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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罗兰·巴特研究中，学术界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成果，这些成果大多集中在研究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以及后结构主义方面。具体体现在对其“叙事学理论”、“零度写作”、“服饰研究”等方面。往往一般的研究者将他的理论之路分为符号学——结构主义时期和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时期，并以此将巴特丰富的批评和理论创见纳入这一划界。其实，他只是以自己的生活实践去实现一个现代人的梦想。传统文学观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往往是靠自身所具有的某种魅惑力来打动和吸引读者的。巴特则将欲望、性爱和快感等引入其文本理论，从而使得文本研究与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结合起来。这与我们既有的文论观和文本观大相径庭。他认为书写是一种对自我本真的确认方式，是一种极深刻从而极苦恼又极有快感的行为过程，像福柯那样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的艺术，以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并且不为外在的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标签所规囿。尤其是其晚年，巴特更是拒绝任何体系性和权威性，他强调的是碎片性和偏爱的嗜好，试图通过个人的生活和写作方式达到精神和肉身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特的文学创作论和接受论充满了鲜活的人文气息，甚至可以说他的有关文本、创作和接受的理论仍然带有早期浓厚的存在主义味道。人生是肉身不断地处于不同的时空境遇当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一次性的结果。从而巴特消解了传统文论中的本质主义弊端，建构起了一种崇尚和重视现世存在的无中心去权威的“生命-游戏”文学批评观。 巴特的《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文本的愉悦》等著作正是这种理论的具体体现。本文在对这些文本进行细读的基础上，试图解读出巴特委曲深邃的解构主义文论思想。 在较早的《从作品到文本》中，巴特详尽地区分了“作品”与“文本”的概念，即作品是具有实体的物质存在，而文本是创造的过程性存在。他进而提出了文本的复数、文本的繁殖性，并论证和深化了由克里斯托瓦提出的交互文本性理论。这一著作初步显示出巴特文本观的游戏性和身体性特征。真正而彻底地对身体的快感和文本的愉悦联结起来的是《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文本的愉悦》等著作。《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以断片的方式把每个人都曾经拥有的恋爱心理和言行，用一种冷静的、剖析的、解构的态度和方式道出，把那些极端暧昧不明的神圣的事物放在自己的智慧之光的照耀之下，显出某种温馨的滑稽和可笑。这本书在文体上是一种混杂体，它不是小说，却有着一个个让人流连忘返的爱情场景；它不是纯粹的批评文本，却有着理论著作透彻的穿透力；它不是散文，却有着形散神聚的洒脱和自由；它不是诗歌，却有着情诗般的执着和韵味。因此，可以说这个文本是一个“超文本”，或者是一种“跨文体写作”。巴特以对爱情的甜蜜、缠绵极尽细致入微的描摹为能事，他显得非常体贴、诚实，又时常呈现出某种狡黠的滑稽。该书典型地体现了巴特解构主义文论观。首先，作者谈“本书怎样构成”，并列出了“1.情景——2.序列——3.参考素材”，显得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其实，这是作者在故弄玄虚，迷惑读者的伎俩。因为正文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线索，而是无序的思绪和幻想，对爱情的狂想和颠覆。