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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慕克为文汇报读者留言：“身处上海，我非常高兴……生活在这样一个精彩而多元化的城市必定是快乐的……我期待能再次来到这里。” 题记 5月30日傍晚，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应邀来到文汇报做客。此前，来到文汇报做客的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师有著名哲学家德里达，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霍夫特，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麦克迪尔米德、雷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等不下数十位，但到访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是第一人。对即将结束十天中国之行的帕慕克来说，这也十分难得——上海是他的最后一站，31日，他就要回到土耳其。这是他到访中国的最后一个夜晚。 现年56岁的帕慕克身材高大，浓眉大眼，戴着一副深框眼镜。尽管连日奔忙，但仍有着充沛的精力。他的双目特别与众不同，似乎永远处于沉思之中，不管他在谈论人生和文学时，还是被窗外的上海夜景所吸引，哪怕他扬起脖子将红酒一饮而尽时，他的眼睛似乎都没有放弃沉思。这也许就是一个大作家的眼神。帕慕克被认为是一个拥有深刻思想的作家，不仅是因为他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那种对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深沉思考，或许还因为他拥有的这双眼睛？ 帕慕克并不像一些媒体报道的那样严肃、率性，甚至会突然变卦，他让人常常感觉到的是一个孩子般的快乐和好奇。在报社的展示廊前，他饶有兴致地参观了近百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名流到访文汇报或接受采访时的留影，时而指着他所知道的霍金、德里达、威瑟尔等人的留影，念着他们的名字，发出会心的微笑。当我们告诉他，“您的照片不久后就将出现在这里。”帕慕克不禁开怀大笑。在另一处展示廊前，帕慕克看到了文汇报驻世界各地记者站记者采访各国元首的照片，显得有些惊讶，他说：“这是一份优秀而多元化的报纸。” 地震亲历者的感同身受 帕慕克中国之行的时间是5月21日至31日。此前他在日本和韩国度过了十日。在中国的行程包括北京、绍兴、杭州、上海四站。 作为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的亲历者，帕慕克的中国之行恰逢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之后，这不能不算是一种机缘。 1999年的土耳其大地震，使七万五千人丧生，伊斯坦布尔也遭受了巨大的破坏。震后第三天，帕慕克走出家门，划着小船到各处看望受灾的人们，给他们帮忙，内心感到很悲伤。“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地震之后的废墟中到处游走，我看到很多死去的人，还看到很多失去亲人的人，同时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建筑，有的倾斜，有的倒塌，有的废墟一片，这一切都留在了我的心里。”帕慕克说，艺术家都有一种孤独的特质，在这种灾难面前，正是这种孤独特质外化为艺术创作。在灾难之中他意识到，实际上艺术家同样是社会的人，所以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会和一个普通人一样，感到人们的悲伤，人们的苦难，人们所忍受的所有的这一切，看到人们的心。 中国之行让帕慕克再次回忆起九年前的历历往事，内心受到灼伤。5月21日傍晚，刚到北京的帕慕克参加媒体见面会时就表示，他在北京和上海的签售收入将全部捐给灾区，“我一直在看新闻，我们理解这个悲剧。我想告诉不仅是四川人民，还有全中国人民，我理解你们的痛苦，也欣赏你们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的团结。” 来到文汇报做客的帕慕克在文新报业大厦参观抗震救灾图片展时再次对地震遇难的人们表示哀悼。帕慕克说，实际上在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被提到的一个主题就是人生的意义，我们的人生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我们会存在？