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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在写完《青年同盟》（1869年）之后，并未顺势继续此类所谓“社会讽刺剧”的写作 ，而是于四年艰辛的努力之后，写出了他的“世界历史剧”（A World- historical Play）———《皇帝与加利利人》（1873年），算是结束了他关于历史与人类命运的宏大思索，转向对人类当下处境与出路的深刻关注和描写。但是，下一个剧本以什么为题材，却让易卜生颇费踌躇。又过了差不多四年，他才写出另一部戏——《社会支柱》（1877年）。这在易卜生的戏剧写作历程中是很少有的（他一般是两年写一部戏）。 这显然是他的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犹疑和徘徊。此后，他不再涉足于历史与传奇剧的创作，而专心致志于现实主义戏剧的写作，创作出像《玩偶之家》（1879年）、《群鬼》（1881年）和《野鸭》（1884年）这样的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剧作，并且进入差不多每两年写一部戏的规律而丰盛的创作期。 《社会支柱》其实描写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它们之间的对比和反差，以及这种对比之后所自然得出的价值判断。这两个世界即：男人的世界与女人的世界，以及挪威这个古老陈旧的社会与美国这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社会。它们的代表分别是博尼克与楼纳这一对沾亲带故的男女。他们既是胞兄妹，也曾是恋人，然而他们的行为准则和行动方式却大相径庭，形同水火。 博尼克在众人的眼里是一个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有责任心有道德感的大男人，被邻里们称为“社会支柱”。然而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很快就发现事实的真相：他其实是一个有一肚子坏水，且又怯懦阴险的小人！他早年曾与自由豪放、热情似火的楼纳相爱，却因为金钱的诱惑而选择了与并无感情的贝蒂订婚。这无疑极大地伤害了楼纳，也欺骗了贝蒂；而这一巨大的骗局以及博尼克随后的种种劣行，却因为楼纳的善良和忍耐而一直不为人所知；博尼克因而得以继续为所欲为，利用各种关系与机会成为今天他所处的这个小社会的一个颇为成功的商人和社会精英。试想，如果不是因为楼纳的再次出现，博尼克身后的“隐私”和秘密将继续成为他黑暗中的骄傲，以及受害者的隐痛。我们这个社会的所谓中坚力量竟然有着如此见不得人的道德污点，这将是如何的令人忧虑和恐慌。易卜生借教师罗冷的口说出了他心头的隐忧：“瞧瞧那些现代的大社会，表面上金碧辉煌，里头藏着什么！说句不客气的话，除了空虚和腐败，别的什么都没有！那些社会没有道德基础。干脆一句话，现代的大社会像粉刷的坟墓，里头全是虚伪骗人的东西。” 好在我们还有楼纳这样的女性可以期盼：她们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真正的良心和支柱！这也是博尼克经过一番灵魂的涤荡之后在剧末喊出来的心里话：“这几天我学会了一条道理：你们女人是社会的支柱。”在易卜生想像力所营造的这个小社会里，女人们都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和宽容。除了楼纳外，博尼克的妹妹马塞·博尼克小姐也是一个让人敬仰的女人。她一直默默地深爱着博尼克太太的弟弟约翰·汤尼森。当约翰为博尼克顶替罪名，远赴北美之后，她一直为他祈祷，并将对他的爱化作一份浓浓的母爱，浇灌在孤女棣纳·铎尔夫的身上。当约翰再次回到家乡，并且爱上棣纳之后，她又希望他好好地爱棣纳：“我既然爱他，我怎么能不成全他？不错，我从前爱他。自从他走了，我整个的心都在他身上。”她告诉楼纳，棣纳把自己“压下去”了，“倒是件好事情。