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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现《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对于《金瓶梅》的版本、成书等问题的研究才正式逐步展开。一般认为，目前所见的十卷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因题名有“词话”两字，故称之为“词话本”；又因有 “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序，故亦称“万历本”；二十卷本《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是据词话本修改后刊行于崇祯年间，故简称“崇祯本”。词话本与崇祯本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关系”。但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如吴晗在词话本发现之初，就凭一些笔记而推断“但万历丁巳本并不是《金瓶梅》的第一次刻本，在这刻本以前，已经有过几个苏州或杭州刻本行世，在刻本以前并且已有抄本行世” 。至七十年代，韩南在讨论万历本与崇祯本的关系时说过“乙系（崇祯本系统）并非源之于甲系本（词话本系统）”的话。尽管此论只是就崇祯本据《水浒传》等修改而发，但常常被人夸大为他对整个崇祯本并非源泉之于词话本的结论 。八十年代以后，说目前所见之《新刻金瓶梅词话》并非是初刻，而是二刻 、三刻 ，乃至是清初所刻 的论文不时可见；在万历本与崇祯本的关系上，梅节先生等力主“是兄弟关系或叔姪关系，并不是父子关系” 。梅先生是一位学殖深、造诣高的令人尊敬的长者。他穷十馀年之力，在认真校勘《金瓶梅词话》的基础上所作的结论，自应高度重视。但笔者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想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以就教于梅先生与诸位同好。 一、《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刊本 说《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刻本，首先要说明的是对于“新刻”一词的理解。“新刻”的确可以理解为在原刻的基础上重新刊印。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在述其“刊刻之名义”时曾对“新雕”、“新刊”作了这样的解释：“刻板盛于赵宋，其名甚繁。今据各书考之，……又曰新雕，乃别于旧板之名。《瞿目》校宋本《管子》二十四卷，每卷末有墨图记云“瞿源蔡潜道墨宝堂新雕印”是也。……又曰新刊，亦别于旧板之名。《天禄琳琅》三庆元六祀孟春建安魏仲举家塾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是也。”刘辉先生即据此义而认为词话本是二刻：“正因为有原刻在前，故特别标明此为‘新刻’，列于每卷之首。” 但是，时至明代，特别是在刊刻戏曲、小说时，“新刊”、“新刻”的含义往往有所变化，“新刊”、“新刻”特指初刻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即以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来看，也有将“新刊”指为初刊的，如云： 汇刻词集自毛晋汲古阁刻《六十家词》始，……国初无锡侯氏新刊《十家乐府》：南唐二主（中主四首，后主三十三首）、冯延巳《阳春集》（宋嘉祐陈世修序，序谓“二冯远图长策不矜不伐”云云）、子野（张先）、东湖、（贺铸）、信斋（葛剡）、竹洲（吴儆）、虚斋（赵以夫，有淳祐己酉芝山老人自序）、松雪（赵孟頫）、天锡（萨都剌）、古山（张埜，邯郸人，有至治初元临川李长翁序），皆在毛氏宋词六十家之外，载王士祯《居易录》十三。此刻世不多见，《汇刻书目》既未胪载，《邵注四库简明目》亦未及见。（卷七） 这里提到“新刊”的《十家乐府》显然是初刻。除此之外，我们不妨再举数例来证明明清时所说的“新刻”即是初刊。 1、《水东日记》卷六： 古廉李先生在成均时，松江士子新刊孙鼎先生《诗义集说》成，请序。先生却之，请之固，则曰：“解经书自难为文，近时惟东里杨先生可当此。况六经已有传注，学者自当力求。此等书吾平生所不喜，以其专为进取计，能怠学者求道之心故也。”