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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记文学学会由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赵白生教授于1999年创建，此前已经在北京、温哥华、墨尔本、香港和美因兹等地举办过年会。2008年第六届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年会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约三百名代表与会，针对会议主题“传记文学与翻译艺术”进行了热烈讨论，显示出不同文化对于传记与翻译两大概念的不同关注和理解。本届大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国际学术界传记研究的进展状况，主要有三个特点：一、传记研究跨学科。传记研究不仅涉及传统学科，如历史与文学，还涉及艺术、心理学、人类学、教育学和神学等。二、传记研究重理论。各种理论为传记研究提供了有利的解剖刀，使得传记研究与社会现实联系得更加紧密。三、“翻译”概念广义化：“翻译”不只是指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也指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translate”不只是语言翻译，或文化翻译；将人的一生以各种形式表现在传记中，也是一种“翻译”。 在他传研究领域，迈克尔·特拉特纳的发言《翻译的价值：重商经济论与波卡洪塔斯的种种传记》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关于美国印地安人波卡洪塔斯的传记文本，考察了白人殖民者如何在传记的话语文本中利用“翻译”行为消解印第安人的民族性和民族利益。印第安人波卡洪塔斯生活在17世纪的美国，据说曾经保护过一个白人殖民者，后被英军俘获，皈依了基督教，并与一个白人殖民者结婚。19世纪在美国领土扩张时期，波卡洪塔斯的传奇故事被重写。特拉特纳认为，这次重写其实是利用传记手段，不顾史实，为重商经济论及其逻辑目的服务。事实是，在这些殖民者的文本中，印第安人波卡洪塔斯的婚姻改变了她,她由“野蛮人”变成“文明人”，她的身份由土著人被“翻译”成英国臣民。结果，作为美国土著人的波卡洪塔斯从此消失了，她的（印第安人的）大片土地财产摇身变成了她英国/美国后代们的家庭财产。 艺术史专家朱力·F·考德尔从性别政治的角度探讨了关于画家的传记电影。考德尔认为纪录片电影、传记电影和传记文学表现的内容常常不是同一种景象。纪录片往往通过审美价值和市场价值美化、神化片中的传主，传记电影则乐于反映画家的另类一面——如乱搞男女关系、酗酒滋事、浪迹于社会边缘等等。电影里直观的形象有助于我们把画家的创造性与商业空间和艺术的“真实”价值联系起来。考德尔同时指出，生活在霸权主义艺术生活框架和身份模式当中，性别的差异阻止了女性画家被“翻译”成艺术天才的可能。 玛丽·路易斯分析了有关“9.11”事件的两部图画文本。一部是“9.11事件”处理委员会发布的有关美国政府在事件前后所采取行动的最终报告《9.11报告：图文改编本》，另一部是亚特·斯皮格尔曼创作的画册《在没有双塔的影子里》。路易斯认为，有两种理由可以说明图文解说形式也是历史传记之一种。理由之一：连环画图片中隐含着一种特殊联系，表现在画面上可见的东西是作者不可见意图的外化。理由之二：“创作性非虚构”，即根据历史事实进行的艺术创作。《9.11报告：图文改编本》意在解释晦涩难懂的政治名词，和事件本身的前因后果，与《在没有双塔的影子里》同样是文化的产物，反映了同样的作者意图，因此图文本的文件形式并不能损害政府文件的严肃性，也影响不了读者对公共政策意图的理解。 阿拉娜·贝尔研究了加拿大著名钢琴演奏家格伦·古尔德的传记对青少年的影响。她比较了传记《为精益求精而奋斗：格伦·古尔德的故事》和以古尔德故事为基础创作的获奖传记小说《大师》两个文本，认为为青少年写作的传记与为成人创作的小说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两部作品既利用了成人文学部分的写作主题和写作规范，也抛弃了其部分写作规则，从而实现了儿童文学中主人公形象应当如何扩展、如何实现身份认同并质疑民族名人的身份和集体记忆。 