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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最不需要的，是“创新的浮躁与功利的焦虑”。现在这个时代，现代性似乎在进行着一种恶性循环的膨胀，当年洪堡曾抱怨自己的时代说：“我们这个时代对物质的关注远胜于人本身，对群体的关注远胜于个体，对外在价值与功利的关注远胜于内在之美与精神，高雅与多元文化距离初始的纯一性越来越远。”
1805年5月9日，席勒以46岁而英年早逝，光阴如梭，距今二百年矣。在德国各地，各种纪念的筹备活动早已开始，各种形式的席勒展览、戏剧影视丰富多彩，电台连续播放着各种节目、坊间处处可以看见关于席勒的书籍，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研讨会都在有条不紊地准备与进行中。各种相关的材料、日程，互联网上更是应有尽有。占据中心地位的，当然还是“席勒戏剧”中人物形象的“流传人心”，不仅是强盗卡尔、德国梁祝的斐迪南与露伊丝、华伦斯坦、英雄退尔等经典人物，也还包括诸如谋叛的斐爱斯柯、成长的王子卡洛斯、女英雄贞德、高贵的女王玛利亚……无论是作为诗人、戏剧家，还是作为史学家、美学家，席勒都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可以开掘，正如托马斯·曼所言：“一种生物可能因为身体的化学成分中缺少某一种元素某一种重要的养分或维生素，而患病或枯萎。 也许，我们今日的社会组织和蓬勃的经济所缺少的，就是这种无可或缺的‘席勒元素’。“确实，席勒对现代性问题的敏锐认知，对艺术家位置的自觉坚持，以及他关于审美教育的思想，他对人的和谐发展的自觉追求，都是我们今天建设现代化过程中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外来资源。这里仅就席勒对”艺术创造“思想的发明，略做发微。 对于“通向自由之路”方案的“审美教育思想”，虽被后来者（如哈贝马斯）甚为推重，可我对其可操作性评价不高；但对席勒的“艺术创造”思想原则的发明，却十分看重。因为，“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确实在很高的程度上反映出作为文化创造者的标的。正如他将艺术家的精神之力极度标榜的那样：“（艺术家）蔑视时代的判断。他是向上仰望他的尊严和法则，而不是向下瞧着幸福和需要。”这不仅是一种自矜的骄傲，更意味着他对作为“创造者诗人”的艺术家使命的自觉认知。所以他会要求艺术家既“摆脱了那种乐于在转瞬即逝的瞬间留下自己痕迹的虚夸的‘经营’”，即超出世俗功利的羁绊；又“摆脱了那种急不可待地要把绝对的尺度运用到贫乏的时代产物上面的热狂”，即承担时代使命，清醒地距离于“实质功利”。这样，他才可能真正做到“把现实的领域交给以此为家的知性”，同时“也努力从可能与必然的联系中创造理想”，即在“现实”与“理想” 之间寻建沟通的桥梁。这当然属于一种理想状态，也表明了席勒“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伟大品格。但正如我所言，这一原则，既可看作是为歌德的“贴身定制”（歌德在任何时候，似乎都显得那样的从容自若，那样的神态淡定，说他冷静，当再贴切不过；然而这种冷静，并非如常人所言的“冷漠”，而是更多地属于一种“创造的冷静”），亦可当作艺术家理想境界的达致。而在席勒，这种理想其实属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状态，甚至可能终其一生也只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他个体的生命实践而言，往往总是体现出与此相反的一面，即“创造的热情与伟大的冲动”。我们印证一下席勒历尽坎坷、艰辛苦难的生命历程，就不难感受到此点，席勒一生，可谓“以血泣之”，是真正地用自己血肉之躯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美学理想”的。他早年的反抗强权与追求自由，充满了动荡、激烈与冲撞，很难说真的具有了“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只是在耶拿的教职与此后的沉潜，在史学与哲学的领域中徜徉寻路，才使他终于慢慢悟到了创造的真谛。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固然是通向艺术家理想境界的标准，也是一个在浮躁功利时代中尤其应当引为铭箴的至理；可如此强调，并非就是要绝对排斥与其相反的另一极，因为艺术创造有其特殊性的一面，“创造的热情与伟大的冲动”，有时很可能也是不可或缺的另一原则。但可贵则在于，擅长以热情与冲动为原则并取得杰出成就的席勒（从《强盗》的横空出世到《欢乐颂》的激昂热诚），却是能超越自我，自觉省思，不以自己的世俗成就与功利眼光为满足，始终在攀向艺术家的至高境界。这一方面当然与他的经验总结有关，所谓“神圣的创造冲动往往过于急躁，不肯信步于这种冷静的手段中间，而要直接冲向眼前的时代和现实的生活，改造道德世界中尚无形式的材料。”这当然有问题。另一方面也与歌德这面“镜子”有关，正如他在与歌德订交的信中有这样的话：“你那观察的眼光，这样沉静莹澈地栖息在万物之上，使你永远不致有堕入歧途的危险，而这正是抽象的思索和专断的放肆的想像很容易迷进去的。”“因为你好像是照着自然的创造再创造着人，所以你切望窥入它奥秘的机构。 这是一个伟大的真正英雄式的观念，足以证明你的精神是如何地将它全部丰富的思想组成一个美丽的整体。“总体来说，“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是一种“艺术创造”的更高原则；但我们同样也不应完全排斥“创造的热情与伟大的冲动”，因为艺术创造的某些契机灵气，很可能也产生于其中。这其中既有相矛盾的一面，也有相协调的一面，即所谓“悖论中的统一”。可正如席勒审美思想强调的和谐目标一样，它是有可能达成一种和谐的“审美境界”的。 但我们最不需要的，是“创新的浮躁与功利的焦虑”。现在这个时代，现代性似乎在进行着一种恶性循环的膨胀，当年洪堡曾抱怨自己的时代说：“我们这个时代对物质的关注远胜于人本身，对群体的关注远胜于个体，对外在价值与功利的关注远胜于内在之美与精神，高雅与多元文化一性越来越远。” 距离初始的纯一性越来远。 20世纪中期的托马斯·曼说：“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目睹人性的没落，文化的堕落，……一切最基本信义原则的破产。两次世界大战除了使人变得贪婪残忍外，还大大地降低了我们知识和道德的水平，使我们陷于一片混乱的状态中……”进入21世纪的世界，似乎并未见证出人类不断进步的理性主义理想；而当代中国，更因市场经济的骤变，在赢得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大增的成果时，同时也留下了道德滑坡、功利盛行的极严重的后遗症，可在这样一些量化标准与功利尺度衡量和压力下生产的“成果”，又有多少能成为真正的“创造”？“老百姓的心中有杆秤”，秤秤我们的数量与质量比就连小孩也能算出得失，可“皇帝的新衣”为什么就是脱不下来？就此而言，无论是前期席勒以生命苦难而实践之的“创造的热情与伟大的冲动”，还是后期席勒发明出的“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原则，都是以“创造”本身为宗旨，所以他才会给人类留下了如此丰硕的精神财富，坚不委心以从俗兮，固当穷苦而终身厄。知道前途是一派苍凉，而仍毅然前行，这才当得“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这才是时代伟人的价值，这才是书生英雄的创造意义！设若如此，作为后来者，我们就不能不深切地想念这位异族的前贤，因为，他参与构筑了人类精神史上的星光灿烂：弱冠雄文惊君王，天才英姿出少年。体肤饿哉心刚毅，筋骨苦兮志明坚。东域中土醉盛世，西方德邦病大贤。公死于今二百年，英魂赫赫雷当天。 原载：《新京报》2005年5月1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