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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塞耶斯扮阿托斯 “哦，该死！”彼得·万嘻（其姓氏Whimsey有双关意，勉为试译）勋爵是说着粗话登场的。 他是善本收藏家，正要去参加古书拍卖，上了出租车才记起没有带拍品清单，不由得懊恼。他折回家去取东西，却被母亲打来的电话“劫持”了——因为出了大事情：一位相识的建筑师家里清早突然在浴室发现一具无名尸，年老的死者一丝不挂，却莫名其妙地戴着夹鼻眼镜。他是谁？他如何到了那里？谁杀死了他？ 自然，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勋爵大人的任务啦。 这是彼得的开场锣鼓，也是多萝西·利·塞耶斯（1893－1957）在公众前第一次亮相。小说的名字直截了当地叫做《谁的尸体》（1923）。 当今中国有很多人知道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名头，但听说过塞耶斯的恐怕就不多了。其实当年她们二位几乎齐名。后人常称20世纪20－30年代是英国经典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谁的尸体》和此前出版的克里斯蒂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1920）则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的“揭幕”之作。 对于塞耶斯来说，试笔侦探小说或多或少始于困境中的东奔西突。传记作者之一布拉巴赞敏锐地抓住了她那段危机重重的人生关键期，开篇不从传主出生谈起，却直接切入到1920年代初，说：此时塞耶斯年已28岁，仍是处女，无业飘零。 那时塞耶斯并非初出茅庐。她是在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读了本科和研究生、拿了法语一等成绩的才女。她曾积极参与学生社团活动，出过两本颇得好评的诗集，曾在出版社以及法、英学校短期工作，经历了战争岁月，拒绝了自己不感兴趣的求婚，狂热地或不那么狂热地爱慕过不止一个年轻男人。然而，1921年她“漂”到伦敦之际，正值英国经济萧条失业严重。一些一次世界大战后退伍还乡的士兵尚且得在街头卖火柴，更不必说女人。塞耶斯未能发现自己的“天职”，一时也难落实安身立命的法子。没有资产。没有职业。没有丈夫。作为新时代的三无女性，内心的焦灼可想而知。 幸而那也是孕育变化和可能性的年月。在教育领域里牛津终于改变政策开始为女毕业生补授学位，塞耶斯幸运地成为头一批拿到学士和硕士学位的女性之一。在文学领域，一方面布鲁斯伯里圈文人雅士十分活跃，一些后来闻名遐迩的现代派大作正在酝酿出炉；另方面侦探小说风靡一时，不仅中下层市民趋之若鹜，在所谓知识界里也很得人心。柯南道尔重新搬回福尔摩斯让他继续破案；G.K.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名气蒸蒸日上；《特伦特的最后一案》之类的故事则使读者和跃跃欲试的潜在写手看到了另类侦探和别样情节的迷人之处。 塞耶斯是时代的女儿。她喜爱侦探小说，流连于其中包含的思辨乐趣和文字游戏，也看到了它们所提示的职业可能和商业机遇。1919年她卧病在床时曾狂读长篇探案系列，还和女友通信恣意评点，由此突生一念，觉得不如干脆自己玩一票。随后，在忙于代课教书、做翻译零活、找房租屋的伦敦岁月里，她一直不断构思，插空泡大英图书馆并争分夺秒地码字。“怀胎”的过程漫长而且充满疑虑。手稿完成了，请人打字还得开销几镑，让阮囊羞涩的塞耶斯好生为难。而后稿件辗转于一家家出版社长途旅行，反复体验退稿之痛的年轻写者几乎失去信心。塞耶斯请求父母再支持她一年，倘出书依然无望她就去教书糊口。