（卷二） 2、《弇州四部稿续编》卷十二《为胡元瑞序》 曩余为胡元瑞序《绿萝轩稿》，仅寓燕还越数编耳。序既成，而元瑞以新刻全集凡十种至，则众体毕备，彬彬日新富有矣。 3、《警世通言叙》： 陇西君，海内畸士，与余相遇于栖霞山房。倾盖莫逆，各叙旅况。因出其新刻数卷佐酒，且曰：“尚未成书，子盍先为我命名？”余阅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譬如村醪市脯，所济者众。遂名之曰《警世通言》而从臾其成。 时天启甲子腊月豫章无碍居士题。 4、《禅真逸史》第21回： 每年春秋二社，羊家为首，遍请村中女眷们聚饮，名为群阴会。羊家新刊一张十禁私约刷印了，每一家给与一纸。又于土谷神祠张挂禁约，各家男子，都要循规蹈矩，遵守内训，犯禁者责罚不恕。稍违他意，便率领凶徒打骂，因此人人怕他。 5、《荡寇志》第136回 只见那块石碣抬到面前，张公与贺、盖等四人一齐观看。贺太平道：“此非古迹，确是新镌。” 假如我们再打开《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可以看到大量冠以“新刻”、“新镌”、“新刊”的小说大都是初刊本，如《新刊按鉴编纂开辟演绎通俗志传》、《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新镌全像孙庞斗志演义》、《新刻按鉴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全汉志传》、《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新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新刻增异说唐后传》、《新镌出像小说五更风》、《新镌小说八段锦》、《新镌绣像小说贪欢悮》、《新刻小说载花船》、《新刻全像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等，它们是不同于《重刻西汉通俗演义》、《重刻京本增评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等标为“重刻”的作品的。 根据以上材料，我想说明的是：仅以“新刻”两字是难以断为即是“重刻”的。“新刻”可能是指重新翻刻，但也有可能是指初次新刻。 那么，《新刻金瓶梅词话》究竟是重刻还是初刻呢？主“重刻”论者（不管是“二刻”还是“三刻”论者）主要是依据当时一些早期笔记中谈到的都是二十卷本的《金瓶梅》，而没有谈到十卷本的《金瓶梅词话》来加以推断，实无一条实证。关于这些推断，下文再作分析。这里，我想重要的还是要依据文本本身的事实来说明问题。而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文字即清楚地告诉我们，它即刊刻在万历末至天启年间，其刊刻的时间正合当时各家所说。 当时谈到《金瓶梅》刊刻情况的实际上只有三家。 一是谢肇淛的《金瓶梅跋》说：“此书向无镂版。”此跋当写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或之后，因这一年袁中郎曾写信给他要书：“《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此跋收在谢肇淛的《小草斋集》中。该集卷首叶向高序作于天启丙寅（1626），故一般说来，谢肇淛到此时尚不知世有《金瓶梅》刊本。 二是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曰：“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療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篋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马仲良“榷吴关”时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此时由冯梦龙开始怂恿书坊刊印，未果，但“未几时”，在“吴中悬之国门”。这个“未几时”是个不确定说法，又我们无法考定沈德符写这条材料的具体时间，只是知道当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丘志充任汝宁知府之后，因为文中提到“邱旋出守去”一语。换句话说，多数是写在天启年间。 三是薛冈的《天爵堂笔馀》说到“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这里的“往在都门”，当在万历二十九、三十年间（1601-1602） ；“后二十年”，当在天启一、二年间（1621-1622）。