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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1902-1988）同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生活的时代相距近一个世纪，而且一个东方一个西方，初看似无可比性，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记得是一个冬日的下午，独坐在老家的木楼上，暖暖的阳光洒落在院子里，安静得很。我拿出新买的《瓦尔登湖》，刚打开书便被徐迟的译序深深吸引了：这“是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如果你的心没有安静下来，恐怕你很难进入到这本书里去。”这样一个宁静的冬日下午，在这山村的一隅，或许是最宜于看《瓦尔登湖》了。从长长的译序里我还了解到梭罗年轻时曾与他的哥哥约翰同时爱上了一位叫艾伦·西华尔的17岁少女。不幸的是约翰因不小心划破手指感染败血病而英年早逝，梭罗后来也终身未娶。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沈从文《边城》里的故事来：大老与二老两兄弟同时爱上了美丽的翠翠，后来大老因为驾船落水身亡，二老便远走他乡……当然这样的联系并非想说明《边城》的取材与此有关，因为《边城》发表于1934年，而梭罗及其代表作《瓦尔登湖》到了1945年才由徐迟第一次介绍到中国。这是冥冥中的一种巧合，而从这巧合里让我发现了这两位东西方作家在其创作的人文精神世界里的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同属于浪漫主义流派，而且都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追求个性自由、崇尚自然美和人性美。《边城》和《瓦尔登湖》是他们颖脱不群、自由独立的人格所孕育出的世界文学园里的两株奇葩。
一、自然的回归 同沈从文一样，梭罗也是一个崇尚浪漫、热爱自然的作家。梭罗和爱默生(1803-1882)是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深受欧洲浪漫派文学运动影响的超验主义者倡导个人主义，主张人们远离物质社会的“非人”生活，推崇自然美和人类天性美。超验主义流派的作家都对自然怀着一种半宗教的感情，他们相信人生的目的就是同遍于一切的宇宙灵魂相结合，这同中国古代的道家“天人合一”的观念也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梭罗的代表作《瓦尔登湖》就是其超验主义实践的结晶。梭罗心中充满理想与激情，他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信念，相信人的天性纯洁，人可以返璞归真，达到完美境界，坚信只有在简朴的生活中才能感觉上帝的存在，投身自然之中才能寻找自我。“我更愿将人看成是自然界的栖息者，或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愿意把他看成社会的一分子。”[6] 他认为自己居住在瓦尔登湖是“按照了智慧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7] 这一点谁也无法动摇他的信念，他自豪地引用孔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语录勉励自己在任何贫穷和卑贱的阴影包围中都不要改变自我。在《瓦尔登湖》中，自然是有生命而充满人性的：蚂蚁的厮斗是两个国家的交战，潜水鸟的“狂笑”隐喻了看破尘世的智慧，狐狸会唱动人的小夜曲，就连瓦尔登湖上的冰裂，也是成了美丽冰湖的咳嗽声……梭罗写道，“难道禽兽不是跟人类一样，也存在着一种文明吗?”[8] 瓦尔登湖像一个动人妩媚的女子那样让人感到亲切，所以当梭罗从它的水面上又看到了同样的倒影时，他几乎要问，“瓦尔登，是你吗?” 沈从文和梭罗对世俗的背叛首先表现在他们在政治上的独立不羁。沈从文对政治的态度是中立、自由主义的倾向，“我愿意别人莫把我蛮列在什么系什么派，或者什么主义之下，我还不曾想到我真能为某类人认为‘台柱’、‘权威’或‘小卒’。”[9] 他甚至明确声称：“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 [10] 沈从文的写作生涯走的是一条既不同于左翼作家又有别于国民党反动文人的路。面对当时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附庸的现象他曾疾声大呼：“我们实在需要一些作家!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己经受了什么报应。” [11] 然而这呼声却同当时的大局格格不入，最后导致他不得不放下手中曾视如生命的笔。梭罗则是一个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政府只是极少数人的一种工具，它并非依照人民的意愿来运转，因此他呼吁人们“拒绝效忠”不道德、非正义的政府，他自己就曾因拒交人头税而被捕入狱。他认为社会应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使人人都有机会按自己的良知行事，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我们必须首先是人，然后才能当臣民。”[12] 沈从文与梭罗对世俗的叛逆还表现在对社会中人们追求物欲的批判。