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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南京大学顾洁诚先生的《<西游记>作者之我见》对近年来关于《西游记》作者之争提出看法，实为难得。但，顾先生说“一些支持吴承恩说的学者的观点也都属于主观臆测”“这些结论的得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他们的前提是已承认吴承恩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但他们又恰恰要用这些观点来证明吴承恩确是作者，所以，这些结论是不成立的。”并进一步说“我认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确实不是吴承恩。长期以来吴承恩作《西游记》已成为文学常识，实际是错误的。”⑴这武断的推断加上不从历史、实际出发的结论也是“主观臆测”，不能使人信服。
让我们回溯《西游记》研究史，作者之争一直是针锋相对、旗鼓相当的。
关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最早的版本《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系金陵世德堂付梓，扉页上没有作者姓名，只有“华阳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字样，共二十卷，且第九、十、十九、二十卷又题“金陵荣寿堂梓行”，第十六卷第三行又题“书林熊云滨重锲”,这实际上是至少三种版本混合、杂糅而在的版本，这留下了一桩令人困惑难解的悬案。况且在明代中叶，正统文学“诗文”仍占据主导地位，通俗小说难登大雅之堂，百回本《西游记》又是一种“借神魔而言情，托鬼怪而喻意”的神魔小说，对当时势如烈焰的道教多加讥刺贬斥（帝王崇道），谁敢将姓名署上？这是特殊时代特殊的办法，作者隐姓埋名，恰恰是合理而真实的状况。
顾先生梳理“疑吴”、“否吴说”的诸多证据，其中最关键的是对于明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中：“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记载问题的质疑，这并非新话题，而是自鲁迅、胡适以来的旧话题，1983年，章培恒重新拾起，作为主要质疑论据之一，“并没有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著作，同名著作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以此向通说挑战。黄永年、杨秉祺紧随其后，构成“疑吴、否吴说”“三殿军“。至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山西学者李安纲步其后尘，彻底否定吴承恩著作权则是后话。⑵又有台湾、日本及海外学者遥相呼应，形成“世纪之争”的绝妙景观。李安纲只是其中用力最勤、呐喊最响的人物。⑶却也从上述方志中寻求疑问，那么，以苏兴、蔡铁鹰、谢巍、曹炳建等为代表的学者们是如何应对这一关键问题的呢？
苏兴仔细梳理了吴玉搢、阮葵生、丁晏等人的看法，认定鲁迅、胡适等人并非盲从。天启《淮安府志》编撰者把吴承恩的《西游记》与“杂记”联结起来谈，就不能讲什么“孤证”，游记类的东西既不需要“善谐剧”者来写，也难于因而“名震一时”。天启《淮安府志》编撰者是当时当地人，“孤证”也可以立。况且，过去时代人对笔记小说与通俗小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把通俗小说称为“杂记”也有可能。（4）万历二十年陈沅之序《西游记》，概括作者的特色便是“跅弛滑稽之雄”。这是读《西游记》者的共感，吴玉搢由“滑稽之雄”联想及于“善谐剧”者作的杂记，把《淮贤文目》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重合到百回本《西游记》身上，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合情合理。
蔡
铁鹰认为，对《淮安府志》提出疑问固然很重要，但这样的理由假想成份太重，明显地缺乏后续手段。按正常的逻辑推理，要证实吴承恩的《西游记》确系异书，必
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找到吴承恩同名异书的《西游记》或有关资料，二是考出百回本的真正作者，而目前在这两个问题上都难得出令人比较信服的结论，天启《淮