熬到1922年夏天，有家美国出版公司给了肯定的回音。不久她又在广告公司谋到个文案工作。 塞耶斯的伦敦奋斗终于柳暗花明。 彼得勋爵东瞧西探 读者对那位细挑个儿瘦脸盘的年轻爵爷的反响不一，有许多人追捧，也有人鄙夷。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彼得背靠显贵公爵家族,是优秀学者、古董鉴赏权威、体育健将、出口成彩的智者以及外务部在国际危机中倚重的外交家，等等，实乃加添了现代特色的旧式传奇人物，“完美”得令人生厌。 不过，彼得本来就是戏仿的滑稽浪漫“英雄”。绅士侦探是“黄金时代”经典的主流，福尔摩斯们个个都在其列。彼得只是随其流而扬其波，出身高贵得更夸张一点，钱多得更扎眼一些，自掏腰包乘飞机跑法国查个线索什么的不在话下。他饶舌多话，腔调酷似当红幽默作家P.G.沃德豪斯笔下那位事事仰赖仆人的轻佻少爷伯蒂，或王尔德剧中耍嘴皮子解闷的上层青年。他宣称自己的嗜好是管“别人的闲事”，见到死人便雀跃地说：“啊，完美的尸体。”还常常在严肃谈话中插入一连串歌曲、俚语和韵文。他在《谁的尸体》第二章里喋喋不休，拿“body”一词（“尸体”只是其义项之一）信口开河，且说且吟，还故意用些耸人听闻的话来捉弄他的一本正经的警官朋友。彼得的这类嘴上花活儿几乎没法翻译。现行中译本（群众出版社，2006）把借自彭斯名诗《走过麦田来》的“Gin a body meet a body”译成“尸体遇到尸体”又未做任何注释，读来粗鲁无趣且古怪荒唐，真叫人替作者抱屈。类似的翻译困难恐怕也是塞耶斯在中国难以像克里斯蒂一样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 然而这个人物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双重面目。在该书第八章，彼得因持续从事高强度破案工作，又不可避免要面对伤害和死亡的残酷事实，身心极度倦累，战争后遗症复发，半夜冲到现任跟班、前任警卫员邦特那里求助，从而暴露了他并不那么佻达快活的一面。很显然，这个从小敏感脆弱常做噩梦的家伙其实是在模仿滑稽角色，他内外两面反差极大。在人前他是兴致勃勃的即兴表演者，他似乎很明白，到了20世纪，爵爷们只有出演娱乐人民的小丑才能得到欢迎从而较为顺当地运用特权游走于世。他的创造者塞耶斯大肆张扬地呼应沃德豪斯，显然是借此和读者会心一笑，搭搭时髦类型人物的顺风车。 至于彼得满口俗语粗言，可以说是某种自觉的拉伯雷式处理。塞耶斯喜欢中世纪骑士传统的悠远，也欣赏“低俗”民间趣味的生机，甚至曾幽默地演讲说“俗气很要紧”。她毫不犹豫地向贵族人物注入自己在平民圈子里的观察和体验，如常见的战争后遗症和对粗俗笑话的爱好等等，开心地制造矛盾和对比，其嬉闹态度颇有点“后现代”。 彼得后来渐渐演变成无所不能的“超人”，其实是侦探文类的需要——这种公式（formula）小说的配方要素之一就是要展示某种与犯罪活动或破案方式相关的特殊知识和本领。正如有的评论者指出，学问名家的《玫瑰之名》和当代畅销书《达芬奇密码》之类都是如此炮制的。知识是破案推理的线索，也是这类小说诉诸有文化的读者的知性魅力之一。为了应付彼得行“侠”破案的需要，不懂品酒也不了解教堂鸣钟艺术的塞耶斯没有少在图书馆吃苦头。这方面，她恐怕比克里斯蒂做的功课多。 名探们哪个没有几手绝活？彼得勋爵一个一个案子连续侦破，不免也就成了知识和本领的“多能”冠军。要破解下毒罪行，他得如福尔摩斯般深通化学和毒药（《剧毒》）；要探究刁钻老头的遗嘱秘密，他得是猜字谜的高手（《梅里格尔老伯的遗嘱》）；要制服讹诈人的赌徒，他得能玩一手出神入化的扑克戏法（《扑克游戏》）；要彻查路上的抛尸案，他得是敢于飙车的超一流司机（《袋中猫》）；要让昔日老海盗的花招水落石出，他收集研究古书的嗜好便派上了用场（《龙头考证》）。当然，塞耶斯有时过于放纵自己。当我们读到隐姓埋名探案的彼得在某次小板球赛中为挽救危局按捺不住大显身手一展自己当年的牛津风采几乎暴露身份时，不免要微微哂笑了。