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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版本甚多,仅现存刊本而言,明代就有约30种,清代70余种。但300年来,坊间刻印的,闾里流传的,大都是经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过的版本———毛本。因而,毛本研究成为了《三国演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主要涉及五个方面:一、毛本的作者及生平;二、金序的真伪;三、毛本的版本源流;四、毛本的“评”;五、毛本的“改”。现围绕上述五个方面内容,全面地回顾一下毛本研究的发展历程。 毛本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康熙己未年—20世纪20年代前)。这一时期关于毛本的评价零散而随意,多侧重于毛本的“评”。 康熙己未年(1679)《四大奇书第一种》的李渔序,是现存最早关于毛本的评价。序中称毛氏“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堪与圣叹《水浒》相颉颃,极鉥心抉髓之谈,而更无靡漫拖沓之病,则又似过之”,把毛氏的“评”与金评《水浒》相提并论,而毛氏文笔之爽利似又胜金。雍正十二年(1734)黄叔瑛的《第一才子书三国志序》则肯定了毛氏的删改,他赞叹道:“信乎笔削之能,功倍乎作者!”并且指出了毛氏的修订是建立在旧本《三国》之不足上的,写道:“(《三国演义》)大都附会时事,征实为多,视彼翻空而易奇者,转苦运掉不灵;又其行文,不无支蔓,字句间亦或瑕瑜不掩;卓吾李氏盖尝病之。惜无其人为之打叠剪裁,并与洗刷眉目,所以官骸粗具,生面未开。……最后乃见声山评本。观其领挈纲提,针藏线伏,波澜意度,万窍玲珑,真是通身手眼,而此书所自有之奇,与前代所未剖之秘,一旦批剥尽致,轩豁尽露。不惟作者功臣,以之追配圣叹外书,居然鼎足,不相上下。”黄文关于“改”的认识,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 邱炜萱在《金圣叹批小说说》(1897)一文中,曾对《三国演义》“第一才子书”的题名及金圣叹的序深觉可怪,可惜没有表示怀疑。直到1919年,解弢在《小说话》一书中,明确地指出金序实属伪造:“《三国演义》金氏一序,非应酬毛氏之作,即后人所伪造,就序中‘第一才子书之目又果在《三国》也’一语,可以启人之疑矣。”颇有见地的解弢对毛氏则充满不屑,说“毛声山乃金人瑞之应声虫也”。有意思的是,在同年出版的《古今小说评林》一书中,蒋著超却对毛评大加赞赏:“至于评《三国》,则火气全泯,一以纯正之论调,锐利之眼光出之,其章首读法,尤能独见其大,与逐回细评,不相犯复,非精于古文而剖解全局不能也。且其行文,大气盘旋,不作力竭声嘶态,或用偶语,亦工稳无疵,而一行一言,毋论其轻微,如有足为惩儆者,必为之发挥以尽,此实评小说之圣手也。”评价之高,甚过金评。 值得一提的是,俞明震在《觚庵漫笔》(1907—1908)中,从传播的角度,肯定了毛评之功,他认为“《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并且“得力于毛氏之批评”。 这一时期,虽然只是触及了毛本的某些方面,但其中的一些见解颇具启发性。 第二阶段(20世纪20—40年代)。这一时期,随着《三国演义》进入了真正的学术研究层面,研究者们对毛本的认识也渐次深化,尤其体现于毛本的“改”。 1922年,胡适在《〈三国演义〉序》一文中,对《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作了一个粗略的描述,其间贯穿了一个观点:“《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自宋至清初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意即清初毛宗岗也参与了《三国演义》的创作。但是,在他看来,“《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此后,元至治年间(1321—1323)的《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以及嘉靖壬午本(1522)《三国志通俗演义》相继发现,《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得以更为清晰地呈现。1930年,鲁迅在其修订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重新勾勒出一条《三国演义》演变的线索:宋之“说三分”—金元杂剧—《三国志平话》—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毛本。此线索表明了毛本在《三国》版本演变中的重要性。他还就毛氏“改”《三国》的具体工作做了准确的概括。同一时期,郑振铎在其《〈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小说月报》二十卷,1929)一文中指出了“三国故事”演化进程中一种“后来居上”的现象。