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为”作家的奥斯汀 2007年8月，关于简·奥斯汀的传记影片《成为简》（Becoming Jane）在北美上映，这部由导演朱利安·加罗德执导的影片，其基本故事架构脱胎自一本最近几年出版的奥斯汀传记《成为简·奥斯汀》（Becoming Jane Austen），作者是乔恩·斯派思(Jon Spence)。电影取材于简·奥斯汀的一些生活片断，其中她和汤姆·勒弗罗伊的爱情是一条最重要的主线。2008年2月，《成为简》作为情人节期间惟一的进口片在中国影院放映，反响尚佳。尽管人们对影片的评价各有不同，但对女作家经典地位的肯定和喜爱之情则成为评论的共同之处，简·奥斯汀的形象再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一直以来，提到简·奥斯汀，许多人便联想到温柔可亲、贤淑安静的“简姑妈”，以致于当看到《成为简》中由偶像明星安妮·海瑟维扮演的假小子气十足、热烈勇敢地追求爱情的少女简时，一时间还不能适应。其实，“简姑妈”形象的建构源自奥斯汀的侄子奥斯汀·李（J.E.Austen Leigh）于1869年出版的《简·奥斯汀回忆录》(A Memoir of Jane Austen，以下简称《回忆录》)。作者追忆的那位恪守基督教美德、履行家庭职责、安守本分，淡泊名利的简姑妈，迎合了维多利亚晚期社会对于前工业时代无可挽回的牧歌般生活方式的想像与缅怀。这一形象不仅被流行杂志大量复制，还现身于教科书、著作及权威性词典，经过媒体的渲染和教育体制的灌输，逐渐演变为至今仍有一定影响的“简姑妈神话”。随着大英帝国辉煌不再，能抚平忧伤的“姑妈”为变动而焦虑的世界提供了乡愁寄托和身份认同；如今，影片中活泼清纯的少女简依然能满足类似的怀旧情绪，还能满足压力之下的城市新新人类对温暖朴实的人际交流、对清新大自然和绿色生活的向往。“简·奥斯汀”就像一个凝聚着多种情感的符号，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从其中发现自己的需要。 和《回忆录》迥然不同的是，《成为简》不单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奥斯汀鲜为人知的情感经历（带有杜撰成分），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为——或者正在“成为”作家的奥斯汀。《回忆录》里的奥斯汀，安静地观察和记录着身边的世界，在家务之余怀着自娱自乐的心情写作，而她的成就仿佛不费吹灰之力的天才之作。而《成为简》中的奥斯汀，更像一个心怀大志的“文学青年”，笔耕不辍，直至一举成名。根据奥斯汀的真实生平，她在和汤姆·勒弗罗伊交往时，正在创作《埃丽诺与玛丽安》与《第一印象》（分别为《理智与情感》和《傲慢与偏见》的雏形）。因此，《成为简》部分还原了女作家早年的创作经历，尽管那仅仅是构成主人公情感大戏的模糊背景，而未能深刻展现当时女性作者所面临的艰辛和困境。 简·奥斯汀作品问世的过程远非一帆风顺。从1797年她的父亲向出版社投稿被拒，到1811年自费出版首部作品，奥斯汀经历了持续的等待和不懈的修改，可以想像她曾体会过的失落和挫折感。她的六部小说均署名为“一位女士”或“《理智与情感》的作者”。因为在那个年代，女性作家往往不愿曝光真实身份。成为公众注目的焦点意味着个人生活将受到侵扰，从而影响女性的美好名声。奥斯汀的家人在传记中致力打造一位符合当时女性行为规范的淑女，多半也出于这样的考虑。 女性的简·奥斯汀 尽管奥斯汀的小说无一例外地以女性婚恋为题材，其首要读者也是从18世纪开始出现的大量拥有闲暇的中产阶级妇女。她的经典地位却是由一群被奥斯汀·李称为“最好的鉴赏家”的男性确立的，包括与她同时代的知名作家司各特、麦考莱主教，后来的评论家G·H·刘易斯、小说家E·M·福斯特，以及一战以后以男性学者为绝对主体的皇家英语协会诸多成员，如A·C·布拉德雷和R·W·查普曼等。奥斯汀早期接受史上女性的声音寥寥无几，但正是在这不多的记载里，我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火花和独特的视角。《傲慢与偏见》出版后，安娜·密尔班克（后成为拜伦夫人）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对达西先生很感兴趣，这大概是20世纪末欧美掀起的达西狂热的最早铺垫！朱利亚·卡瓦纳很早就注意到奥斯汀“那令人畏惧的力量”，提出男性评论家以前从未涉及的反讽性视角问题。《回忆录》出版后，当“温和的简姑妈”形象当道时，玛格丽特·奥莉芬指出了奥斯汀的其他面目——一个充满女性嘲讽精神、令人不安的艺术家。吕蓓卡·韦斯特则是一战后最早将奥斯汀视为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评论者之一。 今天，女学者、女读者、女观众构成了奥斯汀接受的很大一部分。曾经神秘、精英的奥斯汀逐渐走下神坛，以电影中更为青春、浪漫、平民化的邻家女孩形象步入全球市场。应该说，20世纪末兴起的奥斯汀热潮与女性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密不可分。