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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苏联“改革”前后，俄罗斯文坛中一批才华出众、独具个性的女性作家群体开始崭露头角。随着“异样文学”(другая проза)的出现，“女性文学”逐渐在上世纪90年代为批评界和文学史所认同，成为俄罗斯文坛一道别样的风景。这些女性作家普遍受过良好教育；有多年创作经验；通过描写家庭来反映社会问题，表达女性独有的情感体验。与乌利茨卡娅、托尔斯塔娅并称为当今俄罗斯文坛“三剑客”的柳·斯·彼特鲁舍夫斯卡娅(Л.C.Петрушевская)就是当今极具影响力的实力派作家之一。 戏剧创作：继续“为什么”的追问 彼特鲁舍夫斯卡娅1938年5月生于莫斯科，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曾在电台和电视台工作，这为其戏剧创作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在改革前期的作品多以剧作为主，反映残酷的生存条件下主人公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筋疲力尽的斗争。作为“新浪潮”戏剧的代表之一，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底蕴深厚，视角独特，笔力如椽。从那时起，她就通过剧作来反映现实生活，“‘为什么生活、为什么痛苦’，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继续着契诃夫的‘为什么’的询问，只是从抒情性戏剧的音区转变到悲伤的闹剧音区……”（符·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她普遍着眼于现实生活，关注人物内心情感。主人公的生存环境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事件，缺乏力挽狂澜的人物和豪气冲天的话语，只是平凡甚至庸俗、冷酷的生活。这些特点在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戏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979年，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以独幕剧《爱情》(Любовь)在苏联文学界崭露头角。此后几年，她在剧作家А.Н.阿尔布佐夫的演播室工作，创作了大量剧作，其剧作也先后在各大剧院上演：1983年，经由导演罗·维克丘科之手，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音乐课》(Урок музыки)在莫斯科大学学生剧院上演，受到好评；1985年，《三个蓝衣姑娘》(Три девушки в голубом, 1980)在列宁共青团剧院上演，取得巨大成功。 作为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最著名的话剧之一，《三个蓝衣姑娘》的高雅标题与庸俗内容形成明显的悖论。标题里的形象易让人联想到浪漫高雅、美丽曼妙的女郎和温情脉脉的爱情故事。然而，戏剧内容却与此大相径庭：三个有着远房亲戚关系的年轻女人，同时带孩子来到她们共同的遗产——半塌别墅的一半——消暑度假，在出钱修缮漏水屋顶的问题上互不相让、彼此指责，故事由此展开，铺陈出广阔的社会时代背景，上演了一幕庸俗而辛酸的故事。一个离婚的唐璜式的男人用两天时间盖了一座“茅房”，因而被看成“真正的男子汉”；而领过三次救济金的司机瓦列拉对此不屑一顾：“我最讨厌干体力活，可脑力活又让我恶心。”孩子们一刻也闲不住，彼此经常打架生事，三个“年轻的蓝衣姑娘”为此不断争吵。作者笔触切入到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的百态人生和内心世界，话剧构成一个充满对话和争吵的荒诞世界、一个庸俗的生活监狱。值得注意的是，《三个蓝衣姑娘》的情节发展和形象塑造并非由事件完成，而是以人物之间的不同对话实现。在对话中，每个人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声音，感到的是自己的孤独和无奈。 小说创作：重新审视家庭与社会生活 苏联“停滞”时期，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创作的小说并不多，代表作是在列宁格勒青年杂志《阿芙乐尔》上发表的短篇小说《讲故事的女人》(Расскачица)和《克拉里萨的故事》(История Кларисы)。这些小说具有逼真的写实性和极度的生活化，不带任何浪漫色彩，语言本真，没有经过加工，直接作为文学文本出现，由此引起当时批评界注意。