我们的人生会发生些什么？在那次伊斯坦布尔大地震之后，他在废墟之间来回穿行的时候，就思考着关于人生的这所有的一切，所以那一年他写了许多关于苦难的文章。 帕慕克指的是《别样的色彩》。这本书1999年在土耳其出版，2007年出版了英文版，中文版由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08年6月出版。帕慕克在《地震》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在子夜之后，破晓之前醒来——后来我知道，那是凌晨三点——被最初的那阵晃动惊醒。那是1999年8月17日，当时我正在我们那栋石质住所的书房内。住所位于塞戴夫，一座毗邻布尤卡达的小岛。我的床，离书桌有3码远，剧烈的摇晃起来，就像是大海里暴风雨中的小船。地下传来可怕的嘎吱声，似乎就来自我的床下。”“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震惊万分，徘徊于街道之中……灾难使每个人觉得他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了。仿佛最隐秘、最严酷的生活规律都已经暴露无遗，如同那些倒塌毁坏了的房屋中的家具一般。” 帕慕克告诉记者，在九年之前经历土耳其大地震时，他虽然看到了很多人的苦难，看到了很多人的死去，但是与这些相比，他觉得更能打动人心的是一种人们团结一致的精神的力量。 特别喜欢中国传统绘画 对帕慕克来说，中国不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小时候，因为父亲拥有一座小型的私人图书馆，帕慕克读过很多书。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他和许多朋友一样，对毛泽东非常感兴趣，所以看了不少关于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著作。在那个时代，鲁迅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土耳其语，帕慕克读到了鲁迅的小说，并且至今还保存着一本1968年土耳其语版的鲁迅作品《呐喊》。这次中国之行，帕慕克把这本视为宝贝的土耳其语版《呐喊》带到了绍兴。上世纪80年代初，帕慕克去了美国，在那里读到了英文版的《红楼梦》，他说,“《红楼梦》非常好，当然是一部经典。”此次在北京，帕慕克还亲眼看到了《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大观园的场景。而最近，帕慕克透露，他开始读一些孔子的著作。 从7岁到22岁这个阶段，帕慕克一直都非常希望成为画家，所以一直都在画画。但在22岁那年，他突然改变了想法。在自传体小说《伊斯坦布尔》中，帕慕克描述了从小时候一直到22岁的这段人生经历。也就是在写完这本书之后，帕慕克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当时为什么会放弃绘画。他觉得自己用了整整一本书去解释和表达了这个问题。 但帕慕克对绘画的喜爱并没有改变，他说：“我对政治的热情在过去15年、20年中已经逐渐消失了，现在我开始对一些我小时候喜欢的东西重新感兴趣，比如说我的书《我的名字叫红》，在里面我写的就是关于绘画，关于用什么样的视角观察世界的问题。” 中国之行可以看出帕慕克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浓厚兴趣。在北京他一口气花了二万五千元买画册。在上海博物馆参观时，帕慕克花费了数个小时观摩字画，对馆藏中国绘画惊叹不已，参观结束后还在博物馆书店购买了不少画册带回家。帕慕克告诉记者：“我特别喜欢的是中国的山水画，我觉得中国画的视角非常不同，它与西方的绘画技巧、绘画艺术有特别大的区别，这是特别令我感兴趣的。”帕慕克认为，所有的绘画都能够表达一种信息，传递一种思想，不仅能够教我们如何去观察世界，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联系世界。中国的绘画作品就在向他传递着信息，他相信中国的绘画会对他的写作产生很大的影响。 此次中国之行，帕慕克对他到访的四个城市北京、绍兴、杭州、上海留下了不同的印象。帕慕克觉得，北京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井然有序，而且它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心，能够体现出一种强大的力量，非常的有深度。而绍兴是鲁迅的故乡，潺潺流水、粉墙黛瓦，在他眼里都是美妙的，在那里他“看到了失落的传统文化如此完好地保存”。对于杭州，他认为“太美妙了，超乎我的想象！”在午餐的时候，他还拿起相机，甩开众人，一个人去逛了西湖。 “那么，上海，上海呢？这座城市给了您怎么样的感觉？”