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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开端文学的特点 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探索与实践打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文学格局。现实主义一贯主张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渐渐遭到瓦解，文学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失去了整体选择的历史背景和价值认同，现实主义出现了在不同的、多样的价值层面上的分流，但俄罗斯作家们面对的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依旧；只要民族历史与社会生活的要求没有得到充分有力的表达和宣泄，现实主义就不可能死去，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在俄国不死的精神背景。文学价值观层面上的分流不但不会窒息现实主义，反而为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走出狭隘、走向丰富的契机，使现实主义文学进入一种新的境界和状态。 俄罗斯新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大开启了现实与人存在关系的多样性，大大拓展了感知认识现实的对象。它一方面保持了与生活本源、存在本源的血肉联系，另一方面表现了对最新的文化内容、现代意识的吸纳，因而具有很强的现代性，表现出与俄罗斯文学中现代主义前的经典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明显不同的艺术范式。就如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创作界有人说的：“新世纪开端文学的特点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当然这种现实主义会用20世纪包括先锋派艺术在内的一切艺术发现来丰富自己的。”所以才有了弗拉基莫夫大异于传统历史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新“史诗性现实主义”（《将军和他的军队》 ），有了叶尔马科夫的“隐喻式的现实主义”（《野兽的标记》），波利亚科夫的社会心理现实主义（《蘑菇王》），邦达列夫的“新启蒙式的现实主义”（《百慕大三角洲》），安得列·德米特里耶夫的“存在主义式的现实主义”《一本打开的书》），瓦尔拉莫夫的“象征式的现实主义”（《新生》《沉没的方舟》），扎哈尔·普里列平的“愤怒叙事的现实主义”(《萨尼卡》)等。期待并呼唤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再一次兴盛已绝非世纪之交少数作家与读者的心愿，而成为一批批评家的强烈心声。 后现代主义作家没有忘记 俄国历史中的屈辱和痛苦 作为上世纪90年代后一度成为后苏联文学强势话语的后现代主义，常常被看作是没有精神与道德追求的文学，是一种文化与道德虚无主义的文学。然而，事实上，这一文学从来就没有拒绝和脱离过俄罗斯历史或当下的社会现实。反极权、反权威、反苏维埃意识形态主流乃是俄国的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其早期的概念主义、社会主义前卫艺术的一个鲜明的政治思想倾向。尽管后现代主义作家始终声称坚持“为了文学而文学”的创作，但是，从安得列·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和维涅基克特·叶洛费耶夫的《莫斯科—彼图士基》到佩列文的《恰帕耶夫与普斯托塔》和索洛金的长篇小说《玛丽娜的第三十次爱情》等，这些最为评论界关注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创作在表达对传统与现存价值的质疑与焦虑、对现实的空茫与失落的同时，几乎没有一部是脱离民族历史、社会生活与人性思索的“纯文学”。这说明，价值观可以不一，思想倾向可以异样，但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精神求索仍然是他们不肯消解的创作动因之一。后现代主义作家终结俄国历史的姿态并没有使他们忘记俄国历史中的屈辱与痛苦。 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虽然个性消匿，性格缺失，却并不与俄国现实生活间离。在以非逻辑、混乱无序以及虚拟错乱为特点的后现代主义叙事中同样充斥着写实（虚拟的、艺术的真实）的细节。甚至连俄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常常遵循的话题、情节、形象都来自19世纪经典文学或20世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本或文体范式。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学共同性就是现实、人物、作者、互文的共存，就是现实与虚拟的共存。俄国后现代主义小说所有特点的发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国的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对西方理论思想与文学思潮的借鉴，更重要的还是对俄罗斯文学传统和文论思想资源的继承与发展。俄国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没有忘却和放弃重建时代神话，重提社会批评，再建民族文化心理批评、宗教批评这样的文学追求。至于类似西方理念的“身体叙事”，从本质上来说这只是一种商业行为，并不构成严肃的文学话题。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一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开始从营构虚拟回归现实，从文化虚无主义转向对宏大精神的追求，从叛逆回归平静。后现代作家索洛金的创作道路就是一个例子。继20世纪末短篇小说集《盛宴》出版之后，作家在21世纪一改欲罢不能、不关乎丑恶便无法成篇的写作方式，摒弃了先前小说中的那种丑陋化、粪土化、妖魔化的艺术手段，写出了三部曲《冰》《布罗之路》《23000》，这是作家对小说现实化、理性化与精神化的回归，是他对“魔幻现实主义”叙事策略的诉求。有评论家说，这位特立独行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已经改弦更张，走向“古典主义的回归，对旧式话语的选择”。