诸如身心沉醉，相思，可爱，焦灼，苦行，等待，掩盖，交谈，依恋，发疯，情书，淫秽的爱，争吵，占有欲，等等，诸种状态本身就是无序的。这种恋爱心理没有逻辑，也缺乏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病态或变态。而这正是恋爱者的真实心理的体现。巴特以恋人的身份进行了超越恋爱双方的分析。例如在“我沉醉了，我屈服了……”一节中，巴特写道：“身心沉醉——恋人在绝望或满足时的一种身不由己的强烈感受。”这就涉及到了恋爱心理的两层相反的意思，在对立统一的矛盾中恋爱才能成立。作者从各个角度谈论了这种沉醉：“爱上了死亡？要说‘有点爱上悄然死亡’(济慈语)——免受濒死痛苦的死亡——也太过火了一些。”[1]3 在“墨镜”词条下，巴特谈到恋人在情偶面前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心态。他说：掩盖是一个让人斟酌的情境，表示了恋人举棋不定。她并不是在犹豫是否要向她所钟情的对象表白爱情(这样的恋人素来含蓄)，而是在斟酌她究竟应将自己的痴情掩盖几分：要暴露多少自己的情欲和痛苦，在一种“度”中恰当地表白而不致失去这份恋情。他将此种状态称之为双重的自由，一方面恋人要为对方着想，因为爱他，所以不能倾诉或暴露太多以免引起对方厌烦；另一方面这种考虑又是以牺牲自己真实感情为代价，明明是内心的风暴和渴望，却因为害怕对方厌烦而不得不刻意掩饰，所以“墨镜”其实是某种掩饰心理的表现。同时，“墨镜”也是现代人服饰(物化)的表征之一，它显示了现代人在寻找表现欲和隐私之间的平衡。因此在“墨镜”的掩饰下，恋人能够以闪烁其辞、指东而说西的语气，来达到充分调动两情相悦的目的：说你坏并不是真的说恋人坏，而恰恰是爱的表达，整个约会是一种戴着假面的表演。通过掩蔽和修饰来解决一个悖论——我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瞒着什么。而达此目的就必须在有限的言语(情话)中透露无限的内容(爱恋)。就这样，恋人语言的丰富性、多层性被巴特所捕捉住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诗人，但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成为诗人的那个时期，那便是恋爱。人们在恋爱时都会说出诗人般的话语，因为恋爱中的语言最具模糊性和多义性。巴特以一个男性的身份和心理，对此进行了富有深度和个性的分析，而且切中肯綮，深得恋爱者之心。在“执著”等条目下，他十分细腻而精辟地揭示了这种心理。“尽管我的恋爱经历并不顺利，尽管它给我带来痛苦、忧虑和绝望，尽管我想早点脱身，可我内心里对爱情的价值却一直深信不疑。”[1]14这是悖论式的认识，正典型地传达出恋人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巴特一方面似乎是在分析恋人的心理和行为，一方面他似乎又在用语言的微妙和含蓄之处来解构这种恋人心理。语词和语词之间互相缠裹包容，并不具有某一明确之意。如法语“causer”一词，既有普通的交谈，又有“触摸”之意，恋人用言语来“触摸”情侣，用美妙而具有独特魅力的辞藻将对方包裹，这种状态暗合了这一词语需用另外一层意思支持，而交谈所达到的目的则使得保持和强化感情这一层意思得到显现。 巴特所追求的除了言语对恋人心理的体察之外，还有更为潜在的意图：创造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愉悦的文本观。文本成为他写作的最终体现物或载体。为了实现他的愉悦的文本意图，他将恋爱心理或情欲表现于掺和着快感的文本之中。巴特的《文本的愉悦》近年在国内有所介绍和研究，这些介绍和研究往往是从巴特思想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折的角度出发的，认为该书体现了巴特的解构主义思想。当然这样认识是可以的，但忽视了巴特思想的独特性。虽然他们都属于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但是巴特的文字和德里达、福柯等人迥然相异，他以身体的相位来传达难以言传的文本写作与接受过程的微妙复杂程度，从而使其写作呈现出不同凡俗的创造性。这种愉悦(包括极乐即醉)具有一种喜剧的愉悦。《文本的愉悦》就持一种反英雄的文本观。反英雄观要依靠喜剧的乃至小丑的方式去表达，而现代的喜剧和传统喜剧又有诸多不同。