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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奇书《金瓶梅》，明托宋代而实写明代，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但是对于它到底反映的是哪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众说纷纭，大致无外乎嘉靖朝、隆庆朝、万历朝三说，其中吴晗先生提出的万历朝之说，[1]几乎为大多数学者所承认。 其实，考察《金瓶梅》的年代应该说包含这样的两部分，一是《金瓶梅》反映的是哪个朝代，即时代背景；二是《金瓶梅》的创作年代，即成书年代。 本文主要从服饰角度谈《金瓶梅》反映的时代背景（成书年代将另文论述）。[2] 笔者认为，《金瓶梅》反映的时代背景，既不是嘉靖朝，也不是万历朝，而是明武宗朱厚照的正德朝。 一、明中叶社会风气尊崇富侈 《金瓶梅》是一部反映明代社会生活巨著，对于考察明代政治、经济、文化有极高的价值。随着社会的演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明中叶有了商业城市，形成了市民阶层，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训示，一古脑被甩到了“爪哇国”去了。一向列为四民之末的商人这时突然显赫起来了，出现了以市井人物为主角的市民文学和思潮，传统的观念被逐渐打破。人们开始追求奢侈生活，“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男子服锦绮，女子服金珠，是皆僭怀凝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3]山东《博平县志》也有记载：“至正德嘉靖间古风渐渺。过去乡社村保无酒肆，亦无游民，由嘉靖中叶以来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纵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皂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袴，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不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4] 明代的皇帝，广事罗致妇女，以为后宫淫乐，史籍记载颇为详尽，正德皇帝则是其中最为出名的。可以说明中叶以来，君荒臣纵，纲纪日坏，明武宗正是这样一个倡导者，明武宗朱厚照1506年继位，至1521年驾崩，在位16年。《明实录·武宗外纪》记载，武宗即位后，“又别构院御，筑宫殿数层，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名曰豹房”，以供淫乐。 二、古代服饰等级森严不可僭越 中国古代的服饰有严格的制度，什么人，什么场合下穿戴何种服装、冠帽，都规定得清清楚楚，不可僭越。官修的史书上几乎都有《舆服志》，以国家法度的条文形式来命令衣冠式别、颜色。“衣者，章也。”封建社会的服饰还具有明贵贱，别等级的重要作用。[5]到了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尤其在明代，这种等级制度更趋完备、复杂。明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强化中央集权，强化服饰的等级差别。 古代社会屡有僭用服饰而失官降职，甚至丢脑袋的。明初功臣长兴侯耿炳文颇得太祖器重，至洪武末年，诸公侯几乎皆被杀，惟存二侯耿炳文与武定侯郭英。但在“燕王称帝之明年，刑部尚书郑赐、都御史陈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龙凤服饰，玉带用红鞓，僭妄不道。炳文惧，自杀。” [6] 服饰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马克思说：“只要知道某一民族使用什么金属——金、铜、银或铁——制造自己的武器、用具或装饰品，就可以臆断地确定它的文化水平。”[7]由此引申认为，考察古代服饰，可以衡量出所处时代的“文化水平”。