随着近代工业化革命的深入，不断膨胀的物欲使人们变得更加急功近利，在发展的幌子下为所欲为，人们肆虐破坏生态环境，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人类的精神家园几乎毁于一旦。对此梭罗敏锐而深刻地指出：“就在别人的铜钱中，你们生了，死了，最后葬掉了。” [13] 于是他向沉醉在物欲世界的人们大声呼吁：让“我们如大自然一般自然地过一天吧，不要因为硬壳果或掉在轨道上的蚊虫的一只翅膀而出了轨。”[14]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军阀各自为政，后来更有外强的入侵，即使是湘西那个相对封闭美丽的世界也正在被外力所摧毁，对此沈从文不无痛心地写道：“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15] 而在物欲不断膨胀的世界里，“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控制”。[16] 沈从文认为这种人生便与动物无区别，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面对着这样一个“神”已解体、经济进步和道德退化的时代，沈从文和梭罗都深切体会到美好人性不断失落的危机感。“一切所为，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的违反。于是，人成为物的奴隶，导致人性的扭曲。”[17] 他们期待着健康人性的复归，追求一种自然的人性，所以沈从文说：“金钱对‘生活’虽好象是必需的，对‘生命’似不必需。”[18]“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19] 而看到西方的人们整日沉湎在物欲世界里，梭罗也大声疾呼：“不必给我爱，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20] 他在《瓦尔登湖》的题词中写道：“我并不想为沮丧写一首颂歌，倒是要像站在自己的栖所抱晓的雄鸡，劲头十足地夸耀”只为唤醒在物欲世界里沉睡麻木的“邻居们”。然而和所有伟大的先知先觉者一样，沈从文和梭罗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是孤独而寂寞的。 沈从文和梭罗像圣洁的雪莲，高居精神的冰山之巅，所以他们在生前也很少被人理解。梭罗生前被认为是游手好闲之辈，甚至连亦师亦友的爱默生对他的行为也颇为不解，他觉得梭罗“寂寞地研究自然是在悲惨地浪费他的人才”；梭罗的邻居们认为他“住在康科德林中的‘茅屋’里，整天在树林中和田野里游荡，耗费了时光和在哈佛所受的教育。”[28]《瓦尔登湖》于1854年出版后，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还受到詹姆斯·洛厄尔以及罗勃特·路易斯·斯蒂文生的讥讽和批评。八年后（1862年）年仅45岁的梭罗在孤独寂寞中病逝。而沈从文也曾说：“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29]他因此而倍感孤独，后来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撰文称他为“桃红色作家”,称他为“反动文人” , [30] 迫使他放下了曾视为生命的一支笔，而这一年他才47岁。他不无伤感地写道:“把我过去对于文学的观点完全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我得接受他人给我的死亡或新生……为什么就恰好到这时节在限制中毁灭？”[31] 沈从文去世后，也是孤独而寂寞的。他的好友巴金写道：“一连几天我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我很想知道一点从文最后的情况。可是日报上我找不到这个敬爱的名字。”[32] 或许这是伟大所必然要遭受的命运。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超前的，他们的价值也只有在后世才逐渐被人们认识到，正如尼采所说，伟大不属于它自己的时代，而是属于未来。1917年，美国专门为梭罗举行了百年诞辰纪念会；在1985年《美国遗产》杂志上所列的“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中，《瓦尔登湖》位居榜首。[33] 而沈从文的作品也越来越受到中国文坛公正的礼遇和重新评价。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排名，鲁迅以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34] 金介甫认为中西方的评论家“总有一天会对沈做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35] 徐迟先生曾在《瓦尔登湖》的译序里这样评价梭罗：“他的一生是如此之简单而馥郁，又如此之孤独而芬芳。”孤独而芬芳的一生也同样属于沈从文。他们一个英年早逝，一个在创作高峰的时候被迫淡出文坛。然而正如沈从文自己所预言的那样：“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36]当时间的长河洗尽所有的浮华后，他们的作品正在成为当今世界文学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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