其主要的差异是现代乃反讽的时代，反讽的核心是自嘲和挖空意义。而要达到这一企图，巴特就用了语言的否定性或不确定性。他总是在否定所谓本质和终极意义，而根据现代语言哲学观，终极意义是靠语言来表达的。因此巴特就以否定语言的终极意义来否定那些曾经被人们视为权威的神、上帝和理性，甚至法庭、学校、收容所、社交界，等等。这本书是以沉思风格呈现出来的格言之作，全书以46个断片，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大抵旨在以表面的有序示演潜在的无序，拟现语言的本质。此书谈论欲望，审视身体，将语言的混杂看作达到极乐之境的契机。”[1]2巴特有时候将语言和身体、文本与愉悦等结合起来：“经种种群体语言(languages)的同居，交臂跌股，主体遂达至极乐(bliss)之境。”[2]4巴特借用了语言的奇妙之处，把身体欲望和语言非常密实地嫁接起来了，“语言的同居，交臂跌股”，主体(作者和读者)通过文本遂达至愉悦。Bliss(法语为“Jouissance”)指性欲达至高潮的销魂境地。该词可以译为“醉”，通常译为“极乐”。该词可比照柏拉图的“迷狂”说及尼采的相关观念[3]。尼采曾经认为美学就是一门关于生殖的情欲的学说，审美活动与性欲有密切的关系。他说人的“美学和道德判断”是他们的“肉体所渴求的‘最优美的曲调’”[4]。在《文本的愉悦》中巴特真正继承并发扬了尼采的这一美学思想。 为此，他进一步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文本的愉悦：“快乐的文本”和“极乐的文本”。“快乐的文本：愉悦得以满足、充实、由(其他人们熟悉的文本所)引发的文本；源自文化而不是与之割裂的文本，和阅读的适意经验密不可分的文本。极乐的文本：置于迷失之境的文本，令人不适应(甚或已到某种厌烦的地步)的文本，动摇了读者的历史、文化、心理的定势，瓦解了他的趣味、价值观、记忆的连贯性，他与语言的关系处于危机状态上。”[2]14快乐(pleasure，plaisir)和极乐(bliss，jouissance)是巴特从分类的角度对文本的划分，从而“使得叙述成为可能”[3]82。从快乐(快感)的角度对文本进行分类，这也许只有巴特能够做出来。他是在所谓“撕裂”一节中提出这种分类的。他把语言的愉悦与口福(人的器官之一)的享乐掺和起来，甚至追索到乳儿吮吸时候的姿态。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出尼采的影响，又可以见出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巴特极力在向人们证明，作者构筑的文本与性爱息息相关：“你写的文本必须向我证明它渴求我。证据存在：此即写作。写作就是：语言的种种极乐之境的科学，语言的《欲经》(Kāma Sūtra)(这一科学仅有一部论著：写作本身。)”[2]6《欲经》又被译成《爱经》，是一部印度古代论爱欲的文献。古印度人叙述性事，详尽委实，合乎人情物理，明朗质朴。巴特提到它，是为了强调自己的写作论与性爱论的一致性。文本的愉悦类似于人对情欲的无法控制、无法忍受，完全幻想性的瞬间，在这种断裂和缝隙处，“在浪荡子萨德品味着一个大胆构想的计策的最后关头，他设法砍断吊着自己的绳索，就在他性高潮——极乐——的那一刹那。”[2]7 作为诗人和幻想家的萨德，把性的极致状态和生命的极致状态(生与死)都捆绑在一处，从而将这两者都推向了不可言说的境地，最后还是要靠那种极乐的文本来叙述或抒情。巴特认为萨德的文本具有创立新的标杆的作用：“阅读他而生的愉悦源自某种断裂(或某种碰撞)：格格不入的符码(譬如崇高与凡俗)产生了接触；创造出华而不实且荒唐的新词；色情信息如此完美地聚在众句子内，它们便可用作语法模式了。”[2]6萨德的那些打破既成规范的惊世骇俗的、被称为色情狂的行为和文字，在巴特看来成为了后世的典范(语法)！但巴特没有仅仅把萨德当作色情的代名词，而更把他看成是生命力的象征。 文本是一种编织过程，就如同性爱过程中的双方的投入和忘情，而非固定意义的结局(结果)。在西文的书法中，就常常有用男女人体形状所组合成的文字。这样，文(字)本身成为写—读快乐的直接源泉，而不用借助于他物。巴特以其惯有的风格进一步表达了他的快乐感甚至极乐的写作行为：“文本的愉悦并非肉身脱衣舞或叙事悬念的愉悦。在那些情形内，没有裂缝：一种渐次的揭露：总的兴奋寄托于一睹那性器官(中学生的梦)或知晓故事的终局(传奇的赏心悦事)这般期望之中。”[2]10程序化的脱衣舞经常被巴特所论及，它正如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悬念、关子、善恶之人和最终的解密，这些传奇式的故事性恰与传统小说的一般愉悦相关联。 