但这个“后二十年”只是个约数。薛冈在天启七年给文在兹的侄子文翔凤写《与文太清（翔凤）光禄》信时亦称“二十年肝胆”，说明他与文家两代人的交情有二十年左右。因此，薛冈收到包岩叟寄来的《金瓶梅》刊本当在天启年间。 据上所析，《金瓶梅词话》真正“悬之国门”当在天启年间。而其文本实际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借用马征先生的一段文字： 1986至1987年，笔者和鲁歌先生一起进行了一项繁琐而浩大的工程：把《金瓶梅》的各种版本汇校一遍，发现这个词话本为避皇帝名讳，改字的情况很突出。我们统计，从第14回到61回，刁徒泼皮“花子由”这个名字出现了4次，但第62、63、77、80回中，却一连13次将这一名字改刻成了“花子油”，这是为了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由此可窥，从第62回起，它必刻于朱由校登基的1620年夏历九月初六日以后 。 这一事实，的确有力而生动地说明了《金瓶梅词话》刊刻的过程：假如这一百回的大书从万历四十五年由东吴弄珠客作序而开雕的话，刻到第五十七回时泰昌帝朱常洛还未登基 ，而刻到第六十二回时，天启帝朱由校已经接位，故在以后的各回中均避“由”字讳，而第九十五、九十七回中的“吴巡检”尚未避崇祯帝朱由检的讳，故可确证这部《金瓶梅词话》刊印于天启年间。 这样，结论当是：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刊本，刊成于天启年间。这是因为： 一、刊印于天启丙寅（1626）的《小草斋集》中的《金瓶梅跋》明说“此书向无镂版”； 二、今存此书避天启而不避崇祯之讳，即说明它刊于天启年间； 三、初刊于天启年间的结论与沈德符、薛冈的说法也相吻合； 四、 “花子由”之名的前后不同的情况即反映了一种呈“初刊”状的原始面貌；反之，假如是“重刻”的话，当一侓避讳，且在前面的“花子由”会首先引起注意而改去。 五、目前未见《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前有原刊（假如有的话）的文本，也未见有相关的纪录，全凭推测不足据。 二、崇祯本必据《新刻金瓶梅词话》修改而成 梅先生的一个核心论点，即是不但“崇祯本并非源自十卷词话”，而且反过来，“《新刻金瓶梅词话》曾据文人改编的第一代说散本校过，录入其改文”。而我认为，目前所见的崇祯本必据目前所见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修改后成书，故词话本不可能根据尚未问世的崇祯本来校改。 理由之一，还是从避讳来看。词话本不避崇祯之讳，而崇祯本在“花子由”的避与不避的问题上全照抄词话本（只是后半部将“油”换成“繇”），后面又避崇祯之讳。这清楚地说明了崇祯本后出，且留下了修改词话本而成书的痕迹，而不是源自所谓“第一代”尚未刊印的廿卷抄本。 理由之二，还是我曾经强调过的卷题问题。1988年《金瓶梅研究》第一辑载拙文《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中的一段话，有必要重新引录一下： 众所周知，今存崇祯本都为五回一卷，共二十卷。每卷前一般都题“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此题名与全书目录前题名相同。然而，其中有几卷的题名较为特殊。今以上图甲本为例，情况如下： 卷六题：新镌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六； 卷七题：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七； 卷八题：新刻绣像评点金瓶梅卷之八； 卷九题：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词话卷之九； 卷十题：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之九； 卷十四题：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卷之十四； 卷十五题：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卷之十五； 卷十六题：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十。 令人吃惊的是，与上图甲本大有出入的上图乙本、天津本，除了卷十六题作“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十五（按：“十五”亦误）”之外，其他与此全部相同。