是的，这份多余的能耐有点太007了。 总的说来塞耶斯的作品大都至今是蛮好看的故事，所以在英美仍不断印行。她的长篇几乎每一部都做了某些艺术上和思想上的尝试。短篇很丰富多彩，不但有彼得到处东瞧西探一意发扬他专管“别人的闲事”的嗜好，还添了小个子酒类推销员艾格先生不事声张地染指破案；有近似冒险传奇的《阿里巴巴洞穴》，还有鬼气十足的超现实想像《骑豹女郎》。她的多方面实践在侦探、冒险、间谍小说等亚文类传统中起着呼应彼此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后来的很多写家有直接影响，与大名鼎鼎的邦德（007）间谍系列也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黄金时代”侦探小说和正宗现代派小说同在1920年代“崛起”恐怕有更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意识流小说表达了对变化、失序和不确定性的感受以及某种迷漫而沉郁的困惑。侦探小说同样是不确定性的产物，只是相反以非常公式化的十分固定的喜剧结构出现。1920年代是不安的年月。“在那个景气萧条变幻、拂拉啪女郎（flapper，指当时一批活泼时髦的年轻女性，她们着短裙，留短发，喝酒，喜欢抽烟和跳舞）涌现、黑帮横行且法西斯方案纷纷出台的时代，侦探小说引领人们回望更自信的上一代人的冷静士绅风格和粗粝乐观主义，维护那些已经几乎完全消逝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的胜利。”侦探小说不鼓励社会变革也很难引发灵魂地震，但它以独特方式迎合了人们的精神需要并从一个角度提示了现存世界的问题。 转轨，再转轨 英国批评家利维斯夫妇对侦探小说不以为然。这类商业文学中唯一“惊”动利维斯夫人奎妮·多萝西动笔写文章的只有塞耶斯的《校庆之夜》（1935）。她说：如今塞耶斯从侦探故事写手“转而变为畅销小说家，成了在受过教育的读者中略享声誉的文学人物”。她抨击该书思想上艺术上的种种毛病，如每章前卖弄地摘引中世纪名句，美化牛津大学，发布浅薄道德说教，等等。如此以高标准写实文学为尺度的严厉判决多少有点放错了地方，但是利维斯夫人敏锐地意识到该书标志着作者的一个根本性转变：即《校庆》一书的重心已经不在侦探情节上了。 变化其实早有端倪。 此前出版的《九曲丧钟》（1934）已用了相当多的笔墨绘写东英吉利乡村生活风俗画。与教区生活有机交织的，是偶然来到此地并与牧师结识的彼得勋爵所卷入的又一起无名尸案。有关教堂建筑、钟楼、编钟和钟乐艺术的详细说明提供了一种专门知识，也渲染出某种中古哥特式氛围，最终还被证明与犯罪及破案密切相关。寻找行凶者的过程一波三折，带领读者结识了小村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痴迷于鸣钟奏乐的善良而博学的教区牧师，把婚姻合法性看得至高无上的虔诚村妇，信赖亲人并愿为之担当罪责的忠义弟兄，等等。大洪水来临之际，全体村民团结互助，镇定有序，不畏牺牲，终于安渡危机。直到最后，读者才和彼得一同发现，这个案子虽有尸体，却没有凶手。 悬念牵引我们走到多少出乎意料的结局。在这个意义上，该书仍然是“好”谜案故事。然而在另外的层面，就笔酣墨浓的社群生活描写和最后被揭示的“真相”看，小说已在质疑甚至解构侦探事业。在那古风犹存的乡间，死亡并非蓄意谋杀，而是意外，甚至是对恶人的天罚。现代司法及其业余帮手彼得·万嘻们除了找回一件没有人还想要的名贵首饰，几乎没有起到任何惩恶扬善的作用，相反却给善良村民以及彼得本人带来许多困惑、怀疑和痛苦。对于彼得，这是个得启示受教育的过程。故事开场时，勋爵大人是因为他的现代高级轿车在新年暴风雪之夜翻了车才一头跌进那个小小世外桃源的。这难道不是极有象征意味的一笔？ 接踵问世的《校庆》进一步淡化了侦探情节。这部小说中根本没有死尸，主要篇幅全被划拨给了对某虚构牛津女子学院师生群体的记述。 