安府志》的记载，距吴承恩生活的年代不过四十年，应当可信，辅以“志”（《人物志·近代文苑》）中的吴承恩小传，以及吴氏生前好友陈文烛、陈耀文、“通家晚生”吴国荣所作的《射阳先生存稿》序跋、清初乡人也是知名学者吴玉搢、阮葵生、丁晏等人的记述，便构成了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的主要证据。（5）谢巍先生指出：“不知章君（指章培恒，笔者注）有否研究明人的一些方志，或者曾经浏览一下明人方志中的“经籍”“艺文”等，凡有“经籍”、“艺文”、“著述”、“书目”等一门的，均以人物为主，著录其著作，也就是著者目录，从未见有分类目录。因而，也就不会有著录说明它是否通俗小说（明人无此概念），更不会著明它有多少回。较重要的诗文集才见著录多少卷，一般的书有著或不著录卷数的。可以说没有一部明人“演义”小说著录它有多少卷，这是方志书目的特点。因为在正统又守旧的修志人看来，通俗小说是不应该列入“经籍”“艺文志”之中（如自同治《山阳县志》开始，艺文志便不列《西游记》）。那么，天启《淮安府志》怎么著录呢？有二个原因，一是吴承恩“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6），而《西游记》是其“复善谐剧”的代表作、成名作，怎么能不著录呢？二研究一下天启《淮安府志》的修志经过，便可知道吴承恩的表外孙丘正纲所起的作用，以及修志人的钦佩胆识。由于特殊原因，这部小说才列入“〈〈淮贤文目〉〉”。“怀疑”，一种还没有证实的想法（指章培恒怀疑，本文作者特注），怎么能成为证据呢？仅仅“怀疑”，而没有确实的证据，怎能推翻前人的说法呢？（7）曹炳建指出：诸多疑点可以证明，天启《淮安府志》并没有目验吴承恩的著作，只是照抄前代有关“〈〈府志〉〉”。查《明史·艺文志》，曾为《射阳先
生存稿》写过序的陈文烛，曾撰写过《淮安府志》十六卷。天启《淮安府志》很可能就是照抄陈文烛的《淮安府志》。对于《西游记》，陈文烛含糊其辞，既不言明
性质，又不言明卷数，显然有难言之隐。陈氏应该是吴承恩亲友中少数几个知道吴承恩写有小说《西游记》的亲友之一。陈氏将吴氏《西游记》收入正史，是由《西
游记》宗教性质决定的。一般正史虽不收通俗小说，但并不拒绝宗教类作品，这从历来正史《艺文志》多有“释类”即可看出，在《千顷堂书目》之前，还有一部《徐氏家藏书目》，又名《红雨楼书目》，在其“子部，释类” 就明确记载着：“《西游记》，二十卷。”（8）
由此可见，关于天启《淮安府志》有关吴承恩《西游记》的记载问题，应当科学、客观地审视，“怀疑”固然有点道理，但不能以此为证据，科学的实证从未建立在“怀疑”的基础上，“怀疑”恰恰是最突出的“臆测”“假设”“假想”，顾洁诚先生重复、继续章培恒诸君的“怀疑”恰恰正是属于亘古未有的“主观臆测”。至于扬言“惟一一条‘可信’的证据就这样被彻底推翻了”，恐怕太过于武断，陶醉于“先入为主”的臆测、“怀疑”，便进而推断“那还有什么证据证明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呢？一切都只是主观臆测”，就更加罔断，真理走前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顾先生的推断扬言失之于罔断与轻率。有什么证据？《淮安府志》就是证据，《射阳先生存稿》就有证据，“金陵世德堂官版大字西游记”就有证据，问题是，你（读者也罢，学者也罢）如何客观、冷静地看，无视苏兴、谢巍、蔡铁鹰、曹炳建也罢，无视吴玉搢、阮葵生、丁晏也罢，但无视《淮安府志》、明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及文学发展状况、“世德堂官版大字西游记”所透露的关于作者的蛛丝马迹，就太过于武断与轻率，当然，这样做非常方便、省事，打倒吴承恩，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们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吴承恩的“承恩”二字在百回本《西游记》中出现过三次，刘勇强认为“这样漫不经心地把名字嵌入小说中，是否不近情理呢？”，黄永年指出“如果吴承恩真是作者，何致在这里用上‘承恩’二字，而且用在形象并不光辉的‘八戒’的前面（9），顾洁诚也认为“两位先生的意见很中肯，虽说在明代避讳不像其他朝代那么严格，但把自己的名字随便用到自己的小说中去总还是不合理的”。这些见解均从一般正统文学家的角度看问题，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判断（不是“臆断”）
事理应根据具体情况，不能脱离特殊的人物、事物。百回本《西游记》在明代文坛（当时）究竟有何地位？那个时代正宗的文学恐怕并非小说！哪一个人胆敢冒天下
