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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美国黑人妇女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是最切近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发展轨迹的新兴批评流派。以白人男性为主的主流文学批评和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主的女性主义批评均忽视了黑人女性作家。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标识，是黑人女性作家、黑人女性意识、黑人女性主题和黑人女性语体的确立和发展，建立了黑人女性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探索性别和种族在黑人妇女文学中所形成的明显的文艺传统。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不仅研究文学作品中的种族、性别等问题，同时也研究作品中的阶级、历史和文化。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反种族运动开始兴起，邓巴、杜波伊斯、哈里斯、华盛顿、凯布尔等具有民族责任感的黑人作家和理论家的作品，加深了人们对有色人种以及妇女和少数族裔的种族意识。到20世纪70年代，黑人文学迎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黑人女性作家群体出现。1970年，民权运动的活跃分子、诗人、表演艺术家玛雅·安吉洛出版系列自传的第一部《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立刻畅销；艾丽斯·沃克和托尼·莫里森的处女作出版，开始了她们辉煌的文学事业。她们均摆脱了那种表层的社会抗议方式，有机地结合两种传统和语言特征，从不同角度将种族道义责任提升到弘扬生命意义的层面上，最终达到在融合中确立自身地位的目的，激励黑人女性作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重建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与批评流派。 在70年代后期，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以其独特的面貌崛起于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界，成为美国文学批评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被认为是美国黑人文学、黑人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崭新的能量中心”。一批黑人女性批评家出于建构黑人女性积极主题精神之目的，走向学术研究等公共领域，倡导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她们积极发掘、总结淹没多年的黑人女性先辈的创作成就，捍卫黑人女性文学的健康发展，在美国文学批评界、黑人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形成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派别。1970年，托尼·凯德编辑了作品选集《黑人妇女》(The Black Woman)，汇编了当时黑人女性创作的诗歌、小说、散文，称之为“一个开端……似乎最好地折射了这个国家的当代黑人女性的关注之处。表现出对黑人女性形象再现中涉及到种族、性别问题关注的鲜明特征。批评家们寻找、阐释黑人女性积极形象，视之为建构黑人女性行动主题的精神资源，表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在认识上的自觉性和行动上的迫切性。先行者玛丽·海伦·华盛顿在系列论文《佐拉·尼尔·霍斯顿：黑人女性对身份的寻找(Zora Neale Hurst-on：The Black Woman’s Search for Identity)和《黑人女性形象的创造者》(Black Women Image Makers)，以及她选编的文集《黑眼眸的苏珊们》(Black-Eyes Susans)的序言中都反映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她确信：对于黑人女性作家来说，重要的是她对黑人女性独特而与众不同的看法。 早期女性文学研究的核心以自然性别和文化性别为基础，具有强烈的阶级、民族和派别色彩。女性文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正悄然地、不事张扬地向“性别”这个概念转移。在一些女性文学研究论著中，出现了使用频率较高的“性别”以及“性别意识”、“性别立场”、“性别视角”等词语，与此前的“女性意识”、“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并用，似有代替以“女性”为词首的一些概念之势。这种悄然的变化，又一次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变化不谋而合。1977年，芭芭拉。史密斯发表的一篇在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迈向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突出强调黑人女性的经验，甚至提出其语言经验的独特性。同时，“种族”这个概念被引入到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乃至整个文学批评领域，奠定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她认识到：“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中，种族、阶级政治和性别政治是重要的连锁因素。”在这一认识下，确立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原则：探索性别和种族——即黑人和女性双重身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了真正的自我发展阶段。 80年代初期，艾丽斯，沃克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论文《寻找母亲的花园》中提出了“妇女主义”(woman-ism)这一概念，开启了美国黑人女性的主体意识。可以说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区别于传统黑人文学和白人女权主义的分水岭”。它把黑人女性话语从白人女权主义话语、黑人男性传统话语的遮蔽中彰显出来，清晰地划分了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的界限。黛伯娜·E·麦克杜维尔发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forBlack Feminist Criticism)，提出白人主流文学与黑人女性文学之间的差异，不仅审视围绕黑白明晰界限存在的种种问题，还把辨析的眼光延伸到自己种族内部，以及自己认同的群体——黑人女性内部。这一研究采用了一些后现代理论的分析角度，剖析了黑人女性创作的复杂内涵，显示出耳目一新的特征，推动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使之逐渐走向成熟。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也成为整个女权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它更加深远、全面的政治和现实意义，在文学理论界独树一帜。 二、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与后殖民主义批评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中最新而且发展最迅速的模式，是与第三世界批评家关注“种族”相呼应的。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民族文化、文化身份等新问题，主要强调对文化、知识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它所关注的问题是移民、奴隶制、种族、性别、地区、压迫、抵制、表现和差异等。