因为布鲁姆和斯蒂芬等人所表现的自我的丧失，无家可归的苦闷甚至荒诞的心境，以及他们为此所作的追寻努力并非仅仅是些个人现象，而是反映了一个时代人们共同的焦虑和渴望。 西方资本主义自17、18世纪以来，两百年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特别是两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促使西方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然而现实生活的“甜美”无法弥补精神无处所在的哀怨，物质的丰裕并没有给现代人带来精神的愉悦；相反带来的是“上帝死了”的痛苦呼喊；带来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个人与他人甚至个人与自我之间的疏远和对立。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人的本性被强大的工业文明所压抑，人的命运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所操纵。 启蒙主义思想家所设想的理性王国华美语言变成了艾略特笔下的现代荒原。其中的人们丧失了尊严，丧失了安全保障，丧失了彼此间真诚的交流与沟通，也丧失了生活的意义和信念，只能在欲海中挣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理想之花已凋谢，人们开始对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持怀疑、批评态度，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颓废派思想等精神世界的恶之花竞相开放；反文明、反科学、反社会思潮如泛滥的洪水滚滚涌来，使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和迷惘。一切是这样难以把握，每一个个体在其中都失去了他自己，失去了赖以维系他在这个世界中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德修永远的“回乡”之路注定要延续在现代西方人逃避技术时代恶运的探求之中。布鲁姆和斯蒂芬开始了他们奥德修式的寻觅；乔伊斯、艾略特、卡夫卡等人也开始了寻觅；整个西方世界都开始了寻觅。文明异化与人性复归的循环往复，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悖谬，一个看似难以走出的怪圈，但是人类永远不会停止对自我的寻找和重建。这正是《尤利西斯》神话类比结构的启示意义所在。 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