之大不韪，理直气壮地公开声称自己创作小说？！即使《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也都是隐姓埋名呀！《西游记》蔑视天庭、嘲弄佛道教，唐突儒学，“三教混融”，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确是一部富有寓意的“游戏之作”（10）吴承恩一生坎坷、失意。“复善谐剧”，诗词文赋曲、小令、小说众体兼备，涉足大运河、南京、茅山、镇江、扬州、杭州、湖州、长兴、长江、蕲州等地，与百回本《西游记》诞生相辉映、交织、融通，至今还找不到一个取代他的人成为百回本《西游记》的定稿人，恐怕也证明非他莫属。走“近”吴承恩，走“近”百回本《西游记》，走“进”吴承恩的时代生活、精神世界；百回本《西游记》的诞生地南京（秣陵）、茅山，“华阳洞天主人校”，非闲笔也。参透这些，我们再看“承恩”二字那么鲜明生动而滑稽地跳入亿万读者的面前，并非刘、黄、顾三豪杰桃园结义般地断然否定作者，而实际意义与价值所在，便是，为何这样做？吴承恩不甘心啊！？他岂能让心血（大半生）白流，有意点染，貌视闲笔，恰是“万马齐喑”“白色恐怖”下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呀！？你说是罢？！他“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是怎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啊！”。陈文烛不甘心，丘振纲不甘心，吴玉搢、阮葵生、丁晏也不甘心啊！？鲁迅先
生更是不甘心，胡适尤其不甘心，不仅有《西游记考证》，而且还重写了第八十一难。这种举动，将名字嵌入小说中，恰恰是古代文人的玩世、游戏笔法的具体表现
啊！古往今来，并非吴承恩一人而己。屈原、司马相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不都做过类似风雅的举动吗？看看他们的名字、绰号及作品便能理解了！从
另一方面衡量则恰恰印证了非吴承恩莫属啊？为什么不嵌其他名字，恰恰嵌“承恩”呢？参透这些，便能心领神会呀！今日研究者若能参透这些，不正是进入与古人达到平等对话的“知音”境界吗？高山流水、射雕英雄在水一方！……
百回本《西游记》究竟有没有透露出关于作者情况的蛛丝马迹呢？客观地说，不仅有，而且很多。扉页《陈沅之序》说的很清楚：“《西游记》一书，不知何人所为，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意，近跅驰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此书直寓言者哉！”陈序是目前见到最早评论百回本《西游记》的文字，界定了作品所诞生的时代——“浊世不可以庄语也”的明代中叶以后，透视了作者的基本情况，所谓“天潢河侯王之国”,王府也，非胡义成的乱解（11），八公之徒，王府的幕僚也,吴承恩做过“荆府纪善”,灵柩上“荆府纪善”赫然在目。 “跅弛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小说总体艺术风格也,这是关于作者艺术风格的基本展示,所以与此同时代的天启《淮安府志》才有“《西游记》”的记载,又有吴承恩“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的记述。考吴承恩生平事迹与百回本《西游记》相关联之处较多。百回本《西游记》中跳动着吴承恩的灵魂,刘振农先生找出十二条证据(12)，刘怀玉找到百回本《西游记》中“三次提到都土地庙”，唐代长安并无都土地庙，淮安却有一个“都土地祠”。作品84回提到吃蒲菜根明代“人罕有食者”，
淮安却不同，吃蒲菜根传统延续至今。（13）颜景常指出：从整体上看，《西游记》中的饮食习俗淮海味很重。淮海话区以外的作家写不出《西游记》。（14杨
子坚则论证道：1，吴承恩具有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2，吴承恩具备写作《西游记》的条件，3，只有在吴承恩生活的时期才能产生《西游记》。（15）
关于吴承恩诗文集中有无“吴氏写小说《西游记》的蛛丝马迹”问题，顾洁诚说：“遍查吴承恩诗文以及亲朋好友的文字，确实未有吴氏写有地理或游记类著作的蛛丝马迹，但同样，也未有吴氏写有小说《西游记》的蛛丝马迹”。这不是什么新见仍然是建立在以章培恒、杨秉祺等人“疑吴说”基础上的寡见，殊不知，近百年来，赵景深、刘修业、苏兴、刘怀玉、石钟扬诸位已找出《射阳先生存稿》中诸多诗文与百回本《西游记》之关联，恐怕是顾先生所未见或熟视无睹的吧？也许顾先生又会说是“属于主观臆测”了。但，为何这么多人均从吴承恩集子中找到与百回本有诸多直接、间接的联系呢？难道是历史巧合，还是“五四”以后，包括鲁迅、胡适等诸位大师们“有意制造的阴谋”（16）。无视近百年来诸多学者们的探索与成果，冒味地以“主观臆测”来定性，试图否定一切前人的心血汗水所凝成的学术果实恐怕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立场吧！？