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改革后，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作品发表情况逐步改善，其创作思想也逐步深入。出版第一本剧作集《20世纪之歌》(Песни ХХ века)的同时，她的短篇小说集《永恒的爱情》(Бессмертная любовь, 1988)问世。此后，她再接再厉，接着出版了《爱情及其他独幕剧》(Любовь и другие одноактные пьесы, 1990)、《自己的圈子》(Свой круг, 1990)。1991年，彼特鲁舍夫斯卡娅获得第二届德国汉堡托普费尔基金会举办的“普希金文学”奖。1992年，她的中篇小说《午夜时分》(Время ночь)问世，入围当年俄语布克奖小名单，并成为当年畅销书之一，著名文艺批评家伊万诺夫则称之为“年度出版物”。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在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文坛的分量和不俗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午夜时分》是彼特鲁舍夫斯卡娅迄今为止所创作的篇幅最长的作品，从不同角度全面展示了当代俄罗斯女性的生活图景。小说虽然描写了普通人物和日常生活，却具有极强的象征性和隐喻性：“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将叙述场景设置在封闭的环境内，主要是在家庭中。一方面，她反映出了女性的生存危机和心理压抑；另一方面，她在作品中体现出了一种从细小方面和局部空间折射全人类危机处境的忧患意识。封闭的空间象征着女性生存的边缘性，象征着他人对女性生存状态的一种忽略和漠视，象征着女性在生存斗争之中的孤立无援。”（任光宣主编：《俄罗斯文学简史》）。小说由女主人公安娜以第一人称，用“在桌边上写就的札记”的形式进行叙述。安娜与一个有妇之夫生下孩子后，男人被迫回到合法妻子身边，安娜因此也失掉工作，生计艰难，含辛茹苦独自把孩子抚养成人。儿子因替别人承担罪行而入狱，出狱后经常惹事生非，伸手向母亲要钱；女儿则滥交男友，不断被欺骗、怀孕、抛弃，最后只得到三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安娜的母亲生活贫困，住在精神病院，无处可去。在内外交困的尴尬处境中，安娜四处奔波，用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老少，入不敷出，甚至无钱满足外孙想吃糖果的愿望。一方面，她为自己与著名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同名而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她不得不为了额外收入而违心地为工厂编写无聊透顶的庆祝文集。她惟一聊以自慰的，就是夜晚在厨房安静的角落里小憩一会儿，憧憬美好未来。整部小说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末日气息，这鲜明地体现在作品结尾：因为养家糊口和亲人彼此猜忌，安娜身心疲惫、有气无力地说：“行刑的白夜来临了。” 《午夜时分》描述了俄罗斯社会剧变时期普通家庭的日常琐事，打破了社会生活的乌托邦幻象；读者从中看到的不是充满希望的现实生活和美好未来，而是生活的无奈、扭曲、残酷和恐怖。由此，小说解构了女性生存的实质，颠覆了俄罗斯文学中的传统女性形象。小说中的女性完全抛弃温柔多情、善解人意、忍耐坚毅的优点，代之以尖酸刻薄、幸灾乐祸、彼此攻击的变态心理；亲情的温暖，亲人的关爱早已荡然无存，成为永远的神话；无尽的猜忌、争吵和辱骂似乎成为维系亲人交往的特殊方式和别样渠道。当女儿第二次被抛弃又生下孩子后，因不满安娜毫不留情的打击，骂母亲是无可救药的“混蛋”、“母狗”，认为与母亲的生活就是“斗争”，是“永久的禽兽生活”。这使安娜感到自己是“被侮辱的、孤独的、被抛弃的母亲”，心底的委屈和愤恨化作怒火，称女儿是“女希特勒”、“免费的妓女”、“精神病”，称女婿是无名无姓的“混蛋”。显然，小说主人公具有明显的男性化特征和进攻性特点，这“以一种反证的形式表明了女性在社会上的边缘化地位”。需要指出的是，安娜并非不具备强烈的母爱，只不过她以疼痛和折磨代替了传统母亲的温柔和关爱，以斥责和辱骂隐藏了对儿女的呵护和关怀。在安娜看来，爱是一种权力和统治，是一种掌控和把握，也是自我存在的证明。安娜将这种畸形的母爱当作对自己不幸生活的补偿，以此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而当爱得不到回报和理解时，安娜的自我存在就会受到质疑，爱就会变成恨。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主题在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特别是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小说中出现得极为频繁，女作家们主要描写不圆满或不道德的爱情、家庭关系和家庭问题。