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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珊·桑塔格坐在主席台上，被记者的各种问题围追堵截，从科索沃战争到全球化问题。她刚下飞机，看起来一点儿倦意都没有，词锋犀利，得理不让人。”在《卡夫卡的布拉格》一文中，诗人北岛写到这位颇具英雄传奇色彩的女作家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时，曾做如此描述。尽管只是寥寥数语，却传神地凸显出桑塔格好争善辩的性格特点。 当然，桑塔格远不止此。自她成名以来，有关她的介绍、描述、评论如此之多，牵涉的主题范围如此之广，几乎让人没法定义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她。她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与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她的文学创作涵盖小说、剧本、评论、专著；她拍过电影、导演过戏剧；她担任国际笔会美洲中心的主席、受邀做过威尼斯电影节、纽约电影节的评委；她被大众传媒包装成一个文化偶像，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然而在光彩夺目的光环之下，她作为孩子的母亲，却终身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买不起医疗保险，有时甚至要为房租发愁…… 五年前的12月28日，桑塔格因患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之并发症在纽约与世长辞。2008年年底，上海译文出版社赶在这位伟大女性的逝世纪念日前后，推出了她的最后一部随笔集《同时》。在该书“前言”中，桑塔格的儿子戴维·里夫表示:《同时》作为桑塔格的“最后一部”随笔集，她的“最后一本书”，将不可避免地被视为一次总结。“我认为，这本书收录的随笔和演说，颇能代表母亲最关注的很多问题——政治的、文学的，知识的、道德的——尽管绝非所有问题。” 知母莫若子，确如戴维所言:作为一位深入诸多领域的独创性的思想家，桑塔格在很多方面的创见是没人能及的，没人具备的，或是没人尝试的。在英语世界，她被誉为“大西洋两岸第一批评家”，从1964年开拓性的论文集《反对阐释》，到1980年的《在土星的标志下》，包括另两本开拓性的专著《论摄影》和《疾病的隐喻》及其续篇《艾滋病及其隐喻》、论文集《重点所在》和可视为《论摄影》续篇的《关于他人的痛苦》，直到最后以《同时:随笔和演说》作结。其谈论主题从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法西斯主义，色情文学、电影、摄影到日本科幻片，乃至当代流行音乐，笔锋所及都得风气之先，充满睿智、卓见。 桑塔格获得广泛国际声誉的另一半则来自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2001年，“9·11事件”之后，她立即投书《纽约客》杂志，直言此事件是“对一个自称的世界超级强权的攻击，是特定的美国联盟及其行动所遭受的后果”。如此评论引起轩然大波，其中有《新共和》杂志刊登文章质问:拉登、萨达姆和桑塔格的共同之处是什么？答案是:他们都希望美国毁灭。但随着冷静之后的思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她表示认同。 类似之举还出现于1968年，越战正酣，桑塔格却受邀访问河内。她反对美国的全球霸权，但在1993年她几乎是孤独地呼吁，美国和西方国家应该对南斯拉夫的种族冲突进行人道干预，为此她甚至在战火纷飞的萨拉热窝导演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在过去30年中，她为许多遭到政治迫害的流亡知识分子呐喊，从被霍梅尼通缉的《撒旦诗篇》的作者拉什迪到苏联与东欧的流亡作家:达尼洛·基什、泽巴尔德、奥尔罕·帕慕克……桑塔格不仅仅通过写作不断地探讨问题，引导甚至逼迫读者进一步思索，而且以自己一生的活动构成了触目的“桑塔格现象”，发人深省。 2 尽管桑塔格的广泛声誉来自她的文论，还有她对政治的持续关注和介入。不过1966年，33岁的桑塔格移居纽约时，她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专门写小说的作家。而且，恐怕那时的她，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至死不渝坚持这个梦想。且不说，1963年，她就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恩主》。小说以梦为中心，描写“我”——希波赖特——一个法国大学生做梦、析梦并按照梦的导引去生活，梦的非现实性质导致了一种漂浮感。她更是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把最主要的精力献给了小说创作。 1987年，桑塔格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关注艾滋病患者境遇的动人杰作《我们生活的方式》，讲述一群纽约人得知友人感染艾滋病后，自动表现出的迥然相异的连锁反应。由于其写作手法的别具匠心，以及作家自然流露出的对艾滋病患者的同情之心，这部作品在1999年入选《20世纪最佳美国短篇小说集》。 此后，1992年，桑塔格发表了第一部历史小说《火山情人》。小说以意大利那不勒斯为背景，描绘3个英国男女之间浪漫的情感故事。虽然这部书问世后风行一时，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达两个月之久，书评界却普遍冷淡相待。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桑塔格继续探索用小说的题材再现历史人物故事的信心，8年后问世的《在美国》可以看作是她以实力回应书评界的一部巨作，但该书也给她惹来一场文墨官司。 这部小说以19世纪移民美国试验乌托邦理想的波兰女演员海伦娜·摩德耶斯卡为原型，再现了早期欧洲移民在新大陆的人生遭际。小说出版后不久，就有一位图书馆研究员指控桑塔格涉嫌剽窃。那位读者反复比照相关图书后得出结论，这部382页的小说中至少有12个段落与4本摩德耶斯卡传记内容雷同，有些句子甚至一模一样。这种指控给桑塔格带来了麻烦。不过也正是该书最终为她赢得了2000年度的全美图书奖。个中原因并不复杂:小说毕竟是一门虚构的艺术，摩德耶斯卡这个人物只是给作者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其创造力和想象力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和依据。小说的细节、主人公的情感和价值观毋宁说是作者自己的。 1933年1月，桑塔格出生在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5岁时，生父因肺结核死在中国。她3岁就能读书，在读罢杰克·伦敦的小说《马丁·伊登》之后，立志成为作家。她16岁入读芝加哥大学，第二年上了社会学讲师菲利普·里夫的课，内容是卡夫卡。她迟到了。下课时，28岁的里夫问她叫什么，十天后两人成婚。生子大卫时，她年方19。 她后来又就读于哈佛和牛津，浪迹于巴黎，1958年离婚，转年带着“70美元、两箱行李，还有一个7岁的孩子”来到纽约，开始单身生活。由于拒绝接受前夫的赡养费，她为求糊口，开始疯狂写作。1964年，31岁的桑塔格在《党派评论》杂志上发表《坎普札记》，一举成名。两年后，收入此文的文集《反对阐释》出版。其间，她在纽约的一次座谈会上宣称:“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癌。”一语惊人，从此扎根于纽约的文化沙龙。 时过境迁，桑塔格成名时代释放出的解放能量如今已经烟消云散，她独创的生机勃勃的“坎普”文化最终也会沦为枯竭的、可怜的流行名词，她的一些当时引发争论的观点也会受到新的挑战。不过，桑塔格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存在，她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反对陈词滥调，反对教条的概念，反对类别标签式的见解，而这对于我们的时代如此至关重要。有评论家进一步指出:随着桑塔格的逝去，她的那些“外部举动”也不应该仅仅被当作惊世骇俗的情节加以传颂，而更应该刺激我们思索:在这样一个非先知的时代，知识分子如何具体地介入社会生活，重新建立自己的英雄主义精神传统。用桑塔格自己的话来说:“让我们一起悼念，但不要一起愚蠢。” 原载：文学报2009-02-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