不但如此，北大本除卷七题“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七”外，其余悉同。以此类推，天理本，乃至王氏本估计都是如此。于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三点： 1、卷七、卷九两处多出“词话”两字，特别是卷七的题名，竟与词话本完全相同，这无疑是修改词话本时不慎留下的痕迹。假如崇祯本与词话本是平行发展的两种本子，甚至先有崇祯本，后出词话本的话，就决不可能两处凭空加上这“词话”两字。 2、当为卷十处的卷号却题作“卷之九”，卷十六处上图甲本缺“六”字，上图乙本作“十五”。这些纰漏都说明此崇祯本的“二十卷”是据词话本临时仓促编排而成，并非来自经过辗转传抄的原有的二十卷本。 3、从一会儿冒出“新镌”，一会儿又冒出“批点”、“评点”来看，也都可以看出临时修改、添加的混乱情况，不像据原本刊成。 这些现象，是客观存在，不是凭臆测所得；从中得出的结论，我还是坚持。特别是第1点，这是崇祯本修改词话本的活化石，决不能轻易地否定的。因为这完全不是什么后人的“假冒”。固然，至清初，有“古本八才子词话”之类的书名，用“词话”两字来“假冒”，但这里是在二十个“卷题”中漏出两个“词话”来，是“假冒”的样子吗？再说，上图甲本、乙本、天津本、北大本等固然不是崇祯本的“原本”，我们目前还无法找到崇祯本的“原本”，但它们共同反映的这一现象，不正是说明了“原本”给它们带来了这样的胎记吗？不正是说明了崇祯本“原本”就是从《新刻金瓶梅词话》那里修改而来的吗？ 以上两点都是从文本的客观存在来正面肯定崇祯本必从《新刻金瓶梅词话》而来，下面就目前认为崇祯本早就传抄，与词话本是“兄弟关系”的一些主要论据略作分析。 一、二十卷问题。谢肇淛《金瓶梅跋》说他看到的抄本《金瓶梅》是“为卷二十”，今见的所有崇祯本均为二十卷本，而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却是十卷本。这就成了《金瓶梅》抄本或“原本”是二十卷本而非词话本的重要论据。其实，一百回大书，在传抄过程中如何装订，本有一定的随意性，对“卷”的含义也有不同的理解。叶桂桐先生曾据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共装订成二十册”，说是“每册大致相当于传抄本《金瓶梅》的一卷” 。此说尽管被魏子云先生批评为将“册”与“卷”混淆了起来 ，但实际上却道出了谢肇淛所说“卷”的模糊性，我们为什么不能说谢肇淛所说的“卷”就是当时装订成的“册”而不是现在《新刻金瓶梅词话》所标的“卷”呢？再说，即使当时流传的抄本确实标目为二十卷，但在刊刻《新刻金瓶梅词话》时为什么不可能改为十卷本装呢？叶桂桐先生说，今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之所以将“本应为第五卷的开始”的第四十一回处，误印成了“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四”，就是因为将抄本二十卷改为十卷而致误。这个说法不能说全无道理。总之，以一人所谈之抄本的卷数来区分流传的《金瓶梅》的实际内容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二、关于《金瓶梅》的书名问题。论者认为在万历、天启年间文士谈及《金瓶梅》时多用“金瓶梅”三字，而未见用“金瓶梅词话”，今崇祯本的版心即刊“金瓶梅”三字，而词话本的中缝题“金瓶梅词话”五字，可见当时流传的乃是崇祯本系统的本子。其实，文人笔记所记，多用简称，这正像《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传》，多简称为《三国志》，《忠义水浒传》多简称为《水浒传》一样，将《金瓶梅词话》、《金瓶梅传》简称为《金瓶梅》也并不奇怪。目前所知最早称《金瓶梅》为“金瓶梅词话”的是《幽怪诗谭小引》中的一段话： 不观李温陵赏《水浒》、《西游》，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乎？《水浒传》，一部《阴符》也；《西游记》，一部《黄庭》也；《金瓶梅》，一部《世说》也。 此引作于崇祯二年己巳（1629），“上距《金瓶梅》传入文人圈已经35年”，所以往往被人视为后出而不予重视。其实，作者在这段文字的后面也用简称《金瓶梅》，但在谈到汤显祖欣赏的《金瓶梅》时，特别用了《金瓶梅词话》。这里加上“词话”两字当有根据，只是我们现在一时难以找到汤显祖的原话。