《金瓶梅》中大量关于服饰的记录，体现出时代的印记和审美倾向。 1、麒麟补子 补子即缀于补服的前胸及后背的一种图象印记。古代官服至明洪武二十四年创制为补服，它是明代官吏的常用服装。常服用补子分别品级，文官绣鸟，武官绣兽，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绣锦鸡，三品绣孔雀等等。命妇依其夫官职而定。[8] 第40回，西门庆为众妾裁制新衣，先裁吴月娘的，“一件大红遍地锦五彩妆花通袖袄，兽朝麒麟补子段袍儿。” 第78回，何于户娘子蓝氏，“身穿大红通袖五彩妆花四兽麒麟袍儿，系着金镶碧玉带。” 第96回，“春梅看了，到日中才来。戴着满头珠翠，金凤头面钗梳，胡珠环子。身穿大红通袖四兽朝麒麟袍儿，翠蓝十样锦百花裙，玉叮当禁步，束着金带。” 明代补服规定，公、侯、驸马、伯方可服麒麟补子，以吴月娘丈夫西门庆一介商人，春梅丈夫一个守备官，蓝氏丈夫一个千户，按照品秩是够不上穿麒麟服的。作者生活在封建等级制度极为严格的时代，对这种礼制常识的认识是刻骨铭心的，绝对不会糊涂到任意僭越伦常、礼制的，这显然是作者有所指示。苏联汉学家李福亲也认为：“画有麒麟补子是高等爵位的贵族，或者驸马，还有与他们相配的妻子，才配穿用。可见，孟玉楼与那些爵位的人物没有任何关系，这显然是作者的特殊手法。”[9] 明代补服制度，到了中、后期，惟文官尚能遵守，有不遵循其制度的，锦衣卫至指挥、佥事而上亦有服用麒麟补子者，按景泰四年（1453）令：锦衣卫指挥侍卫者，得衣麒麟服色，嘉靖间仍之。吴月娘等僭用麒麟补子不治罪，且社会引为时尚，由此可以推断这必定是一个服饰较为宽松的时代，时间断限为景泰至嘉靖朝之间，更确切在正德朝，详见后文。 2、蟒衣之类 古代等级制度严明，对于蟒衣之类的显贵官服规定就更严格，一般官员，乃至高品级的官员也不易得到蟒衣。 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泰宁等卫右都督列玉、突兀南帖木儿，乞地市牛只农具，许之，求蟒衣不得。”[10] 孝宗弘治元年（1488）正月，“甲子，礼部以左副御史镛赐蟒衣。《尔雅》云：蟒者，大蛇，非龙也。蟒无角无足，龙则角足具焉，今织蟒俱为龙。遂禁赐并纺织者。”[11] 明 代服饰制度中有赐服，一种是其官品未达到应服的，如未至一品而佩玉带，正二品而服公、侯的麒麟服，或品级低而赐服高一、二品的如仙鹤服的。另一种是蟒衣、飞鱼、斗牛服的。 蟒衣乃贵重服饰，非特赐不许擅服。因为蟒是象龙的纹样，但比龙少一爪而已，所以极为贵重，需要赏赐才能服用。而蟒纹中以坐蟒为极，阁臣赐蟒衣始于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当时赐于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12] 飞鱼衣虽亚次于蟒衣，但是也属于贵重之服，因其形似蟒。“十六年，群臣朝于驻跸所，兵部尚书张瓒服蟒，帝怒，谕阁臣言：尚书二品，何以服蟒？言对曰：瓒所服，乃钦赐飞鱼服，鲜明类蟒耳。帝曰：飞鱼何组两角？其严禁之。于是礼部奏定，文武官员不许擅用蟒衣、飞鱼、斗牛违禁华异服色。”[13] 斗牛纹与一般蟒纹相似，惟两角作向下弯曲如牛角状为异。因而斗牛之服也成为贵重服饰，次于飞鱼之服，亦属于赐服一种。 蟒衣、飞鱼、斗牛之服在明代属于显贵之服，轻易不赐，一般人也不得服用。《明史·舆服志》：“天顺二年（1458）定官民不得用蟒衣、飞鱼、斗牛、大鹏、像生狮子……弘治十三年（1500）奏定，公侯伯文武大臣、守备，违例奏请蟒衣、飞鱼衣服者，科道纠刻治以重罪。” 张瓒堂堂朝中尚书特赐飞鱼，尚遭皇帝训斥，其严明性无须赘言。而《金瓶梅》中却屡屡有衣蟒穿飞鱼服的描写，这是违背常例的，逾越礼制的。但是也正是在这违反和逾越中露出了时代背景的端倪。 忽报刘公公、薛公公来了。慌的西门庆穿上衣，仪门迎接。二位内相坐四人轿，穿过肩蟒，缨枪排队，喝道而至。（第31回） 只见一个太监，身穿大红蟒衣，头戴三山帽，脚下粉底皂靴。（第70回） 于是都会下各人礼数，何千户是两疋蟒衣，一束玉带，西门庆是一疋大红麒麟金段、一疋青绒蟒衣，一柄金镶玉绦环。（第70回） 何太监从后边出来，穿着绿绒蟒衣，冠帽皂靴，宝石绦环。何太监令左右接了衣服，“拿我穿的飞鱼绿绒氅衣来，与大人披上”，西门庆答道：“老先生职事之服装，学生何以穿得？”何太监道：“大人只顾穿，怕怎的！昨日万岁赐了我蟒衣，我也不穿他了，就送大人遮衣服儿罢。”