巴特所称的文本的极乐，其实是与尼采的酒神精神及日神精神相联结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结合成尼采的生命的强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又和人的性的沉醉销魂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尼采认为世界并没有意义，有的只是事物的生成过程。巴特的写作也意味着与性的醉感紧密结合在一起。醉感表现于文本，或者说生成于写作过程之中。巴特所重视的不仅仅是醉感本身。他所最为欣赏的是那些产生于变态情况下的写作，如萨特、尼采、巴塔耶、布朗肖、亨利·米肖、布托尔等人的文本。这些人往往从事的是逾界越轨的写作，他们的文本往往超出了人们当时的接受和阅读极限。因此巴特称这样的文本是“可写的(scriptible)”，而那些人们习见的、感觉很温馨的文本则是“可读的(lisible)”[5]。巴特欣赏的文本大多是那些人们公认的现代派小说。由此，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读者阅读接受与快感愉悦。 巴特认为可写的文本留下了许多可“阐释的空白”，它需要读者的积极介入来填补这些空白。读者要深入文本，集中到文本的能指本身。而古典的可读文本是“充实的文本”，它如同光滑细腻的“母亲躯体”。进而，巴特又将这两种文本分别称之为“不及物的(intransitive)写作”和“及物的(transitive)写作”[5]。巴特通过重写巴尔扎克的传统小说《萨拉辛》，即解谜式的阅读重释，把一部古典小说作品“转变”成了一部现代派意义上的小说文本。他的解读以古典小说的反讽方式进行，从而把神秘人物(萨拉辛)和神秘的财富、神秘的情节的解密代码一一加以阐释，古典作品就“变”成了非古典的现代派文本。这是一个狂欢化的，而且与欲望、性及性的变态形式——人妖——的解构联系在一起的新文本。巴特注重的是文本的产生过程(即写作行为)与人的生命感尤其是性快感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内在的关系。在中国古人那里，我们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表述，“书中自有颜如玉”，但说的是读书(文本的接受)的美好结果，是一种期待和结局性的快感。读书过程一般来说是相当漫长、枯燥、乏味和艰苦的。巴特的文本的快乐(快感)说则充满着写作和接受过程当中的愉悦甚至是极乐(沉醉)。深究之，这极乐其实与人类的性爱高潮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在此意义上，巴特就将其文本理论与生命存在密切联系起来了，因此我们说巴特的文本——写作理论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虽然他一般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形式主义)至多是解构主义的代表，与人本主义思想似乎无涉。 面对着铺天盖地的以陈词滥调表述出来的“陈规旧套”，巴特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事实，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象”，而“新颖就是沉醉。”接下来，他引了一句弗洛伊德的话：“在成年人身上，新颖通常构成了宜于产生性高潮的条件。”这是深度心理学对人的一种解释。由此出发，巴特对追新求变的现代派文学寄予最高的期望，并对此进行了热切的评论。现代派文学“远离中心，居于边缘，其狂热的冲动可达毁灭话语的程度”[2]40-41。这也就是指话语的他指性、外在性甚至自足性都陷入了一个瓦解的地步。 巴特的文本的愉悦理论，在方法论上，一是他以碎片化的随笔体写作的文本形式来表达，譬如：《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用了80个片段；《文本的愉悦》用了46个片段；《S/Z》用了93个片段。这是尼采式的思想表达形式，与传统哲学、美学、文艺学的逻辑形式是不同的。二是他往往用隐喻来表达思想。那种文本的极乐，他称之为“沉醉”；崭新的创造他谓之“性高潮”的前提；他意指句子为身体，“如果不看作反常的话，那么句子是个身体吗？”