而且，有研究者早就指出汤显祖确实深受《金瓶梅》的影响，特别是他的《紫箫记》可能与《金瓶梅》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汤显祖死于万历丙辰（1616），且《幽怪诗谭》一书多记万历及万历以前的故事，这完全可以说明《金瓶梅词话》在汤显祖时代早已流传，或者说，当时一般人简称的《金瓶梅》即是《金瓶梅词话》。 三、关于《金瓶梅》的序跋问题。今见崇祯本卷首只有东吴弄珠客序，而词话本前还有欣欣子序与廿公跋。但当初薛冈谈及的仅是东吴弄珠客序，基本看到全书的沈德符谈到作者时也未及欣欣子序中提到的笑笑生，这都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不知有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这似可证明他们看到的抄本只是崇祯本系统的《金瓶梅》而非词话本系统的《金瓶梅词话》；今见《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的序跋也不统一，欣欣子序文字讹误甚多，而东吴弄珠客序及廿公跋却“正确无误”，显得“非常特殊”，而这一序一跋所刊刻的字体与欣欣子序也不同，一用宋体，一用写体，且东吴弄珠客序称书名为《金瓶梅》，而不称“词话”，与欣欣子序称“词话”相杆格；如此等等，无非说明先有东吴弄珠客的序而欣欣子序是后出的。 其实，假如换一个思路来考虑这些现象的话，正可窥见《金瓶梅词话》及其序经辗转传抄而错误百出。薛冈所见东吴弄珠客序并不是在早年“往在都门”时，而是“后二十年”看到“刻本全书”时。这个序言及跋是在刊印《新刻金瓶梅词话》时加上去的。写序的人很可能就是冯梦龙 。中国民间历来有“龙戏珠”或“二龙戏珠”等传说。出身于苏州的名梦龙、字犹龙、别署龙子犹的冯梦龙用“东吴弄珠客”为号不是顺理成章吗？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冯梦龙见到《金瓶梅》抄本后十分“惊喜”，并“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沈德符当时不愿将自己的书拿出去付刊，但书坊还是从别处购到了一部抄本《金瓶梅词话》。在付刊前，请曾经为之“惊喜”并怂恿书坊刊刻的冯梦龙作序，也在情理之中。于是，这篇东吴弄珠客序及同时请人作的廿公跋明显与欣欣子序有所不同。当《新刻金瓶梅词话》出版后，书坊主觉得书中问题多多，很可能即商之于冯梦龙，将词话本进行修改与评点，于是就有了“崇祯本”。这从崇祯本卷首仅收东吴弄珠客序与同时所写的廿公跋而删去了欣欣子序，以及东吴弄珠客序后删去已不合时宜的题署时间、地点来看，也清楚地表明了词话本中的东吴弄珠客序是原序，崇祯本中的东吴弄珠客序是后印的。反之，假如崇祯本中的东吴弄珠客序先有，则词话本在此序后再增加“万历丁巳季冬”“漫书于金阊道中”云云，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从《金瓶梅》的序跋来看，也只能证明崇祯本及东吴弄珠客序是后出的。 四、关于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异文问题。梅节先生在校订《金瓶梅词话》时，花了极大的工夫对校了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异文，功莫大焉。在这基础上，他作了一些推论。其《〈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一文中的第三节《崇祯本并非改编自〈新刻金瓶梅词话〉》与第五节《〈新刻金瓶梅词话〉大量校入见诸崇祯本的改文》两节比较集中地谈了他的观点。但我觉得，仅凭这些异文是得不出梅先生沿着一种既定的思维定势所推论出来的结论的。比如，在第三节中他所举的第一例说： 第二回，西门庆看中潘金莲，无法入脚，托王婆做牵头。王婆便卖弄自己“杂趁”手段。词话本原文： 老身不瞒大官人说，我家卖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十月初三日下大雪那一日，卖了不（一个）泡茶，直到如今不发市，只靠些杂趁养口。 “十月初三日”，容本《水浒》作“六月初三日”。王婆这里说的是鬼话：她开茶铺，却靠“杂趁”过活。如果闰年，十月初三北方下雪不稀奇，“六月初三日”下大雪则纯然是鬼话。崇祯本也作“六月初三日”，同《水浒》。可能艺人本也同《水浒》，十卷本词话在流传中“六”误“十”。但崇祯本的母本却不误。 梅先生校出“十月”与“六月”之别，很有意义。以下，梅先生还连举数例均为《金瓶梅词话》抄《水浒传》文字中出现的差错而崇祯本予以改正的例子。这一问题，实际上韩南早就看出，所以说过“乙系（崇祯本系统）并非源之于甲系本（词话本系统）”的话。