（第71回） 伯爵灯下看见西门庆白绫袄子，罩着青段五彩飞鱼蟒衣，张爪舞牙，头角峥嵘，扬须鼓鬣，金碧掩反映，蟠在身上，唬了一跳问： “哥，这衣服是那里的？”（第73回） 蟒衣得来全不费功夫，西门庆一个商贾竟然也能大模大样地穿飞鱼服，招摇过市。一个是管造砖的，一个是看皇庄的内使，在太监如林的皇宫可以说品级甚低，按照正常情形，皇帝特赐蟒袍是排不上他们的，怎么能穿“过肩蟒”？又怎能威风凛凛？ 明初朱元璋规定，太监不得干预政治，到了明代中期，祖训已被冷落到一边，太监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地位提高了，作用与权利也膨胀了。原来“明代低级官青色副扎，秉监太监和高级文官一样服绯色袍服”，这时“有的还可得到特赐蟒袍和飞鱼服、斗牛服荣宠”，到了太监弄权鼎盛时期，更好似可以“在皇城大路上乘马，在宫内乘肩舆，威风权势超过了六部尚书。”[14] 两个低品秩的内相尚且可以穿过肩蟒，缨枪排队，喝道而至大太监的威风可想而知。社 会时尚，其他权势人物又岂肯落后？何太监拿着钦赐的飞鱼服任意送给西门庆，权当是一件小礼物，西门庆起初还惶恐不敢接受，“只顾穿，怕怎的”，何太监叮嘱的好，皇上好赐服，何况有的是皇上的赐服，穿穿又何妨？ 穿无妨，收藏又有何关系？李瓶儿老公公花太监就藏了四箱柜蟒衣玉带。主语市场上私织蟒衣，蟒衣充当礼物更是平常。西门庆为送蔡太师寿礼，曾派人专程到杭州织造大红五彩罗段 丝蟒衣。僭越不治罪，自然助长了私织乱服蟒衣之风，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无疑向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在明代轻易不可得的蟒服，在《金瓶梅》反映的年代已经降格，不仅皇帝频繁赐服，轻易可得，而且可以随意馈赠，自由买卖，绝对不会因此获罪。那么，这必定是一个服饰制度较为混乱的年代。 纵观明代历史，明武宗正德年间是明中叶服饰制度最为混淆的年代，在正德年间屡屡出现乱赐、乱穿蟒衣之服的事例。 一般观点认为“明代制定士庶服饰，不许混淆，嘉靖以后，这种规定不能维持，上下群趋时髦，巾履无别。”[15]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明代中叶以降，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传统的观念被打破，社会经济生活无处不体现市民阶级追求奢华，讲究享用，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笔者认为，在十六世纪中叶（1530-1570年左右）服饰等差已经非常松懈，这种松动开始与明武宗在位的年代（1506-1521年），换言之，明代士庶服饰不能维持，是从正德年间开始的，而不是嘉靖年间。 史籍有充分的材料佐证笔者的推论。 “正德元年以世麒从征服有功，赐红织金麒麟服。”[16] 正德二年十二月壬午，“谕□（旌改言旁）宁王宸濠孝行，加岁禄二千石，赐衮龙飞鱼文绮各三匹，仍书示宗室。”[17] 正德四年，“丙辰，赐哈密使臣写亦虎仙飞鱼衣一袭。”[18] “十三年，世麒献大楠木四百七十，子明辅亦进大木备营设。诏世麒升都指挥使，赏蟒衣三袭，仍致仕；明辅授正三品散官，赏飞鱼服三袭，赐 奖励，仍令镇巡官宴劳之。”[19] 正德十三年六月，“教坊司奉銮城贤七闲，礼部覆上，不许。贤得幸于豹房，赏赉百万，赐飞鱼服。甲第侈□（左亻右晋） ，缙绅以赂进。”[20] 正德皇帝热衷于赐服，以前连一些位极三公的官员也难得一件的赐服，到了正德朝则频频钦赐，司空见惯，几乎成为常制。 历史上的正德皇帝尤其以荒淫和荒唐出名。 公元1514年正月，乾清宫玩灯而失火，正德皇帝正去豹房，回顾火光冲天，竟戏笑说：“好一棚大煌火。”他又喜欢换上平民服装，带着宠臣江彬出外寻花问柳。[21] 正德皇帝虽贵为天子，却不拘小节，与鞑靼小王子作战时，化名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得胜回朝，令吏部加封朱寿为太师，又令礼部派遣朱寿前往京师和山东巡查。群辰见他如此胡闹，太失体统，联名上奏劝谏，武宗恼羞成怒，对群臣或逮捕或仗责。[22] 明武宗又喜欢与臣子混在一起饮酒作乐，视“君君臣臣”的伦常如儿戏。 1517年鞑靼小王子伯颜猛侵边，正德皇帝率兵迎击，取绸缎遍赏百官。原来颁赏给有功大臣的飞鱼、蟒袍等特种朝服，这时也随便分发。 