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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巴尔扎克无疑是个烙下了深重印记的人物。然而，他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中国？在接受与传播中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形？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如何？值巴尔扎克诞辰210周年之际，蒋芳的专著《巴尔扎克在中国》(以下简称《在中国》)首次作了专门的、深入的解答。 尽管有人认为，由于受限于以文献实证为主的理念与方法，这个领域的研究很难在理论上有什么建树。但《在中国》一书则作了最大努力的挑战。除了从译界、学术界、教学界、影视界、出版界及文学界等多个层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宏知微地勾画出巴尔扎克在中国受众心中的全面映像之外，该书在其它方面还创见迭出： 一是“发掘”研究者的学术意义，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史坐标系。如论及金嗣峰时，作者指出他不仅在巴尔扎克传播上勤勤恳恳、耕耘不已，为国内学界提出颇具参考价值的真知灼见，为广大读者提供普及性的文学知识，而且还将巴尔扎克研究与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为我国当今文学创作的症结开具药方，为世界文学现象提供个见。二是潜心建构巴尔扎克的诠释诗学，作者以动态的历史梳理与静态的个案研究之参差为经，以传播研究与接受分析之结合为纬，以研究者及其传承为视角，以巴尔扎克的原著为基础，以总体性、经典性、多维性等为关键词，努力丰富巴尔扎克研究的方法、途径、理论、意义及评价等体系。三是通过对“近百年来巴尔扎克在中国的翻译、评论、研究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之梳理，表征了作者宏观、透彻、准确地理解巴尔扎克的能力；同时，作者也常用“越轨”的笔致，直接抒发自己对巴尔扎克本人或作品的研究“心得”，如他对于《高老头》之“悲剧性”的提示，以及由此所表现的“洞识”和处处可见的“思想闪光”，无疑拓展并丰富了巴尔扎克的形象及其魅力。 面对纷繁复杂的著作及研究资料，该采取什么态度，真实地勾勒出巴尔扎克研究的发展轨迹及其趋势？对此，作者不耽于权威，对于高名凯这样的大家也敢于指出，他翻译的《人间喜剧》中的小说，由于注重“紧扣中外文的字、词、句，努力做到一一对应”，有些句子显得“拗口、不甚流畅”，结果它在市场上渐被冷落。作者也不埋没那些影响不大、但在传播巴尔扎克方面功不可没之人。如作者引用与收集的资料，有相当部分来自这些“无名之卒”，他们构成了巴尔扎克在中国传播的不容忽视的部分。但作者更注重这些研究者的独创性，如穆木天翻译方面的最先突破、傅雷着力于主流意识的传达、陈占元在单篇中的超越、杨昌龙立意于创作、孟宪义对《人间喜剧》整体的注目、艾珉的普及性解释与重点性解读等。该书注重巴尔扎克与中国文学相遇的世界意义，如他所说，巴尔扎克对周立波的影响并非某种创作风格、创作方法、创作形式的局部导向和表层指引，而是对其文学创作思想与创作实践的定向启示与定位指要；周立波接受与传播巴尔扎克不再是作为重要个体的独有体现，而是代表了中国文学界引入巴尔扎克时所坚持与奉行的主要倾向。注重巴尔扎克在当今的现实意义，无论是对巴尔扎克的传播还是接受，都不是无的放矢，特别是针对中国文学在各个时期发展所出现的问题，作者有意识地阐发了巴尔扎克被缩略的“拯衰救弊”之效。另外，作者还批判性地呈现了巴尔扎克的文化意义，即在他的文学贡献之外，还兼顾到了他的世界观、人格及个性。在该著中，作者以务实为根本、以求真为追求、以创新为依托，“剖析”了巴尔扎克在中国的深在真相及精神要义。 按照作者本人的说法，该书是用“蛮办法”写出来的，这除了“不取巧、不敷衍”的扎实研究态度之外，还熔铸了他为巴尔扎克蓄贮的理性、热忱与生命的诗意。因之，尽管《在中国》在某些细部可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遗漏，然而，这种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既值得读者信赖，也值得当今学术界提倡。 原载：《文艺报》2009年12月0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