实际上，这种现象的产生十分简单：词话本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错讹，《新刻金瓶梅词话》予以照刻；冯梦龙辈将《新刻金瓶梅词话》修改成崇祯本时，根据熟悉的《水浒传》进行了校改，如此而已。至于后面并非据《水浒》修改的例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梅先生在第三节中所举的第6例： 第九十一回，官媒婆陶妈妈与薛嫂儿替李衙内说聚孟玉楼。玉楼比李衙内大六岁，两个媒婆怕衙内嫌岁数大，想瞒几岁。路上找了个先生算命看看能不能替他瞒几岁。算命先生断言，玉楼“嫁个属马的夫主方是贵”，“往后一路功名，直到六十八岁，有一子，寿终”。词话本原文： 两个媒人，收了命状，岁罢，问先生，与属马的也合的著？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炼，定成大器，正好！当下改做三十四岁。 崇祯本原文： 两个媒人说道：“如今嫁的倒果是个属马的，只怕大了好几岁，配不来。求先生改少两岁才好。”先生道：“既要改，就改做丁卯三十四岁罢。”薛嫂道：“三十四岁与属马的也合的著么？”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炼，定成大器，正合得着！”当下改做三十四岁。 对照两个本子，词话“岁罢”以上，脱去四十六字。两本还有一些文字歧异，可以解释为编纂者的加工，但无论如何，现存说散本根据十卷本词话，是补不出这样一大段文字来的。合理的解释是，崇祯本另有所本。 梅先生比较两本的文字后，实际上是从崇祯本倒看过去的，觉得十卷词话本脱去了四十六个字。但假如仔细对照的话，词话本中“收了命状”四字未见在崇祯本中，词话本中“问先生”与“正好”两处，也与崇祯本不合，故显然不是词话本简单地脱漏了所谓崇祯本原本中的四十六个字的问题。最大的可能，还是崇祯本修改者在这里觉得词话本有错误与脱漏，于是就进行了修补。另外，还有两种可能：一是，这种错误是刻工手误，冯梦龙辈本与书坊主熟悉，在改编成崇祯本时，或许还是参考了《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底本；二是，《金瓶梅》镶嵌了不少当时现成的作品而成，这一段也有可能镶嵌了如《水浒》之类的其他现成作品，修改者就据以添加。总之，情况是相当复杂，有多种可能的存在，未必据此就能一口咬定“崇祯本并非改编自《新刻金瓶梅词话》”而出自所谓“共同的祖本”等。 梅先生在《〈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的第五节中，进一步根据一些异文来论证“《新刻金瓶梅词话》大量校入见诸崇祯本的改文”,以此作为“崇祯本并非源自十卷本词话”的“最强有力的根据”。其“方法是将十卷本词话的例句，减去校入见诸崇祯本的改文”；前面再列所谓“原本”的文字，其“原本我们今天已看不到，是推论出来的”。假如心中先有一个成见，那么如梅先生这样来作推论，似乎也颇合理。但我认为这种推理也是一厢情愿，经不起推敲的。且看梅先生所举第一例，即“第十五回西门庆在李家吃花酒”时的文字： 桂卿外与桂姐，一个琵琶一个筝，两个弹着。（原本） 桂卿、桂姐一个弹筝，一个琵琶，两个弹着。（崇祯本） 桂卿外与桂姐一个弹筝，一个琵琶一个筝，两个弹着。（今本词话） 梅先生举此例句后作了这样的推论： 今本词话“一个弹筝”四字校入说散本改文，造成重文。 对此，我颇感奇怪，假如真的是词话本据崇祯本校入“一个弹筝”四字的话，其校者岂不是太糊涂了吗？明明下面有“一个筝”三字，且“一个琵琶一个筝”句还算通顺，怎么会再加上一个“一个弹筝”、去叠床架屋、越改越错呢？合理的推论还当是倒过来思考：崇祯本的改编者看见词话本此句有重文与不通之处，于是就删去了“外与”与“一个筝”五字。这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即使是一般水平的校改者也会做的事情。因此，梅先生在此节中所举的这类词话本有问题而崇祯本改得通顺的例子，据我看来，恰恰都是证明了崇祯本据词话本改编的“最强有力的证据”。 五、关于崇祯本的批语。早在1985年，我在《〈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中即指出，崇祯本第四回、第三十回两处分别提到了“原本”与“元本”，其结论是：“崇祯本的批改者向我们透露了：词话本就是《金瓶梅》的原本。”对此，梅先生在《〈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中也承认：“这两条批语都批在崇祯本上，所谓‘原本’、‘元本’，当然不排除是词话本。”但他举出第二十九回关于“西门庆的八字，说散本与词话本不同。词话本所开列的四柱，不符合八字构成法则”，却没有批语指出其四柱不合；而“崇祯本作了修改”，使之正确了，但上面还有眉批：“四柱俱不合，想宋时算命如此耳。”