研究BBC名著改编电视剧的学者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题材显然更受青睐，这其中当然包括“奥斯汀”。主要观众变成了一批“社会、性、政治等各方面都获得解放的……年轻的、社会地位正在上升的职业女性”（Robert Giddings and Keith Selby, The Classic Serial on Television and Radio）。她们的口味必须给予满足。 与此同时，一批二战后出生、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掌握了资金、笔和摄像机，也使得满足这种口味的要求变成现实。她们将带有鲜明当代特征、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特征的关注融入对“奥斯汀”的构建。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更多的女性电影工作者成为商业电影成功的佼佼者。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七部奥斯汀作品影视改编中，女性担任制片的便有五部，担任编剧或导演的有三部。不少编导本人如爱玛·汤普森就是铁杆“简迷”。 另外，互联网的普及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与“奥斯汀”相关的话题中来。在以达西先生的庄园为名的“彭伯里”网上社区里，一群以女性为主的奥斯汀迷畅所欲言，乐此不疲。她们的“奥斯汀”去除了艰涩的学院色彩而更平民化；大量的对原著的续写还改变了传统的作者/读者的关系。彭伯里社区自称是“网上最文明的地方之一”，俨然一个奉行奥斯汀所提倡的价值观的母系社会。 当然，“奥斯汀”热潮的背后是精明的商家伺机发展的“奥斯汀产业”。《奥斯汀约会指南》成为小女生的恋爱秘笈，“奥斯汀风格”的装修成为中产阶级主妇的模仿对象，奥斯汀的故居以及改编的拍摄景地，被打包成情侣游、全家游……女性不但是“奥斯汀”的读者、改编者和讨论者，也成为消费“奥斯汀”的主要群体。 21世纪的女性没有比奥斯汀走得更远 奥斯汀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在于其作品中包含着与女性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的主题。婚姻爱情，两性关系，自我成长，这些都是女性的切身话题，到今天依然如此。 在奥斯汀的作品中，没有重复的女主角，而且女性被赋予绝对的中心位置。女主角们都有着丰富的内心和独立的人格，在近两个世纪以后，她们依然是女性的榜样。认为奥斯汀无情甚至势利的观点是不确切的。她只是摒弃了那些风行一时的伤感小说和哥特小说的虚假程式，具有洞见地采取了一种平衡的态度。奥斯汀笔下不乏缺少嫁妆的女性，却从来没有为钱而结婚的女主人公。 很多当代改编者在概括奥斯汀小说的主题时都提到“金钱与爱情”。既无财富、也无职业的19世纪初中产阶级女性的困境，为何能激发今天在事业、经济、婚姻选择上拥有更多主动和自由的女性的共鸣，这颇耐人寻味。当我们看到片中那些端坐等待的女性形象时，或许会为时代的进步而感到庆幸；但同时也会感到某种焦虑和缺失。那些依然有限的自由似乎并不能保证我们获得真爱和幸福。一些当代畅销小说或影视作品如《BJ单身日记》都像是奥斯汀小说在21世纪的延伸和现实版。 自上世纪末以来，几乎所有的奥斯汀改编作品都重新塑造了男主人公形象。或者由小说中的貌不惊人变成性感迷人，或者由小说中的不苟言笑变成温柔体贴，表现了一种有别于奥斯汀笔下的新的理想男性气质，树立了一种围绕女性的定义而组织的两性关系的新典范。在这些影视作品中，女性不再如劳拉·穆维的研究曾揭示的那样，成为色情幻想凝视的目标；奥斯汀的男主人公们则成为女性观众凝视的目标，如1995版的《傲慢与偏见》中敞着衬衫领、湿淋淋地从水池里走出来的达西先生。这样的表现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男权文化叙事的抵抗吗？观众通过一个近乎完美的、只有在浪漫白日梦中才能存在的情人形象，来投射自身未被满足的复杂而交织的欲望和需要：渴求被爱、被认可、被关注的需要，或者还加上对权力、财富、品位、社会攀升的欲望。而这究竟是还原、还是背离了奥斯汀的原意？ “奥斯汀”热潮的复苏以及女性的广泛参与，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义的胜利，反而暴露了其矛盾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女性主义经过曲曲折折的发展，到20世纪末成为社会主流；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当道，女性主义运动不断受到质疑。职业女性与家庭女性的分裂需要得到相通与和解，但和解的结果往往又是对社会现状的接受或归顺。这时，奥斯汀式的大团圆给予了我们慰藉和幻想，令我们暂时忘却残酷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没有比奥斯汀走得更远。 原载：《文艺报》2008-3-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