会议另一个主要议题是自传研究。提莫西·多·艾当斯研究了美国人莎拉·苏拉利的自传《没有肉的日子》。艾当斯认为，作者希望利用自传最突出的特点——“展现与掩盖”——在其中找寻平衡，通过写作自传在私密性的生活与公开性的公众生活之间取得调和，把她在美国、巴基斯坦和英国生活以及家人身陷其中的政治动乱及暴力都糅合在一起。 约翰·D·巴波的发言《流浪与文化翻译》细读了三部流浪他乡者的学术自传经典：萨义德的《格格不入》、雷拉·阿海默德的《边界通道》、卡罗斯·爱拉的《等待哈瓦那的雪》。巴波认为为了理解并适应外来者身份和周围环境，流浪者不断进行着文化翻译，用故土的价值观和符号译解眼前的新环境。当人们用理想的价值观重新解释流放时，流放成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献身精神的象征。远走他乡也变得不止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一种典型的宗教倾向、一种通过不断记忆培养起来的意识。上述三位作者就是不断把他们对故土的记忆和乡愁翻译成新的内容，形成个人身份的组成部分，构成自传写作的叙事策略和他们最终价值观与责任感的象征。 日记研究同样受到与会者的关注，赵白生在《并置效应：中国日记家对美国生活的阐释》中通过研究胡适和吴宓的日记，揭示了日记的传记性与自传性的并置效应。从这个角度说，日记家既是传记作家也是自传作家。赵白生认为，胡适和吴宓不断把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相比较，把美国文化“译写”到自己的日记中来。作为传记作家和自传作者，两人的日记形式都不拘一格，灵活多变的形式透视出跨文化身份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 在欧洲，有关在纳粹德国集中营里写下的《安妮·弗兰克日记》的讨论一直是热门话题。荷兰学者苏珊娜·L·邦克斯针对日记影印工作做了详细的研究，认为所谓“影印”意味着做出与原件没有本质差别的东西来。影印安妮日记保障真实性。但莫尼卡·苏埃亭持不同观点。她认为，倘若把日记单纯看作是二战的真实史料，那么就误读了日记作者的原始意图以及日记自身的本质。首先，1947年出版的《安妮·弗兰克日记》已经不是日记原件，而是经过修改加工的日记。此外日记中提到的其他几位人物原来都是小说中的人物，出自一部安妮最喜爱的短篇小说。莫尼卡的结论是，《安妮·弗兰克日记》只能看作是文学作品，而不能当作历史文书。在这些译本中，我们只能将安妮看作是一位作者、作家，而不是现实中纳粹集中营的受害者，或被出版商、评论家以及读者误读的受害者。劳莉·麦克内尔从翻译与文化的角度透视了《安妮·弗兰克日记》，她指出，德国犹太人安妮·弗兰克成为“当代文化偶像”，不是语言学翻译层面的结果，而是文化翻译将其进行“广泛化”、“美国化”的结果。 中国学者的发言涉及了与传记和翻译相关的多个领域。孙建秋以她编写美国女传教士魏特琳回忆录的经历，探讨了图片与叙事的关系。她认为，图片只有附加了充分的说明，才能使之圆满完成叙事功能，达到传记“讲出生命的历程”的目的。杨宪明从互联网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传记形式近年来迅猛的发展。他认为互联网不仅提供了新的写作媒介，也为大众提供了关于“英雄”的新概念、新表现方法、扩大了传记写作的疆界。同时，互联网写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唐岫敏在《真实肖像之外：论传记翻译中的再现》中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传记翻译中的“不忠实”现象。认为传记翻译也是一种再现，而这种再现因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忠实”于“原文”，如文化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市场因素。此外，与会者还围绕回忆录、伤痕传记以及传记小说等论题进行了深入论述。 原载：《文艺报》2009-01-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