记者这样问他。 在文新报业大厦43层观光的帕慕克，欣赏着玻璃幕墙外车水马龙的夜上海，一边用自己的相机不停地拍照，一边惊叹地告诉记者：“这是一座美丽而荣耀的城市。” 帕慕克在临走前为文汇报读者的留言中更是这样写道：“身处上海，我非常高兴……生活在这样一个精彩而多元化的城市必定是快乐的……我期待能再次来到这里。”(见右图) “我是有计划但也会变化的作家” 帕慕克不吃猪肉和牛肉，鱼是他喜欢的食物。当然，他还钟爱红酒，而且来者不拒，常常一饮而尽。据说5月24日在北大演讲之后，帕慕克在校方宴请的酒席上总是一干而尽，无论他喝多少酒，依然是一派豪饮的架势。而对提问中难以回答的问题，善饮的帕慕克干脆这样幽默答道：“这个问题很难，要喝干一瓶酒才能回答。” 到访报社的这一晚，因为还要享受自己的“私人晚餐”，帕慕克没有豪饮，但还是连干了数杯红酒，显得兴致勃勃。 记者告诉他，可惜时间太过仓促，实际上我们更愿意带他到上海的老街走走，或者去看看鲁迅在上海的旧居，或者去感受寻常巷陌之中百姓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正襟危坐于此谈论什么话题。相信下次一定还有这样的机会。 帕慕克开心笑道：“是吗？那真是太美妙了！” 十天的中国之行，帕慕克强烈感受到了中国媒体和读者的热情，却也常常苦恼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由的行动。在北京的一次为他举行的作品研讨会上，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说完10分钟的开场白，帕慕克就拎起椅背上的西装离座而去。在杭州，只游了半小时灵隐寺还深感意犹未尽，帕慕克就被拉去参加宴席，这让他感到不愉快，当天下午干脆取消了活动提前来到了上海。 对于帕慕克这样的喜欢特立独行的作家来说，他已经习惯了一个人慢慢去观察普通人的生活和各地的风土人情，他显然更喜欢沉浸在独处的想象世界里。正如他所说：“33年来，我独自在角落试图建立一个安慰的世界。” 33年，是指帕慕克从绘画转向写作至今的年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不算是个很短的年头，但也说不上很长。帕慕克是一位非常勤奋的作家，他本人也说，自己每天要在案头写作10个小时。令记者好奇的是，帕慕克在过去这些年出版的著作并不多。在1979年完成、1982年出版了处女作《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后，帕慕克的作品还有《寂静的房子》（1983年）、《白色城堡》（1985年）、《黑书》（1990年）、《神秘的脸》（1992年）、《新人生》（1995年）、《我的名字叫红》（1998年）、《别样的色彩》（1999年）、《雪》（2002年）、《伊斯坦布尔》（2005年）、《爸爸的手提箱》（2007年）。其中《我的名字叫红》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而《雪》则是他本人最看重的作品。 “您长期伏案写作，但我注意到，您出版的小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还有一些作品哪里去了？”记者问他。 “因为我写得慢啊！”帕慕克大笑说，“我本来应该出版一百多本小说了。但我写得很慢，去年一年只写了300页。而且在开始每一部作品写作之前，我都会做一些调查，比如阅读、考察、拍照、摄像，其中90%的材料我都不会在小说中使用，但是我仍喜欢调查。调查让我熟悉我创作的主题，让我不会对那些地方陌生。” 帕慕克特别提到了他在写作小说《雪》时的经历。为了写《雪》，他在2000年亲自去法兰克福调查，那里有很多土耳其难民。为了更好地想象小说主人公每天清晨去市立图书馆的路程，帕慕克沿着大街走过那些土耳其人的商店，还徘徊在土耳其穷人聚居的地方。他做了很多笔记，就像一个初写小说的人，为每一处细节而痛苦。虽然90%的考察结果都不会在小说中出现，但是他仍然进行这样的调查。 “那么，您的写作有计划吗？在开始写作一部新的作品前，您是否列出提纲？” “是的，在写作前我会列出提纲。”帕慕克回答记者说。 “计划是否会发生变化？当你不满意的时候，你是继续写下去，还是会作改变？” 帕慕克笑道：“我是一个有计划，但也会变化的作家。无论我写了什么，我都会读给别人听，比如我的家人和我的助理。他们可以帮助我检验我的作品。如果他们不是很喜欢其中的某些地方，我会进行修改。读者的反应有时候是相似的。” 帕慕克的确不能算是一个高产作家，他刚刚完成的小说《纯真博物馆》开始写作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600页的纸头他写了四年。600页的纸头成书后，大概不会超过300页吧。