他说:“罗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于是《三国志平话》便废而不行了,正像毛宗岗改本的第一才子书出而罗本便废而不行的情形一样。”事实上,他肯定了毛本的进步,但对于毛氏他又不无遗憾地说:“假如他有所作,当不会是很幼稚的,可惜他的成就仅止于润饰与批评。”郑振铎的这种矛盾态度,也一定程度地表现在孙楷第对毛氏的评价中:“宗岗于三国史事,所知亦无以愈于贯中,特润色文字,实较旧本为雅洁。其评语虽陋,然世俗所好而引以为便者,即在此等。故其本甚通行,迄今闾巷传诵《三国演义》,无不据此本。”即便如此,孙楷第也不得不承认毛氏“亦可为罗氏之功臣也”(《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之《三国志演义六十卷一百二十回》,1934—1938)。 无论他们怎样看待毛氏,均无法忽略毛本在《三国》版本中的地位。正是这种重要性,让研究者更加关注毛本自身的问题,比如:毛本的作者、成书的时间、金序的真伪。 毛本究竟出于何人之手?从晚清的邱炜萱,到胡适、鲁迅,以及郑振铎、孙楷第都持毛宗岗说。但这无法解释清代刊本卷首前为什么会出现“声山别集”、“圣叹外书”及“吴门杭永年资能氏”等题署。郑振铎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认为声山乃毛宗岗的号。实际上,他把毛氏父子混为了一人。对此,俞平伯特地撰文《三国志演义和毛氏父子》(1930),指出了郑氏的错误。他根据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序和总论的分析,认定毛氏父子之评《三国》,其情形与《琵琶》同,声山口授,其子宗岗笔录之。因而,《三国》成于毛宗岗之手。文中,俞平伯还推想“毛本《三国》刻于康熙时,而写稿殆在于顺治年”。另外,关于金序的问题,郑氏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则直接表示了怀疑。他说:“此序文笔颇平庸拖沓,不是张氏之所作(按:金圣叹本姓张),或是毛氏的自作而托名于他的也难说。” 这一时期,还掀起了小说史编写的热潮。编写者在叙及《三国演义》时,大都谈到了毛氏的删改,如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1927)、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1935)、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1939)等。不过,他们只作一般性的描述,并未提出独到的见解。 以上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本研究的状况,其特点为研究者的关注点从“评”转入“改”。相关文章大都从《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其版本演变中来观照和评价毛氏的删改,也附带探讨了毛本自身的一些问题,但是对毛本的“评”却论之甚少。足见全面而细致地研究毛本,只能有待于后来者的潜心努力和深入思考。 1940年代,关于毛本的讨论,国内几乎是空白。然而,日本的荒井瑞雄在《汉学会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毛声山》的文章,此文进一步论证了金序的不可信。 第三个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末)。这一时期探讨毛本的文章不多,却出现了一个引人注意的研究趋向,那就是从总体性的评价开始转入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1953年,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三国演义》。同年11月23日,又召开了《三国演义》座谈会,一度引发了《三国演义》研究的热潮。然而进入1960年代,三国研究趋于沉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在此期间,关于毛本及毛宗岗的专文仅有两篇———石珍的《〈三国演义〉和毛宗岗》和秦亢宗的《读毛批本〈三国演义〉札记》。秦亢宗认为毛宗岗的小说评点不乏精辟的见解,他对毛本的小说批评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挖掘和整理,这为以后更加系统地总结毛氏小说理论开了先河。由于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基本上是根据毛宗岗评定本印的,这自然引起了学者对毛本文本内容的注意。顾学颉的《“三国演义”的校补工作》在仔细研读的基础上,指出了毛本虽有很多的改进,但还有些错误和缺漏,尚待改正。他依据《三国志》、《资治通鉴》、《文选》等书,作了一些校订和补正(按:1980—1990年代,沈伯俊先生对毛本《三国演义》作了更加充分细致的校理)。 此外,《三国演义》论著,以及文学史和小说史中也往往会涉及毛本。不过对毛本的评述大同小异:一方面承认毛氏的加工对《三国演义》全书的艺术质量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又认为使原本的封建正统思想更为浓厚。 