以前特许的赐服，这时可以不拘品秩高低，随意穿戴，表明传统的登记观念已经淡化，“别等级，明贵贱”延续千年的官服制度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一夜间让荒唐的明武宗搅得个一团糟。 《金瓶梅》中的蟒衣、飞鱼服，不仅太师、太尉显官可穿，太监也能穿，甚至商贾也照穿不误，乃至允许私自织造，买卖馈赠，这种混乱不正是正德朝的写实吗？ 有人或许还会问为什么一定是正德朝，而不是嘉靖朝，理由是服饰趋于混乱，按常规是越到后期月松弛，嘉靖、万历两朝均在正德之后。诚然越趋后期越松弛是一般的规律，而正德朝是一个特例，前面已引例说明正德期间的情况，这里还要强调的是，明代服饰前期甚严，历代几次申饬。明中叶虽趋向奢侈，但是在正德朝最松，几乎无禁例，到了嘉靖朝有重饬禁令，反而较正德朝严格。《明史·舆服志》载：“十六年，世宗登极诏云：近来冒滥玉带，蟒龙、飞鱼、斗牛服色，皆度官杂流并各处将颈 缘奏气，令俱不许。武职卑官僭用公、侯服色者，亦禁绝之。嘉靖六年复禁中外官，不许滥服五彩装花织造违禁颜色。” 3、服饰奢侈之风 《金瓶梅》中任务的服饰是极为华丽的，表现出明中叶奢侈浮华之风已深入市民生活，明人顾炎武指出：“宏治年间，妇女衣衫，仅掩裙腰，富者用罗纱绢纺织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襕。”[23]正德间，衣衫渐大，裙褶渐多，衫惟用金彩补子。”明人顾起元也说：“正德前后，妇女的服装由朴素而华丽。”[24]《金瓶梅》中的服饰款式的多样化和五颜六色的描绘，正展示了这种时代特征和审美倾向。 比如西门庆一家妻妾相聚时，“只见潘金莲上穿了沉香色路袖雁衔芦花样对襟袄儿——白绫竖领，妆花眉子，溜金蜂赶菊纽扣儿。——下着一尺宽海马潮云羊金沿边挑线裙子，大红缎子白绫高底鞋，妆花膝裤，青宝石坠子，珠子箍。与孟玉楼一样打扮。惟月娘是大红缎子袄，青素绫披袄，沙绿紬裙，头上带着 （上髟下狄）髻，貂鼠卧兔儿。”宋惠莲也“挨了一套绿闪红缎子对衿衫儿，白挑线裙子。又用一方红绡金汗巾搭着头，额角上贴着飞金并面花儿，金灯笼坠耳，出来跟着众人走百媚儿。月光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描述的是一派富华景象，这种极尽豪华奢侈的生活，显然是对封建礼教“存天理，去人欲”赤裸裸的挑战。 类似的奢华在《金瓶梅》中比比皆是，而且不惟西门庆一家，连伙计韩道国的婆娘王六儿也是浓妆艳抹，虽不及西门庆妻妾穿戴富丽堂皇，却也是绸缎满身。 三、明武宗、西门庆一对难兄难弟 《金瓶梅》中人物淫乱是非常出名的，西门庆是淫棍、色魔，陈经济则继承了丈人好色贪淫的衣钵，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无一不是色欲的牺牲品。这与明武宗纵欲身亡不无相似之处。 明武宗朱厚照的荒淫在历代皇帝这是“赫赫有名”的，为了淫乐建有豹房，内藏美女，日夜作乐。下面让我们看看正德皇帝的丑行。[25] 正德十一年（1516）十一月，明武宗回宣府，即于其地度岁，大肆淫乐。 正德十三年（1518）九月，武宗至大同，巡偏关，所至掠好恣淫乐。 正德十四年（1519）七月，武宗亲征宸濠南下，途中恣为淫乐。 正德皇帝喜欢换上平民服装，在民间寻花问柳。他常在夜间闯入老百姓家中逼令妇女做陪，遇到中意的，还要带回宫中，害得老百姓人心惶惶。 明武宗对女人有特别的嗜好，他认为只要女人有情趣，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婚或正在怀孕的，都无关紧要。[26]这与西门庆很相象，仿佛一对孪生子。西门庆追逐女人 是多多益善，不分对象，部分场合，就象一头发情的公牛，疯狂追逐，女人一当成了他口中之食，除了情欲就只剩一具躯壳了。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因为纵欲过度死于豹房，死时年仅三十岁。再看西门庆也因淫欲而亡，死时三十三岁，这有是一个巧合，抑或是作者有所指。 服饰是时代的产物，社会的反映，由于明中叶人为主义思想的启蒙影响和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势力对社会生活的冲击和震荡，表现在服饰上越礼逾制也成为时代的潮流。《金瓶梅》对服饰的描写，正是这一思想的写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金瓶梅》反映的时代背景正是服饰越礼逾制较为明显的正德朝。 [注释] [1]吴晗的观点见其论文《〈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前者刊发于1931年的《清华周刊》第36卷第415期，后者最早发表于1934年1月出版的《文学季刊》第1卷第1期。转引自《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9月。 [2]此观点2000年6月18日成稿《金瓶梅成书年代考》，后入选第3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2000年10月，山东·五莲），收入王平、李志刚、张廷兴主编《金瓶梅文化研究》第3集，华艺出版社，北京，2000年9月。 [3] [明]张翰《松窗梦语》。转引自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页43，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1991年10月。 [4] 见《博平县志》卷四《人道》六《民风解》，转引自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 [5] 黄强：《中国古代颜色崇尚略说》，刊《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6]《明史·耿炳文传》，[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 [7]《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出版社，北京。 [8] 黄强：《明清官员的补服》第1稿，1989年1月2日撰稿，未刊稿。 [9] [苏联]李福亲：《兰陵笑笑生和他的长篇小说〈金瓶梅〉》，收入徐朔方编：《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7年7月。 [10]、[11]、[17]、[18]、[20] [明]谈迁：《国榷》卷34、卷41、卷46、卷47、卷50，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1958年12月。 [12]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1986年10月。 [13]《明史·舆服志》，[清]张廷玉等编撰：《明史》，中华书局排印本，北京，1974年4月。 [14]、[22][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北京，1985年。 [15] 吴晗：《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刊《大公报》《史地周刊》第31期，1935年4月19日，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 [16]、[19]《明史·土司》，中华书局排印本。 [21] 有关明武宗朱厚照的故事，可以参阅中国历史研究社编：《明武宗外纪》，上海书店，上海，1982年10月。 [23] [明]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1990年12月。 [24]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中华书局，北京，1987年4月。 [25] [台湾]东郭先生：《闲话金瓶梅》，北岳文艺出版社，太原，1991年11月。 [26] 杨仁宇：《中国历代帝王录》，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1998年4月。 ——转刊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11期。 黄强，字不息。南京玄奘学术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研究员，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编辑/记者。 电子邮件：huangbuxi@hotmail.com 原载：《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