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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新闻记者和作家伊利亚·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自1960年在苏联《新世界》杂志上陆续发表后，在苏联及西方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和激烈争论，被誉为苏联“解冻文学”的开山巨作和“欧洲的文艺史诗”。1970年代，这部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了这套书仅限于内部发行。之后，它被圈内人士私下传阅，对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1990年代初，花城出版社推出其节译本。近日，海南出版社首次推出其上、下卷中译全本，在节译本(回忆51个作家、艺术家等世界文化名人)的基础上，增加了作者的自传，及对政治活动家、幻想家、冒险家等其他同时代人的回忆等重要内容。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作为苏联新闻记者和作家，伊利亚·爱伦堡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内战、西班牙内战、斯大林的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格局形成等重大历史事件。当他开始写作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时候，同代人多已烟消云散，他几乎是硕果仅存的、曾经在巴黎见过列宁的“老革命”。那是一个痛苦的世纪，爱伦堡坦诚地说，自己并不比别人勇敢，也并不比别人聪明。既然命运让自己逃过了一次次劫难，他就有责任把过去的一切都写下来，因为对于一个依然深陷在苦难中的民族来说，“活着”的同时还必须“记住”。 爱伦堡于1960年开始动笔写作《人·岁月·生活》，作品随即在苏联《新世界》杂志上连载。不久就在苏联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激烈争论，到1964年写完，它已无可疑义地成为苏联“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其译本更是在整个西方轰动一时。1970年代，这部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了这套书仅限于内部发行。之后，它被圈内人士私下传阅，虽然印数有限，但仍对一代知识分子产生深刻影响。上世纪90年代初，花城出版社把其作为“流亡者译丛”之一种推出，节选的篇章是爱伦堡对51个同时代人(基本上是作家、艺术家等世界文化名流)的回忆。近日，海南出版社首次推出其上、下卷中译全本。 回忆录是按年代写的，从俄国第一次革命一直写到1967年他去世前夕。其中写得最多的是诗人和作家，这也是他接触最多的人。对于读者而言，最重要的是，爱伦堡介绍了一些当时文学史上从未提到过的作家，并坦诚地说出自己对他们的看法。今天已成为俄国诗坛双子星座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名字在回忆录中第一次出现；正是爱伦堡首次大胆地说:帕斯捷尔纳克不是叛徒，而是俄国天才的诗人；当时苏联的读者也是从书中第一次知道自己国家和欧洲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和画家的名字，如曼德尔施塔姆、安德烈·别雷、巴别尔、梅耶霍德、法尔克、马蒂斯和夏加尔等。而对当时文学史上提到的作家，如马雅可夫斯基和法捷耶夫等，爱伦堡也谈到他们鲜为人知的一面。马雅可夫斯基讨伐抒情诗，可他最好的作品却是抒情诗《关于这个》；法捷耶夫对斯大林又爱又怕，坚决执行斯大林的意志，却往往违背自己的意志…… 可以说，苏联作家中没有人能写出类似的回忆录，这不仅因为受制于当时的环境，更因为谁也没有爱伦堡那样的经历。1894年1月14日，他出生在乌克兰基辅的一个犹太人的小康家庭，父亲是个工程师。受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爱伦堡在莫斯科第一中学读书时，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其间他看到一个爱打小报告的小孩被群殴，这使他一生都憎恶告密者。中学辍学后，他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同时爱上了诗歌和写作。19岁那年为躲避牢狱之灾去法国留学，他混迹于巴黎拉丁区几个著名的咖啡馆，靠写诗和翻译为生。1914年一战爆发，爱伦堡受聘担任莫斯科《俄罗斯晨报》和彼得格勒《市场新闻》驻巴黎战地采访员。十月革命后，他回国在苏维埃政府任职，不久又以苏联的报刊记者身份，长期在国外。1931年，他周游西班牙、德国、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二战后，他从事保卫和平工作。丰富的“流亡”经历让他接触了大量决定了20世纪历史进程和艺术发展的重要人物。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高尔基……而作为这本被深深打上“斯大林时代”烙印的作品的“绝对主角”斯大林，爱伦堡尽管与他没有面对面接触过，但斯大林曾亲自和他通过电话，鼓励他把《巴黎的陷落》这本揭露法西斯分子面目的书写下去。 当“斯大林时代”受到批判清理时，爱伦堡免不了要面对“您居然能幸免于难，这是怎么回事？”的提问，爱伦堡通常把自己的幸存归结为“命大”，“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个人的命运不像一盘棋，而是像抽彩。”对此，俄罗斯文学研究者蓝英年在该书的序言里分析说:斯大林不杀爱伦堡是因为他有用，他是苏联联系西方文化界的纽带，而且因为战争期间，他的政论极大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希特勒对他恨之入骨。但纽带也不是不可以取代的。1930年代斯大林不杀爱伦堡是因为他政治色彩淡薄，处世超然物外，同他的反对派没有瓜葛，也没有违背他意志的表现。等到50年代初期，爱伦堡公然违抗斯大林的意志，随时面临被逮捕、被杀害的威胁，但斯大林已先“走”一步，来不及杀他了。 尽管，爱伦堡说出了许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斯大林时代的真相，他没有勇气否定整个专制体制，也不能完全正视那一段历史。而正是这种“妥协”，也让他对一些人与事的分析带有偏见。比如，爱伦堡尽管肯定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成就，但坚持认为他没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很简单:苏联主流作家获得过苏联设立的各种奖项，但没有一个人获得过诺奖，怎能轮到帕斯捷尔纳克呢。他对法国作家纪德的谩骂也由此可见一斑。1936年，纪德应邀访问苏联，回国后发表《从苏联归来》，对苏联当时的问题作了坦率的揭露和批评。尽管爱伦堡写回忆录时历史已经证明纪德的正确，爱伦堡此时对斯大林时代的揭露、批判也比当年的纪德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不仅不承认纪德的先见之明和道德勇气，反而依然对纪德作了最恶毒的谩骂，在“纪德——他不过是一只螟蛾”这整整一章的篇幅中，用“极度轻率”、自恋……来形容他。 “我不分析时代，不思考巨大的历史画面，只描写日常生活以及我自己和朋友们(主要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心态。”在回忆录中，爱伦堡的确写的是日常生活，但我们却从中感到强烈的时代气息。他似乎有种特殊的才能，对每个人的描写无论着笔或多或少，或粗或细，都栩栩如生，格外传神。慢慢读来，一幅生动丰富的20世纪前半叶欧洲文化界的历史图景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真切感受到当时的时代、社会氛围，甚至可以从中看到欧洲一代知识分子心灵、精神的发育史。更有意义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可成为深受俄罗斯精神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使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刻。 原载：《文学报》2008-04-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