总而言之,建国后的前30年,毛本研究尚未广泛展开。 第四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21世纪初)。进入新时期,迎来了学术的繁荣,就《三国演义》研究来说,其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其中的毛本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新的突破。 为了行文的方便,现按照毛本内容的几个主要方面,分别加以评述。 1.毛本的作者及其生平 关于毛本的作者问题,俞平伯在《三国志演义和毛氏父子》一文中,本已揭示了事情的真相,但由于没有明确地强调毛声山的作用,所以这个问题似乎一直是个悬案。1979年,一篇署名“渊”的文章《毛评〈三国〉实为毛氏父子合作》明确提出毛本是毛纶与其子毛宗岗合作的结果。1983年,黄霖在《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同样根据俞平伯所用的材料加以分析,也得出了“毛本《三国演义》当是出于毛纶、毛宗岗父子之手”的结论。同时,黄霖还断定“杭永年即是那个‘背师之徒’”,而“所谓‘圣叹外书’,显然是块招徕生意的招牌”。至此,卷首的题署所提及的四个名字间的关系基本得以澄清。然而,限于资料,如何区别毛氏父子之间的功劳,这始终是个疑难。陈洪在其写于1984年的《〈三国〉毛批考辨二则》一文中,认为“《三国演义》的修改与评点主要出自毛纶之手”。邬国平在《毛纶为主、毛纶毛宗岗合评〈三国演义〉》一文中也持相似观点。的确,现有资料都在证明毛声山的主要作用,可是这不能说明毛宗岗除了“笔录”和“参论”之外就没有做什么了,毕竟毛宗岗是毛本的最后完成者。诚如沈伯俊先生所说:“在毛纶评改《三国演义》之时,他全力协助,不仅认真为之笔录,而且积极‘参附末论,共赞其成’;以后,他又倾注大量心血,继续为之校订,加工并最后定稿。”所以,笔者认为“毛氏父子共同完成的”说法还是比较公允的。 既然毛本的作者得到确认,那么作者的生平情况又如何呢?关于毛氏的生年,黄霖依然从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序及总论中寻找线索,推断出毛纶的生年约在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假设毛纶25岁得子,毛宗岗则当生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黄霖的论证过程很具说服力,可是由于无法确定一个确凿的时间,所以他关于毛氏父子生年的推断仍然带有揣测的性质。1987年,陆联星的《清代小说批评家毛声山、毛宗岗的生平及文学活动》是一篇比较全面介绍毛氏父子生平及其文学活动的文章,但在具体问题上并没有突破。看来要想对毛氏父子的生平有更详细的了解,只能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了。1980年代后期,陈翔华发现了毛宗岗的一篇佚文———《雉园公戊辰硃卷并遗嘱手迹合装册题跋》。他将此结合原有资料,写成了《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陈翔华据“毛氏在跋中说,‘岁辛卯’其父毛纶受聘到蒋灿家坐馆,‘于是予从先君子后,常得谒先生’,而‘时予方弱冠耳’”,考证出毛宗岗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卒于康熙四十八年春后或次年(1710)。并且,陈翔华就现有的资料,作了一个《毛宗岗年表简编(初稿)》。此年表反映了毛宗岗生平与交游的大致情况。 2.金序的真伪 金圣叹《第一才子书序》的真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正如黄霖所说:“不但牵涉到毛氏父子,而且关系到金人瑞的评价”。所以上述文章,大都作了考辨,一致认为这篇序文不是金圣叹所作。综合其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未有文献资料提及金氏许《三国》为第一才子书事;第二,此序题于“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而此时金圣叹所在的苏州还未属清朝;第三,据廖燕《金圣叹先生传》,金圣叹系“鼎革后更名人瑞”,所以“金人瑞圣叹氏题”的署名也露出了作伪的马脚;第四,毛氏父子评点《三国》是在康熙初期,金圣叹在20年前怎么会看到呢?第五,就思想观点而言,这篇序言也与金氏的一贯见解不合;第六,金氏所定才子书的选目与次序,自有精严的整体设想,如果以《三国》取代《庄子》,显然与他的设想不符。由此可见,这篇序言乃伪托之作。 至于伪托者是谁?却意见不一。陈洪认为“似乎非毛宗岗莫属了”。黄霖纠正了自己以前的看法,“伪托者恐怕也不是如我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中所说的‘当为毛宗岗’,而当为后来的一般书商或杭永年之流”。陈翔华则直指“毛作说纯系揣想而无实据”,并从现存最早的毛评本———醉畊堂本去探索此序的作者问题。醉畊堂本的书名不作“第一才子书”而作“四大奇书第一种”,题名无“圣叹外书”字样而作“声山别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卷首有一篇署名为“李渔笠翁氏”的序。