她们通过自己的创作，“重新审视‘男性、女性、家庭、社会’的问题，建立新的思想方式与习惯……’”。这显示了女性创作在俄罗斯的发展与成熟，部分改变着俄罗斯文学的结构，也反映了俄罗斯文学从苏联末期到新时代的变化过程。 “生、死、女性”的永恒主题 1993年，系列丛书《沿着爱神之路》(По дороге Бога Эроса)几经周折，终于出版，这在政局动荡不安、经济萧条无序、文学日益边缘化的90年代的俄罗斯是极不寻常的事件。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亲切地称之为“我的最佳作品”。该丛书包括五本系列书：《沿着爱神之路》《永恒的爱情》《安魂曲》《在其他可能存在的花园里》《独白》。45个长短、主题、体裁各不相同的故事，共同勾画出一幅幅酸甜苦辣、五彩斑斓的生活图景，复原出一个个丰满鲜活的意象和形象。从中可以自如地想像出世纪末俄罗斯人的五味人生，触摸到曾离我们渐行渐远的俄罗斯的当下态势，体验到作者心灵的深沉叹息与高声呼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作者对故事人物所持的总体态度，反映到作品中则是不即不离的视角和不动声色的叙述。由此作者扭转了传统的男性叙述脉络，颠覆了旧有的男性故事结构，为20世纪末的俄罗斯小说带来一股别样的生机勃勃的女性气息。最终，并不久远的历史文本记忆，在或轻松灵动或沉重凝滞的语句中获得生机，从长短不同的章节段落中迅速复活。这一系列作品几乎都按照不同的主题(如爱情、死亡、悲伤、家庭)结合在一起，其中收集了关于那些已经故去、但并未被遗忘的人的故事。该丛书“在各方面都是出色的，甚至能够在当前文学界作品层出不穷的时候，脱颖而出”。 20世纪末期直至进入21世纪，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笔耕不辍，迎来创作的旺盛期。《真实的故事》(Настоящие сказки, 1998)、《姑娘屋》(Дом девушек, 1999)《找到我吧，梦》(Найди меня, Сон, 2000)《幸福的猫》(Счастливые кошки, 2001)《猎鹰者中的故事》(Случай в Сокольниках, 2002)《带喷泉的房子》(Дом с фонтаном, 2003)《公园的女神》(Богиня Парка, 2004)等一批优秀作品先后问世。集结成书并陆续出版的作品，至今己有25册之多，这在当今俄罗斯文坛并不多见。其创作风格特别是创作思想的变化引起俄罗斯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界的普遍关注。批评家认为，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与瓦·拉斯普京、弗·马卡宁并称当今俄罗斯文坛的“三巨匠”，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当下俄罗斯文坛的发展动向。 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文艺创作中始终反复出现生存的艰难、死亡的无奈和女性命运的悲剧，“生、死、女性”正是其文学创作的三大永恒主题。当代文艺批评家亚·米哈伊洛夫指出：“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小说独特的魅力在哪里呢？……在于作者利用不同寻常的‘光学原理’。彼特鲁舍夫斯卡娅透过‘晶体’，同时看到自己主人公的一切清洁、污垢、快乐、疼痛、享受、爱情、仇恨、生命和死亡。”格·维林认为：“如果尝试廓清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主要主题，那么就是——在残酷世界中的女性命运。”对于自己的文艺创作，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本人曾表述道：“……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智慧，只是积累了很多问题。为什么呢？我疑惑的不是‘谁之罪’而是‘为什么’。为什么人们什么都明白，但仍然这样生活？”作为一名女性文学的代表和领军作家，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创作涵盖俄罗斯社会生活特别是女性生活的各个方面。俄语布克奖评委会秘书、著名学者伊·沙伊塔诺夫认为，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既写男性，也写女性，她写的是人，是从女性的视角写的，这种视角的本质特征……可以称为细致入微地关注日常生活”。 原载：《文艺报》2008-3-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