作家自己也坦承说，“对于我来说，《冰》——这是一个语言试验时期的结束，我试图写传统的长篇小说……《冰》是我第一次直接讲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这是自我苏醒并唤醒他人的尝试”，“《冰》是我的第一部首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的长篇小说。” 两条文学潮流共同的精神母题 后苏联文学现实的“主义”诉求之所以始终不变，是俄国文学的必然选择，由俄国的国情决定。 第一，具有深厚现实主义传统的俄罗斯文学不可能使这一文学的巨型话语断流。俄罗斯文学从来就不是被少数人把玩的艺术形式，它所固有的使命感、责任感、宗教意识使得现实主义远远超出了它作为一种方法和流派的意义，而成了民族的文化精神存在。苏联解体后，大多数俄罗斯作家，特别是现实主义作家，都以庄严悲壮的心情面对20世纪末俄罗斯的黄昏。世纪末的俄罗斯现实激起了他们特殊的悲凉情怀。这种情绪既是社会历史的，也是民族文化的，都对文学的题材与体裁直接产生重大影响。不论它采取的是何种表达与书写方式，是激昂还是隐逸，是调侃还是闲适，都与后苏联的现实紧密勾连。文学新潮的涌起刺激和促进了现实主义的蜕变，现实主义没有抱残守缺，它在被冷落、被贬抑的情境中发展，完成了从封闭、机械、单调的艺术模式向开放的艺术形态过渡，从而具有了新时期的现代意识。 第二，后现代主义在文化上的趋新、艺术上的求异既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又有着价值意义上的虚假性和形式追求上的极端性。“先锋文学”以其极端的、激进的叛逆姿态为文学发展提供种种可能性的同时又使自己陷入种种的不可能性，出现了行之不远的匮乏。《旗》杂志的评论家斯捷帕尼扬认为，“后现代主义与现实的最后一次分裂表明了它走进死胡同的开始”，“现实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终结”。文学从政治附庸的时代走过之后，人们对乌托邦“道德理想”的抵触与不适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排斥连同真善美在内的所有精神理想，同样会导致文学的价值迷失。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说，除了获得轻松的愉悦，文学还应该让读者从中看到希望，看到“黑暗中的光”。表现人性的丑陋邪恶是不少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叙事追求，这本身没有错。但如果单纯地传达丑恶，片面地强调丑恶的力量，过多地阐释丑恶的魔力，那便是对文学目标的背离。因为文学不是为了制造人性的地狱，而是为了创造精神的家园；文学不是为了砍伐人性，而是为了张扬人性；文学不是为了营造黑暗，而是为了让读者看到光明的出口；文学不是为了制造洪水，而是为了建造诺亚方舟。“恶之花”结不出善之果，文学的根基就在于它的精神生产力，就在于用一种清洁的精神去打捞沉沦的人性。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在提升人性的同时拯救自己。索罗金被认为是天才，但他曾经只是一个写病态和变态的天才，他对人性的洞察令人叹服也令人遗憾，因为他洞悉的只是人性当中的恶，而善一度是他文学创作的盲点。也许正因为创作中过量的“阴霾”，作家才开始流露出对“阳光”的渴求，我以为，这正是这位“最纯粹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创作转型的内在动因。 第三，市场机制与消费需求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俄国作家的创作思维，左右了文学创作在读者心目中的位置，但是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毕竟不属于纯粹的物质消费。俄罗斯文学没有欧美的消费传统，这既是其民族文化特性使然，也是俄罗斯作家的精神品格使然。现在有把文学作品当作纯粹的商品，把文学创作等同于一般的商业行为、社交活动，认为文学的美已经不具备艺术本性的说法，但无论如何炒作、营销，没有精神内涵的消费文学都只能是一种文学的泡沫，不会得到读者的喜爱，不会迎来文学的繁荣。文学要赢得市场，首要条件在于给读者带来审美愉悦、快感，即使是审丑、审恶，也在于对丑和恶的否定，最终指向对罪的认识。文学即便不提倡学习保尔·柯察金、奥列格·科舍沃依，也没有必要反感或仇恨他们，因为他们的精神品格代表了一种道德、人性价值，反感的应该是一种政治功利性。文学有一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它毕竟是人类通过形象情感的审美来认识、把握世界和自身的一种方式。 第四，人类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民族在经济的、政治的、民族心理的变化进程中隐含着某种更为深远和深刻的文化成因，而文学是揭示这种文化成因最有力的艺术形式之一。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才刚刚被作家们发现，本质上远未得到充分的揭示和阐释，它需要新的理解和表现。除现实主义之外，这种理解与表现可以是其它主义的，也可以是没有主义的；可以是先锋的，也可以是传统的。生活深刻性与时代精神的表达，既是个人的，也应该是大众的，也就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观察世俗表达人性，具有对民族与人类前途的焦虑与瞻望。俄罗斯文学在苏联解体后出现了最耐人寻味的景观，一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表达了部分作家对现存精神价值的质疑与焦虑；二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重生。这是俄国极具时代特征的两大文学潮流。前者背离俄罗斯写实文学传统走上了以“写意”为时尚的价值追问道路，故而在形式上出现后现代主义的变革；后者仍重在揭示人生苦痛追问人生真相，继续着以写实为主的现实主义道路。其实，这两种背道而驰的文学潮流都基于对现代性的追求——自由精神与批判精神，主体性意识与悲剧性意识，这会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俄罗斯文学共同的精神母题，也是当代俄罗斯作家的思想追求。不论何种思想倾向、何种党派、何种主义的作家，只要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都会把这一种现代化精神体现在对生活与时代的思考中。随着时间、条件变化，现代性的精神价值追求都会以不同方式出现。这是生活与时代使然。 原载：《文艺报》2008-1-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