吴承恩文集中《二郎搜山图歌》、《禹鼎志序》、《赠张乐一》、《海鹤蟋桃篇》、《贺金秋泉翁媪障词》、《金陵客窗对雪戏柬朱祠曹》、《陌上佳人赋》、《金陵有赠》、《点绛唇》、《浣溪沙》、《菩萨蛮》等与百回本《西游记》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关键看你如何理解百回本《西游记》。石钟扬说得好：“《射阳先生存稿》中隐藏着《西游记》的灵魂与肢节”，“吴承恩具备著《西游记》的种种素质”。（17）我从百回本《西游记》中田园诗切入，比照《射阳先生存稿》中田园诗词与其关联性，探寻其结果，百回本《西游记》虽是一部神魔小说，却以山水田园诗的多广杂而独步古典小说之林，可谓集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之大成，作者定是一位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热爱山水田园、崇尚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田园诗人中。汲汲乎富贵尊宠、劳顿于官场之人不能写出那么多充满世外桃园之气息的山水田园诗。“怀疑”“否定”“肯定”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各方均忽略了山水田园诗——这
一百回本《西游记》里貌似闲雅却意蕴深厚的文本载体，尽管《西游记》里的山水田园诗词数量众多，但真正地表现作者核心思想的则是第九回首端的张梢与樵子李
定的一段对话，虽为游戏笔墨，却突出显露出作者热爱山水田园的审美情趣。吴承恩自觉创作大量山水田园作品，据统计，吴氏现存诗123首，涉及田园风光有
37首，占全部30.8%。惊世之作《西游记》并非无根之水，它是作家吴承恩继承中国传统文学的典范之作。
顾洁诚文章最大的错误与不科学之处在于，对于争论双方并没有客观、全面地介绍，偏向“怀疑”“否定”方，竭尽全力选择有利于己方的所谓证明、论据、论证，一步步走向错误的怪圈。说什么“他们（指肯定方，笔者注）的前提是已承认吴承恩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但他们又恰恰要用这些观点来证明吴承恩确是作者”。这真正滑天下之大稽，谁首先有这样的前提？论争双方不都是围绕天启《淮安府志》、《千顷堂书目》、百回本《西游主》中的方言等来论辩的么？！无论章培恒、苏兴，还是黄永年、蔡铁鹰，还是李安纲、曹炳建诸位先生，都没有在这种顾先生所说的所谓“承认吴承恩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前提下进行论辩的，我们相信，争辩双方连这点“小儿科”的基本素质、方法还是有的。顾先生的话恐怕有点藐视这一批学人了！为了打倒“通说”，彻底消除“肯定说”，玩起这种文字游戏，恐怕不够君子风范、大家风度。
最后，顾先生又说，“黄永年先生已考证，百回本的原本初刻应在嘉靖初年就已出现，这一点可以确证”。这也是建立在“否吴说”基础上的又一“臆测”。关于百回本《西游记》的初刻本一直有争议，有人说金陵世德堂本就是初刻，有人否定。黄永年是“否吴派”的中坚人员，出于立论考虑，当然就必须千方百计地找出证据多方求证来否定吴承恩著作权，否定了万历年间的世德堂本为初刻本，等于扳动了一块大石头（证明吴承恩作百回本《西游记》时间的有力证据），将时间提前至嘉靖初年，看似闲笔，似乎符合立论实际，其实意在证明“初刻本”非吴承恩所作，从而全盘推倒“通说”，用心何其良苦呀！事实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看看黄先生的“杰作”：前面说“过去有人认为世德堂本就是百回原本初刻，从上面的考证（实为推测，笔者注）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后面又说“前面说过这个陈序撰写时间据世德堂本是‘壬辰夏端四日’，如未经世德堂本改动过，则这个‘壬辰’就是嘉靖十一年而不是一个周甲以后的万历二十年，这嘉靖十一年也就是带陈序的百回本原本第二次刻本的刊刻年份。”这前后的推断，初刻、二刻已难以准确定性。接着，他进一步推测：“登州府的《西游记》情况不清楚，也许是鲁府《西游记》的重刻本；鲁府刻《西游记》则正和陈序所说《西游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相吻合。因此可以作出这样推测：‘《西游记》百回本的初刻应是山东鲁王府刊刻的藩王府本，刊刻的年代在嘉靖十一年刊刻陈序之前，可以姑且定它为嘉靖初年。’”（18）这就是顾先生所如获至宝的“否吴说”黄永年先生关于百回本原本初刻在嘉靖初年的所谓“确证”。看来也只是推测，并没有铁证，吴圣昔先生就反驳过，详见其专著《西游新解》、《西游新证》。