约翰出去的时候我跟他年纪一样大。可是这回我再看见他——喔，见面的时候真难受——我觉得自己比他大十岁。这些年他在光明灿烂的阳光里过日子，呼吸青春健康的空气，我却坐在家里不停手地纺线——”，并且认为自己是纺出线来给约翰“织幸福的生活”——“我给他纺的是金线。我心里不难受！楼纳，咱们都是他的好姐姐，你说是不是？”这一番深情的表白感动得楼纳紧紧地拥抱住她。这两个被无私的爱所充满的、胸襟博大的女性，以自己高尚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境界在改变着身边的男人（虽然易卜生发现这些男人是不可救药的，所以他在接下来创作的《玩偶之家》一剧里就让娜拉毫不留情地抛下他们摔门而去！）。 女性成为男人的希望和拯救，这一主题在《培尔·金特》一剧里已经有所表现，在此剧及以后的剧作中继续成为易卜生不断演绎的主题。楼纳一回到挪威就嗅出这里有一股霉味儿——“好像死人穿的寿衣”。她大声地告诉大家：“我是闻惯了大草原上新鲜空气的人！”并且直言不讳地对罗冷说：“牧师先生，我想给你们放点新鲜空气进来。”她视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为自己的孩子，希望他“早晚有一天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她对他有割舍不下的情感，因为他曾经是她的青春——“我的青春应该是自由和真实的”！她真诚地告诉博尼克，她“撇不下从前的旧交情，……约翰把15年前的谎话在我面前揭穿的时候，我就发狠对自己说：‘我一定让我年轻时候的意中人做个诚实的人。”她无异于《培尔·金特》中的索尔薇格，终身都在企盼着自己心上人的“浪子回头”。 该剧也展现了易卜生对于挪威这种旧世界的失望以及他对美国这种新世界的憧憬。对于挪威，易卜生一生都怀着极为复杂的情感：他觉得挪威人是世间最难令人理解的奇特物种——正在不断地走向衰败。想想他们的祖先曾经是谁啊？他们可是维京人——海盗啊！看看今天的挪威人。他们成了什么样子？他们在世界格局中无足轻重！谁都可以奴役他们，瑞典和丹麦更是常年地统治他们。他们不但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对于邻居的凌辱更是视若无睹。易卜生曾经因为普鲁士与丹麦争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地区进行的战争而愤怒异常，写过“相当数量的十四行诗，献给奥斯卡国王”，敦促他“去协助处在石勒苏益格最边远地区的我们的弟兄”。 他把挪威人的这种懦弱和奴性归咎于他们走错了方向——他们选择了陆地的生活（见《海上夫人》），他的名言是：“整个人类都行进在错误的轨道上”；另外，他认为基督教传统软化了挪威人的意志和个性，使他们唯唯诺诺，不思进取（见《罗斯莫庄》、《野鸭》）。他们迷失了，找不到方向了，尤其是男人们，他们身上所呈现出来的茫然、怯弱和对责任的逃避，让易卜生感到匪夷所思又痛心疾首。在其后创作的《玩偶之家》、《群鬼》和《野鸭》等剧中，他对这种男人有淋漓尽致的描写（海尔茂、欧士华和雅尔马等）。这些男人在风平浪静天高云淡的时候，倒还温柔体贴文质彬彬，一旦狂风大作责任压顶的时刻，他们就原形毕现张皇失措。他们要么肩膀塌陷，无力承担任何责任（海尔茂）；要么脑子“软化”，形同僵尸，天天呼喊着“给我太阳”（欧士华）；更有甚者，将恐惧转化为愤怒，发泄在妻儿身上（雅尔马）。易卜生将这种负面人性与基督教文明的道德传统相联系，认为它们之间互为因果。他认为人类意志力和责任感的丧失，与基督教道德的影响关系密切。这种伦理体系软化了人的意志，否定了人的行为能力及其责任义务，使人性被扭曲、异化，无法正常地发展和强化，结果是到处充斥着病态的灵魂。《社会支柱》即是易卜生初次尝试描写这种“有病的”人类的作品，博尼克即这一类不健康灵魂的典型，他需要像楼纳这样的阳光而向上的心灵来引导他脱离堕落和罪恶。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01-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