如何在经济、政治方面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自身的独立和发展，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黑人文学的重要部分的黑人女性文学，是在反对其所遭受的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下的产物，它的形式与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范围和内容不谋而合。贝尔·胡克斯指出，黑人妇女“忍受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三重压迫。 首先，黑人女性要面临来自于白人对黑人的种族压迫，黑人女性和黑人男性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她们为了民族的、种族的利益进行共同的反抗，让世界正视黑人民族的存在，白人作家体会不到其中的感受。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宠儿》中，女主角黑人妇女赛丝的一段话，显示了美国黑人妇女的共同控诉：“任何人，只要是白的，就可以将你整个的自我拿去，换取他脑子发胀时随时想到的任何事物；不仅是对你进行奴役、宰杀、蹂躏，而且还要玷污，把你玷污得从此失去自爱，玷污得使你想不起自己是何物。 其次，作为整个黑人社会的女性来说，强烈的性别压迫也是她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黑人男性可能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但性别歧视让他们可以作为妇女的剥削者和压迫者”。黑人妇女的身心都处在极度痛苦之中，这一点白人男性、白人女性、黑人男性都没有切身的感悟。所以正像芭芭拉，史密斯曾说过的，对于黑人女性文学的批评应该是：“承认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同时还必须承认黑人女作家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其自身特点的文学传统。评论者首先应该了解井分析其他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换句话说，就是她应该从自己本身的经历出发进行思索和写作而不是用白人男性作家的模式和方法去理解黑人妇女可贵的艺术资料，即承认黑人女性文学创作与黑人女性在政治上所受的性与种族双重压迫密不可分，评论者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自己作品的政治涵义而且将其与所有黑人妇女的政治状况联系起来。”黑人妇女这种比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更多的苦难，决定了她们的创作有着独特的意义， 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最能为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即“身份”批评带来较好的切入点，在后殖民主义批评者看来，作者也好，读者也好，还是评论者也好，似乎都带着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念”，站在一个由特定的文化、种族、阶级、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个人因素形成的立场来从事写作、阅读和批评。他们的角度、观点和文艺的再现无不深深地打着“身份”的烙印。黑人女性文学与批评把黑人妇女的地位比喻为处在主流文艺批评和主流女性主义批评的双重边缘上，在她们看来，后殖民主义时期，种族区别和社会区别一样，是后天强加的，而不是生理的，实质上是文化和社会的营造。芭芭拉·史密斯在《论黑人女性主义文艺批评》中提出，由于以白人男性为主的主流文艺批评和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主的女性主义文艺批评均忽视了黑人女性作家，所以应该建立黑人女性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探索性别和种族在黑人妇女文艺中所形成的明显的文艺传统。这一理论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对于种族和性别的研究相辅相成，整合为一体，丰富并发展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正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使得黑人女性文学对种族和性别双重探索的批评得以继续。 三、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现状 20世纪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虽然到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登上历史舞台，但其所引领的文学思潮和批判视角，却是独辟蹊径和发人深省的。使得黑人女性文学“浮出历史地表”，使人类社会种族观及民族观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为改变传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议题和内涵提供了新视角。黑人女性文学承接了以往对种族歧视的批判，同时又以独特视角挖掘了潜藏在黑人社会内部的性别歧视。整个文艺批评界开始正视黑人女性文学区别于白人女权主义的特殊性，提出黑人女性主义的概念，用“黑人女性主义者代表黑人女权主义者或有色人女权主义者——尤其使勇敢地主张全民族(包括男女)的生存和完整的妇女”。“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一提到黑人妇女的书，那通常没有超出黑人文学的范围，这就大大忽略了性别政治的含意，当白人妇女在读黑人妇女的作品时，她们当然无力解决种族、政治的微妙问题。在黑人妇女作家的作品中，性别政治及种族和阶级政治是极重要的连锁因素，因此，体现这一认识的一种黑人女权主义的文学方法是绝对必要的。” 性别与阶级、种族等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不仅关系到对女性身份的全面认识，也关系到对妇女受压迫根源的认识。作为对女性身份的一种认定，性别身份或社会性别身份只是其一而不是全部，这是因为女性不仅是有性别的人，同时也是具有阶级(阶层)身份与种族身份等其他多种身份的人。女人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性别问题，而性别问题又往往与阶级的、种族的、文化的、宗教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既相互联系而又不能相互代替。 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正是在这种寻求与区别的基础上找到了适合于自身发展的道路，它从不依附于任何文学与批评的派别，所建立的无不是对以往黑人文学或是白人女权主义文学的充实与完善，最大限度地追求着自己身份所涉及的种族与性别的双重平等。所以我们今天所接触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对西方文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文学形式与批评理论。用贝尔·胡克斯的理论总结其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仅仅对立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建构一种激进的黑人女性主体性。不要忽视了身份政治，必须在尊重差异而不是与之对抗的基础上建构各种身份概念。”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辟了美国文学批评的新领域、新境地，引领了当代西方文学与批评领域的新思潮，为美国黑人文学、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及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所研究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问题可以跨越国界，被各国学者用于本土研究，对任何存在着男性知识霸权和种族优越感的地方都具有实际意义，它所体现的理念是反霸权、争取公正和正义，对世界各地有着同样追求的人们有所启发，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原载：《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