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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一部《三国演义》，说尽天下纷纷、英雄石集，似乎是一个人人争竞的时代，然而，既有隐而待时的“卧龙”“凤雏”，又有与世无争万念俱消的“万安隐士”，这些有待或无待、曾隐或终隐的隐士，与山林泉壑为友，以日月星辰为伴，追寻着一种任情任性的生活，即便是他们的服饰，也与常人不同，冲破了世俗社会章服之制的藩篱，取法自然，返朴归真，在精神层面上表现出超越物役、回归自我的特点，从而使《三国演义》这部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群雄纷起逐鹿中原为主要内容的英雄史诗式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折射出悠远的隐士文化色彩。 一、《三国演义》中的隐士与隐士文化 中国的隐士文化源远流长，“自从巢父许由以下，一直到民国初年的哭庵易顺鼎辈，中国隐士不下万余人，即其中事迹言行历历可考者亦数以千计”如果加上不以隐士名世:而有隐居经历以及“隐”到了为世所遗忘的人，那就难以计数了，隐士的代代绵延，形成了中国所独有的隐士文化。 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是一种民族心理型的文化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代社会，士人的人生价值观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修身、齐家、治国、平人下”乃是士人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但是，国势有治乱之别，处境有穷通之分，《孟子·尽心上》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追求“修齐治平”人生理想的古代士人，倘若不幸遭逢乱世，不能做治世之贤臣，便常常无奈地选择成为“乱世之高人”。 中国古代士人这种“集体隐逸”心理的形成与“尚名节”有关，隐士存在并绵延不息，除了有适合它生长的文化土壤——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和哲学文化思想以外，还有时时给它以浇灌的刺激源一一社会评价机制中国古代的一切阶层，从政治精英到文化精英，从上层统治者到普通的文人墨客，甚至老百姓，多半都对它持一种赞誉和欣赏的态度。先秦的道家自不待言，它本身就是隐士的理论武库，就是不赞成隐逸的孔子，也对隐士满怀敬意，称避世隐居之士为“贤者”。 乱世多隐士，汉末三国之时，有感于天下纷纷，隐于山林水泽之人极多。 《三国演义》中的隐士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隐居以求明主，以诸葛亮为代表。隐士文化的精神架构是以儒道互补为基础的儒家的。“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明哲保身，审时避世的人生策略，其实质还是为了求仁、谋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和怀之。”“隐”的背后所透露出来的，还是隐居求志，待时而动的入世精神。封建君王与士的关系，并总是表现为君王对士的单向选择。有时，特别是在社会大动荡的时期，君王与士表现为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士择主而仕”。士之所以有资格择君，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治国平天下之“道”或“术”。而这，正是君王，尤其是处于困厄之境的君王梦寐以求的东西。当时机还未成热、明主尚未遭遇之时，一些怀抱利器的士人便选择了“隐”。但是“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与遁世隐士以走进山林、远离人世为人生归宿相反，他们虽然暂栖于林泉，但最终是要“出山”回到“斯人之徒”中来的。商末的姜尚隐居海滨，钓于渭水，得遇文王，后辅佐文王、武王兴周灭商，奠定了八百年周天下的人业，可谓功业赫赫。姜尚蛰伏而能遂其志，使后世隐居以求明主的隐士无限向往。 诸葛亮一定要刘备三顾茅庐，才迟迟出山。隐居正是手段，而非目的。在隆中十年“淡泊”、“宁静”的隐居生活期间，诸葛亮从未静心于山林泉壑，为了明其高远之志，“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诸葛亮传》)，足见其志不小，亦不在隐。从内心来说，他是迫不及待地等着贤明的“主”来礼请“出山”的，所以，在刘皇叔枉驾三顾之后，虽不免还要推让一番，但很快便欣然应允了。十年隐居生涯的不断自我磨砺、充实、完善，使他一朝出山，便名满天下。 同类者还有徐庶、“凤雏”庞统等人。 第35回“玄德南漳逢隐论，单福新野遇英主”，“玄德回马入城，忽见市上人(徐庶)，葛巾布袍，皂绦乌履，长歌而来。歌曰:“天地反覆兮，火欲俎；大厦将崩兮，一木难扶；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贤兮，却不知吾”。徐庶此前投奔刘表未果，在司马徽处偶遇刘备，不与见，第二日却行歌于市，以引起“纳士招贤”的刘备的注意，表明自己渴望为明主所用，以期建功立业，结果如愿以偿。 “凤翱翔于毛初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诸葛均之歌正体现了这类隐士的心态，以凤凰自喻高洁，“非梧不栖”即“非主不依”，隐居只是等待时机以实现政治理想的策略，他们的眼光热切注视着的总是现实社会。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