总之，关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之争仍是一桩仍未了断的悬案，凭目前的条件、所掌握的资料及所运用的方法，均不足以得出令世人普遍认可的结论。“疑吴说”“否吴说”甚嚣尘上，造势强，确有哗众取宠之嫌，“肯定说”一方虽学者如林，大多持保守态度，似乎稳如泰山，不与其争辩，任其“造势”，实为学术研究中的大忌，正确的方法与态度应该是迎难而上，公布事实真相，全面、客观地回溯这桩困绕学界近百年的“世纪之争”，不让任何一方的后继者隐瞒有利于他方的事实真相，以便后学者能科学、客观地作出实事求是的论述、推断，从而为最后了结这桩公案奠定良好基础。
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桩公案的见证者，我十分审慎而直率地坦诚以上见解，期望顾洁诚及诸位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注
⑴顾洁诚《西游记作者之我见》、《古典文学知识》2004年第5期。
⑵、⑶、详见李安纲《苦海与极乐》、东方出版社、1995年10月版；《西游记文化学刊》第二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9月。西游记文化网http://www.xywh.net/。
（4）苏兴《西游记及明清小研究》、上海古籍1989年、P32。
（5）蔡铁鹰《西游记成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12月P260-261。
（6）见明天启《淮安府志》。
（7）谢巍《百回本〈西游记〉作者又研究》，《西游记研究》第二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P184。
（8）曹炳建《西游记作者研究回眸及我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又《西游记文化》2003年第1期。
（9）黄永年《西游记.前言》。
（10）详见吴圣昔《西游新解》，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拙著《西游记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
（11）胡义成《〈西游记〉作者和主旨再探》、《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一期，文中说：“有人以吴承恩供职湖北‘荆府’之事，说‘潢何侯王’指‘荆府’主人，令人费解，‘荆府’在长江岸边，何以是‘潢何（黄河？）候王’？”，实误，“候”应为侯，“潢河（黄河？）”应为“天潢何侯王”，是为补记。
（12）刘振农《“八公之徒”斯人考》《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13）刘怀玉《吴承恩作〈西游记〉二证》，《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
（14）颜景常《淮阴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
（15）杨子坚《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16）李安纲语，在2003年河南大学《西游记》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17）石钟扬《安庆师院学报》1989年2期，《全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9年10期全文复印。
（18）黄永年《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西游证道书〉点校前言》、《文史探微》P567-568、中华书局2000年10月版；又载陕西师大古籍所《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二辑，1992年2月；又载中华书局版《西游记前言》、1993年。原文已刊于＜＜运城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2005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百回本西游记与吴承恩之缘》中期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05sk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