[2]51而“文本是(应该是)那狂放不羁的人，他将臀部露给政治之父看”[2]53。 《S/Z》中的那道斜线“/”，按照日本学者铃村和成的解释，巴特其意是刺向(资本的和文学的)躯体之剑[6]；而构成西文的字母，巴特都能看出其中所隐喻着的性的意味，如《S/Z》中的雕塑家Sarrasine(萨拉辛)与他所追求的“歌女”Zambinella(奘比内拉)，其名字中大写首字母的“S”和“Z”，都是巴特解构巴尔扎克小说《萨拉辛》的利器，这两个字母也随之成为性爱和文本的愉悦的化身。甚至在张扬“零度写作”的《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中，巴特也不忘这种将文本和性爱隐喻到一起的意念，他给恋人下定义：“一个阴茎勃起的孩子，就像小爱神那样。”[1]103也就是充满着爱欲的、天真的司爱者。在《文本的愉悦》中，文本则被隐喻成“身体的形式”：“文本自身，一种图式而非模仿的结构，可呈现以其身体的形式，碎裂成诸多迷恋物，诸多色欲区。”[2]56在《文本的愉悦》的增补篇中，巴特又以“肿胀”来称呼文本：“文本不是一个恋物，在此它径直就是阳具：它壮硕地挺立着。如此，文本将依照肿胀来阅读。”[3]84这些与身体及性爱相关的隐喻的大量运用，是与巴特的文本的愉悦理论的运演相一致的。文本的愉悦之于身体的愉悦，密不可分。文本是身体愉悦的文化化的最高表现形式。 但是，文本的愉悦并不等同于文本讲述了那种快乐或沉醉的既成且固定的故事。“快乐的文本并不一定是叙述愉悦的文本，沉醉的文本绝非讲述那种销魂高潮之醉的文本。表现的快乐并不与其对象相伴相随：淫书或春宫画不是灵丹妙药。”[2]55这样，巴特就鲜明地区分了那些色情小说与试验性的先锋小说的界限。文本的快乐是写作和阅读过程中的快乐和醉感，其中更多充溢着生命力欲望的“身体的形式”的快感甚或醉感，而非写作和阅读色情小说所直接引发的感官刺激的快感。虽然巴特常常以身体和性爱等术语来隐喻文本，但是他认为写—读色情小说的快感并不能同写—读先锋小说的快乐等同。大概前者相当于一般的快乐(愉悦)，而后者则是一种能带来沉醉感的文本的极乐，是一种通过文本而获得的精神性和超越性的快乐。 总之，巴特以其独具一格的文本理论把自己的存在与文本的写作—阅读接受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种崭新的人生在世的存在方式。作为现代派文论家，巴特的写作实践、理论思维是在与他的精神品格、生命本身(至少是隐喻意义、性爱、身体相位上)相结合的过程中充分呈现出来的。由此可知，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主义、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而且在深层的文化心理方面，巴特更是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在当代的真正继承者和发扬者。 【参考文献】 [1]罗兰·巴特.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M].汪耀进，武佩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BARTHES R.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M].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1995. [3]罗兰·巴特.文之悦[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7. [4]尼采.尼采生存哲学[M].杨恒达，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88. [5]BARTHES R. To Write：An Intransitive Verb[G]∥RICE P，WAUGH P. Modem Literature Theory. New York：The Headline Group，1996：41-50. [6]铃村和成.巴特：文本的愉悦[M].戚印平，黄卫东，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85. 原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