尸体的消逝值得大惊小怪。英文中侦探小说别称“whodunit”（意即“谁干的”）——吸引读者读下去的悬念就在于解谜。也正因此，干的那件“事”得有点分量，得值得关注值得追查——如果只是某太太丢了一把没有暗藏任何玄机的破雨伞，又有谁肯去劳神破案呢？涉及国家安危和国际政治的事件通常被划归间谍小说，私人空间里这样的“大”事还真不多：巨额财富稀世珍宝的得失算一桩，能给阔佬贵胄造成大麻烦的敲诈劫持算一桩，剩下的，似乎就只有死亡的分量不容置疑。因此，不论是福尔摩斯，还是克里斯蒂的波洛，所到之处，每每遭遇死者遗体。 而在《校庆》中受到威胁和损害的却是女子学院的声誉和秩序。校内多次出现谩骂恫吓侮辱教员学生的匿名信和涂鸦漫画，还有烧书毁稿、焚模拟人像、破坏供电设施等等恶行。院方不想闹得满城风雨，因而没去报警却请来了老校友哈丽特·维盈女士。经维盈多方考察外加名探彼得施以援手，最后才真相大白。以对女校的骚扰破坏置换侦探小说中极为关键的“凶杀”，是个大胆的决定。在1930年代，女子学院仍是引起争议的相对脆弱的新生事物，塞耶斯让它在故事中占据中心位置，说明女性话题在她心目中的“生死攸关”的分量。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万嘻和维盈的爱情。维盈首次露面是在《剧毒》（1930）中，身份是侦探小说作家，因旧日情人中毒死亡而成被告。她在法庭上固执坚持某些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只因为那是实情。彼得被这一点打动，介入调查，从而挽救了维盈。可是维盈被开释后却拒绝了彼得的求婚。此后维盈在彼得的世界里断断续续偶然出现。塞耶斯把爱情线索悬在那里，让彼得不尴不尬地充当着徒劳的追求者。 彼得到底看中维盈什么？爵爷有钱有地位有十八般本事，而三十多岁的维盈不过是个容貌尚可、自食其力的小作家。如果两人在婚姻市场上速配，哪有维盈挑拣的份儿？重要的恰恰是这一点。待《校庆》重拾起“爱情”，塞耶斯对两人关系的刻画却根本不是以彼得为中心的。作者自觉地赋予了女人以“看”者和“选择”者的强势主人公位置，专注地揭示女性面对如此难以拒绝的求婚者进行了怎样的考察与自我考察。塞耶斯说，维盈才是全书视点，彼得的形象完全是通过她的眼摄取的。因此，直到筋疲力尽的彼得在出游划船时暴露了自身弱点并检讨了以往胜券在握的求婚态度，两人间的平等关系才寻到了发展的新起点。经过几代女性主义者的呼号批判，如今很多人都认识到千百年来不公平性别秩序的表现之一就是女性总是被选择者和被看者。然而《校庆》出版于70年前。维盈那些翻来覆去的掂量岂不是先觉者对新型两性伴侣关系的构想？ 到20年代末塞耶斯的生存压力已大大缓解，于是她不仅辞去了广告公司的工作，而且开始更多地反思自己的写作。她意识到，谜案小说“提问与解答”的叙事方法导向读者欢迎的“答案”，但这却“严重地违背我们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于是她把思想议题而非引人入胜的故事推向小说的前台。有关性别的思考正是话题之一。《校庆》展示了形形色色的女性选择和女性命运，甚至成为有关女性教育和女性职责的多声齐鸣的论争场，成为被某些人蔑视的“不招人待见的有关学识和女性主义的论文”。塞耶斯对性别问题的思考后来在《女人可算人？》和《不太算得上是人》等讲演中得到了更直白的体现。她反对大而化之的口号和大轰大嗡的运动。她力陈女人也是“人”，若有兴趣应有机会学习亚里士多德，若是乐意应有自由选穿男式长裤。她不赞成全盘照搬男性教育模式。她像维·伍尔夫一样讲究平衡，认为人的头脑是“双性（Androgyne）”的。她维护女性特质和女性观点，高度评价女性的劳动和工作。塞耶斯的看法和议论是感性的，零星的，幽默尖刻的，并非当时或后来女性主义的主流。