于是梅先生得出了这样的推论：“既然崇祯本已经改正词话本原八字的错误，四柱皆合，为什么竟有‘四柱不合’的眉批呢？合理的推测是继承自母本。”笔者认为，这个推理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词话本的抄本与刻本本来都是没有批语的，但崇祯本改编者是边改边评的，所以出现这种既指出其错误，又进行了修改的现象是十分正常的。反之，假如此批原自所谓崇祯本的“母本”，倒是十分奇怪了：母本原来就是“四柱皆合”的，为什么还要批上这句“四柱俱不合”的话呢？所以，正确的推论当是：崇祯本的批语，都是冯梦龙辈在根据新刻的词话本进行边改边评时加上去的。 上面就崇祯本源自《新刻金瓶梅词话》谈了几点看法。毫无疑问，这里也多推测之词，但怎么样推论才较合理，读者自可思考。不管怎样，最重要的根据还是文本存在的实际，假如果真能发现一部《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前的刻本《金瓶梅词话》和廿卷本的崇祯本“母本”的话，那我承认这些推论全部错误，否则，事实告诉我们的结论只能是《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刻，目前所见的崇祯本即是从此本词话本改编而来。 三、关于崇祯本的若干问题 关于崇祯本各本之间的关系问题，我曾写过《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再论〈金瓶梅〉崇祯本系统各本之间的关系》两文 ，前一文的主要观点是： 崇祯本系统中，二字行眉批本当为最先刊出；三字行眉批内阁本、四字行眉批北大本、天理本、上图甲本及混合型眉批上图乙本、天津本三类分别从二字行眉批本出；无眉批的首图本则从内阁本出。至于四字本中的北大本、天理本、上图甲本，也非同版，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后一篇文章针对梅先生认为崇祯本系统中的“正头香主”是内阁本的观点，从“有意简略”、“时见脱漏”、“特多错刻”三个角度实证了“内阁本不似原刻形态”，并同时谈及了一些其他有关问题。今梅先生《〈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一文针对拙见提出了若干新的意见，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略作辩白。 第一，王孝慈藏二字行批本与世界文库本。王氏二字行批本目前只能见首页及图像的照片于“世界文库”与现代翻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中，郑振铎在“世界文库”中排印《金瓶梅词话》时，用“崇祯本”加以校勘，并出了校记。故包括我在内的一般人长期都认为郑振铎即用王氏本的崇祯本加以校勘的。但我发现世界文库本的第十七回所用“崇祯本”均将词话本中的“夷狄”改掉之后，即认为“郑振铎的确并未用王氏本作校，而是用了一种晚出的崇祯本、甚至是可能用了某种竹坡本来冒充崇祯本作校的”。这里就与梅先生产生了分歧。梅先生认为“郑氏不会也没有必要挂羊头卖狗肉，图版用崇祯本的王氏藏本，却‘用某种竹坡本来冒充’，欺骗读者”，其实质即要说明王氏藏本实际上是一种后出的劣本。而我认为，郑氏所用的图版是从王氏那里借来的，而实际所用的文字校本并不是王氏藏本。这倒不是要像有的日本学者那样指摘郑氏在校勘《水浒全传》时人格上有问题，而只是说明当时人们对“崇祯本”的认识还没有现在那样深入，不知道貌似相同的“崇祯本”实际上也大有出入，更何况真如梅先生所说的，“点校等均假手他人，‘这在当时都是如此’”，是很容易出这样的差错的。因为从图版等各种情况看来，王氏本不像是后出的劣本。 第二，关于眉批的多寡问题。梅先生为了说明“内阁文库本许多方面比北大本更接近崇祯本原刻形态”，除了强调序跋的多少问题之外，又提出了“眉批内阁本也最多”的论点。所据的的证据是：“据刘辉、吴敢《会评会校本》统计，内阁本有北大本无者74条，北大本有内阁本无者27条。”这句话不明确是刘、吴两人的统计呢，还是梅先生据刘、吴两人的本子所作的统计。我查了刘、吴两人的文章，未能发现，这就恐怕是梅先生据刘、吴的《会评会校本》所作的统计了。但是，这种统计是十分不可靠的，因为刘、吴两人所作的会评未能正确地反映真实的情况处极多，比如，我曾提到过的第三十七回北大本有“似坐，似想，似托怨，口角宛然”的眉批，内阁本阙。但在刘、吴本上只是标了“绣像本评”（此表示各本都有），未能反映出北大本有而内阁本无的真实情况来。反过来，比如第十二回，刘、吴本眉批处有一则“绣丙本评”（意即内阁本评）：“妙在件件皆请客之物，则鷫鹴等项自别。”