虽然他提到自己的头脑中还有19部小说的构思，有八部小说的名字都已经想好了，但连他自己也只能感叹：“很可惜我写得并不快，我要花上三四年时间才能写完一部小说。” “您的作品被翻译成了57种语言，在中国也特别受读者的欢迎，一年之内先后引进了六部，包括《我的名字叫红》《雪》《白色城堡》《伊斯坦布尔》《黑书》《新人生》，而且总的销量超过了60多万，其中《我的名字叫红》就有30万册，这算畅销书了。您预想到您的书在中国会这么受欢迎吗？” “原先对我来说也是很意外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我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一点。但当我知道中国有13亿人口，我突然觉得这也许并不奇怪。”帕慕克笑着说，现在在中国就有那么多读者欣赏他的作品，相信可能再过几年的时间，他的中文版本的读者会超过土耳其版本的读者。 “至于我的作品，在不同大洲确实有不同的接受程度。在中国《我的名字叫红》最受欢迎，而在美国、德国是《雪》，在西班牙是《伊斯坦布尔》。我的理解是，美国人喜欢《雪》，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这部小说了解伊斯兰、伊斯兰文化和传统。而德国等欧洲国家喜欢《雪》，是因为他们忧虑是否接受土耳其加入欧盟。相对而言，非西方国家大多喜欢《我的名字叫红》，我的理解是这些非西方国家认为，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传统和过去的历史，我们希望享有现代化的成果，在经济上更加富有。但在这个过程中，就意味着抛弃传统吗？现代化就意味着告别往昔吗？这些痛苦的问题在《我的名字叫红》中以特别的方式回答了。” “那么，对您来说，小说意味着什么？写作对您的人生有多重要？” “我真正的使命，或者说促使我活下去的理由就是写小说。正如马拉美所说，世上的一切都是为了被写进小说而存在的。毫无疑问，最有资格把世间一切纳入其中的艺术类型就是小说。”帕慕克沉思着说。 描述两种文化冲突与交错 帕慕克出生在土耳其，那是横跨亚欧两大洲的一块土地，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处。200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文学奖授予帕慕克时说，授予的理由是：“他在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事实上，帕慕克在小说中一再描写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和交流，使他作为东西方文化交往中间人的地位早就得到广泛认可。 帕慕克的小说《雪》里的人物“卡”，飘忽来往于两种文化之间，无着落，无归依，让人感到悲哀。帕慕克认为，实际上他也确实像“卡”一样面临着这样的一种问题。一方面，他来自一个传统的宗教国家，而且文化是非常保守的，但是在土耳其同时又可以接受到许多来自于欧洲的自由思想，所以他也像“卡”一样被夹在两种文化之间。但他觉得自己比“卡”更快乐，他可以享受自己的人生。这要感谢文学。文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可以使你表达很多问题，而能够在文学中把这些问题表达出来，对他来说就是一种释放的方法。 关于东西方问题，帕慕克认为，很多时候这个问题有个假设，那就是贫穷的东方要顺从西方建立的一切。当然存在着一个东西方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西方强加的，与一般西方媒体讨论的也不一样，东西方问题是关于财富、贫穷、和平的问题。很多非西方国家都有一个西化过程，这一过程有许多问题，现代土耳其就曾遵从着这样的逻辑——土耳其的贫穷、虚弱源自传统和古老的文化。非西方国家总是面临着西方化还是抵制西方化的问题。西化主义者梦想通过模仿西方来改造和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因为他们最终目的是想建立一个更加富有、幸福及强大的国家，他们往往是本土主义者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然而，作为向西方看齐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持深刻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不完全，甚至毫无价值。帕慕克认为，这种冲突是西方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冲突，另外一方面也是历史、传统的冲突。 （特别鸣谢：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原载：《文汇报》2008-06-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