但是她的言说和写作不仅根植于时代大氛围，而且不以她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成为20世纪女性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有的后来人说，“如若没有了塞耶斯那奇异、独树一帜且受过良好教化的智慧，女性主义思想将会贫弱许多”。 塞耶斯的另一个主要议题似乎关涉现代社会的弊端。她曾在广告界摸爬滚打整整九年，深知其中三味。《杀人广告》（1933）一书揭示，广告营销多少类似智力游戏，其挑战魅力和成功快感把前来调查死人事件的彼得都迷住了，一度欲罢不能。但与此同时，小说又表明，以最大销售最大利润为目标的资本逻辑日渐主宰了现代人的全部生活，其后果是可怕的——如书中一个人物说：“（作）广告（的）人都是毒品商。”塞耶斯还曾在讽刺文《谈谈其余六宗重罪》中尖锐抨击左右一切的贪欲：“唯有现今时代赋予了贪婪如此显赫迷人的荣光，还给了它一个称号可以像旗帜挂起招摇。有人灵机一动将其称之为创业（enterprise）。自打那个妙念诞生之时起，贪婪……便一往无前……它看来如此快活而惬意，它狡黠的眼那般闪闪发光，简直没人能相信它的心仍一如既往冷酷无情且斤斤计较。”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她写信给亲人表示自己不对战争结局悲观，却对和平前景满怀忧心：“我们将见证大规模生产发展到极致并最终毁灭自身。”塞耶斯的写作转型正是这类疑虑积累的结果。现实中的英国乡村和牛津大学肯定如利维斯们所指出存在无数弊端，却不妨碍它们在塞耶斯笔下作为传统文化余绪发挥狙击商业社会和唯我主义的作用，代表着某种理想化的可能性和“社会改造的愿景”。 因此，与《丧钟》相似，《校庆》也把大量篇幅留给了对群体的描写。不同的是，这里出现的是由牛津第一代职业女学者构成的“女性社群”。尽管她们性格各异境界不一，尽管校园里的风波难免造成人人自危彼此生疑，这个团队仍然同心协力地维护了教学和研究的秩序。在她们中间甚至连婚姻都不完全是个人的事。女教员德·怀恩的分析和建议对维盈的决定起了重要作用。塞耶斯结合自己学生时代的经历，借维盈的眼光将牛津幻化成关注知识和信仰，靠群体生活支撑并能和都市生活唱对台戏的学术殿堂，还通过万嘻的自嘲表达了对“古老价值”的某种追怀和护守。她倚重传统的思想与T.S.艾略特的保守姿态不无异曲同工之处，甚至和利维斯们对前工业文明有机社会的称道也相去不远。 帮塞耶斯审读初稿的女友穆丽尔·伯恩曾担心《校庆》的题材未必能抓住读者，但塞耶斯拿定了主意“只说该说的话”。出人意料，小说销得相当不错——奎·多·利维斯的文章证明了这一点。塞耶斯有和公众沟通的本事。即使论道德谈社会，她的表述也是活泼鲜明的。 《校庆》之后塞耶斯只写过一部侦探小说，即和同名喜剧联袂推出的《忙人的蜜月》（1937），讲的是万嘻夫妇即彼得和哈丽特度蜜月时碰到的一桩杀人案。彼得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哦，该死”，恰如《谁的尸体》的开篇。有意无意，塞耶斯为彼得系列画了一个完整的圆。 由于约稿机缘也由于决心“只说该说的话”，从1937年起塞耶斯投入了有关宗教的舞台剧、广播剧和各类文章的写作，并赢得了相当的声誉。不料1943年她却再次选择转轨，接受企鹅丛书邀请翻译《神曲》，埋头书斋，十年磨剑，变成有名望的但丁专家。 两度转轨意味着不断从“成功”中引退。 塞耶斯顶住了出版商和铁杆读者的压力以及不可小视的经济诱惑，毅然放弃继续生产“彼得系列”。她是忠实教徒，在英国国教圈里有很多朋友，但却拒绝了索尔兹伯里大主教提议颁给她的名誉神学博士学位以及诸多教会机构纷至沓来的约稿。 人生最后十四年，塞耶斯全程走过了《神曲》的地狱和炼狱，但未能完成《天堂篇》后三分之一部分的翻译，从而永远滞留在了对天堂的求索中。或许，那是她最好的归宿？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12-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