言下之意即北大本所无，惟内阁本有，而实际上北大本也是有的。眉批是如此，夹批也是如此，如第一回刘、吴本夹批有五十处标“绣乙本评“（即北大本评），实际上多数内阁本也是有的。总之，用刘、吴本作统计，不足为据。此其一。其二，这样论证本身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两本互有脱漏，这只能证明两本都不是原刻，多几条，少几条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三，插图问题。北京中国书店2002年春季拍卖会所提供的一种《金瓶梅》图册，梅先生认为即是“内阁文库系统已遗失的百幅图册”，并以此推想：“万历天启初刊行的是文人第一代改编本。精明的书商看到这是一条财路，立刻增评、绣图、改文（包括帝讳），在崇祯初推出新版，这就是第二代说散本，亦即崇祯本的原刻本。内阁文库本是这一原刻本的简装本。但是出版界的竞争古今如一。书林有人见到《金瓶梅》销路好，于是将之重新包装，出豪华版。文本仍是第二代说散本（个别文字作改订）。取消廿公跋，只留弄珠客序。最具特色的是版面加大，行款更大方，如回数、诗曰、词牌等都单独占行。聘名匠将内阁文库本系统的五十页百幅图增加为百页二百幅。”这里且不论梅先生已将原说是“正头香主”的内阁文库本改称是“第二代”的“原刻本的简装本”了，我想只讨论问题的实质：究竟是先有刻工粗劣简陋的五十页绣图，然后再有书商“聘名匠”，“将之重新包装，出豪华版”一百页的插图本呢？还是先有认真刊刻精美绣图一百页的本子，然后由商人投机取巧、偷工减料、炮制五十幅粗劣的插图去应付市场呢？假如我们抽象的来“推想”，两种可能都有，都符合商人的出版心理。但假如我们结合当时出版的背景和实际操作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只能是后者。这是因为崇祯本的改编与出版是在不满词话本的冗杂错讹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校改。这种校改实际上差不多是一种再创作。在这基础上再作了评点。从大的方面来看，其作风是认真严肃的（只是在付印时，原未注意的卷题改得仓促，出了紕漏）。与此相应，其绣图也是延请了一时名手所刻，且刻得精良，与当时苏州刊刻的、与冯梦龙有关系的“三言”、袁无涯本《忠义水浒全书》的插图的版式、风格都十分接近。因此，其原刻本当是一个比较精良的本子。再从实际操作来看，正如我以前说过的，“不可能根据一种仅有五十叶插图的‘原本’去增刊风貌相同的插图五十叶。反之，翻刻时只有删减原有的插图，才有可能使删剩的图面与原本保持一致。” 这仅是从大的页面来看的。这从具体的画面来看，在《再论〈金瓶梅〉崇祯本系统各本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我又这样说过： 在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内阁本的插图品质如何？是“精美”的，还是粗劣的？现在不得而知。但从首图本来看，其插图均为王氏藏本的仿刻，形神均无，粗劣不堪，又减少了一半，这都暴露了书商追求利润而减少成本的思维。内阁本坊主的思维与首图本是一脉相承通的。他复刻王氏藏本的一半不可能精工细雕，其水平能达到北大本之类的水平也是相当不易的了。当然，我这个分析也需得到实物的验证，在未见到内阁本插图之前，也与梅先生一样，只能是一种推测。 现在，从北京2002年春季拍卖会上冒出的一本内阁本系统的图册，就证实了我原来的推测的正确性。从其影印的第52、53两回的插图来看，明显比王氏本粗 （上为拍卖之内阁本系统的第52、53回插图，下为王氏藏本第52、53回插图） 劣，且减狭了画幅，因而图象的两边均缺少了内容。再如两图的右上角，都缺略了树木或山石之类的图象。这样一种粗劣的东西，明显地暴露了它翻刻他人、粗制滥造的痕迹。试想，假如反过来，如梅先生所想，在原来劣本的基础上，延请一些名家来豪华包装，那还有必要和可能去因循这样的滥图，去扩大同样的画幅，去增加同样风格的五十幅画面吗？很显然，据一百幅精美的插图，删去一半，粗糙地翻刻一下，具有可操作性；反之，据五十幅滥图，去改造这五十幅、再增加同一风格的五十幅画，是不可操作的；要“豪华包装”，也只能另起炉灶。正因此，内阁本决不可能是崇祯本“原刻本”或最接近“原刻本”的本子。 《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刊刻问题十分复杂，且能实证的材料较少，本文所论只是一孔之见。梅先生是我尊敬的长者和很好的朋友，我们只是为了学术而相互论难。我衷心希望继续得到梅先生的教诲和各位同好的批评，以把问题搞得更加清楚些。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