陈翔华把伪金序与之细细比照和分析,发现伪金序是在李渔序基础上修改而来的。至于“第一才子书”书名的出现,是因为毛宗岗在《读法》中已提出:“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后来,刻书家们乃将李渔评本上的“第一才子书”之书名移植于毛评本。 3.毛本的版本源流 毛本《凡例》中声称该本是依“古本”而修订“俗本”的版本。关于“古本”,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的存在,并且在当时“自云得古本而改”是批评家惯用的伎俩,所以“古本”子虚乌有,不可信赖。至于“俗本”是有的,据《凡例》第六条:“俗本谬托李卓吾先生披阅,而究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可知所谓“俗本”乃是“李卓吾评本”,也就是毛本的底本。自胡适以来,学者大都持这种看法。但是,“李卓吾评本”有多种,究竟哪个版本是祖本呢?郑振铎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中认为是明建阳吴观明刻本。日本学者中川谕经过严密的考证也认为现存版本中吴观明本的可能性最大,他说:“虽然一时尚不能断定吴观明本就是凡例中所说的‘俗本’,但是它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即使并非吴观明本,恐怕也是和吴观明本具有同样体裁、内容的版本。”黄霖虽肯定毛本以吴刻贽本为底本,但他同时强调毛本吸取了志传系统所谓“古本”的若干内容。张颖、陈速《有关〈三国志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却认为毛宗岗伪托“古本”是讹传多年的“冤案”,《三国志传》本就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这一说法,很少有人赞同。 既然吴观明本是毛本的底本,那么吴观明本又由哪个版本发展而来的呢?以吴观明为代表的李卓吾评本比嘉靖壬午本多出了一些内容:第一,增补了情节;第二,出现了关索的故事;第三,插入了周静轩诗。这些内容在先于李卓吾评本的某些明代刊本已有出现,如万历十五年的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若仔细比较,吴观明本与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很相近。因而,有人断定是周曰校本,如王长友、黄霖等。中川谕则认为夏振宇本出于周曰校本之后,吴观明本是经周曰校本、夏振宇本而成立的。上田望也认为可能是夏振宇本,他说:“据我看,李卓吾批评本和VI群的毛宗岗本恐怕都由夏振宇本或与夏振宇本相同的我们尚未知的另外的版本发展而来的。” 那么,周曰校本或夏振宇本再往前推,即为嘉靖壬午本吗?中川谕并不这样认为,“即是要追溯毛宗岗的祖本,必然追不到嘉靖本上去”。嘉靖本中不仅没有关索的故事,而且还少另外十个故事。更重要的是,嘉靖本某些脱落的被认为更古的文章,却在周曰校本上出现了。这就说明周曰校本之前应该还有一个本子。所以,至今尚不能确定毛本的祖本,或者说哪个版本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 4.毛本的“评” 毛氏的评点是毛本中最富有价值的部分,也是毛本研究的重点。小说评点中的理论思想如散金碎玉,缺乏系统性,这就需要研究者披沙拣金,作一番挖掘整理的工作,研究毛氏的评点亦是如此。 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是最早系统地研究古代小说评点的专著。该书的第四章,对毛宗岗关于历史小说、典型人物的看法,塑造典型人物与叙事方法的总结以及叙事方法根据的提出,作了梳理和理论性的阐发。虽然叶文有深入不足、论断简单之嫌,但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抹煞。更显意义的是,叶朗关于毛评的评价引发了一批与之商榷的文章,这有利于深化对毛氏评改思想的认识。 叶朗对毛宗岗的指责非常严厉。他说,“毛宗岗把历史小说对历史事件的依赖性强调到了‘题材决定论’的地步,是不符合历史小说的创作规律的”,“毛宗岗把历史小说和历史著作混为一谈,这在理论上是一种倒退”,“毛宗岗就是主张从抽象的道德概念出发来写人的”。最后他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性评价:“毛宗岗对历史小说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历史学家的眼光,而不是艺术家的眼光,因而他对小说艺术往往缺乏真正的审美的感受和理解。”叶朗之所以对毛氏持这种偏见,原因是他忽视了两点:一、不同于金评《水浒》,毛氏的评点对象是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历史小说自有其区别于一般小说的特性;二、毛氏的小说理论思想不仅体现于《三国志读法》,也包涵在他具体的评改之中。它是复杂的,甚至是有矛盾的,应该全面地加以认识。基于这两方面,许多研究者反驳了叶朗的观点,肯定毛宗岗对历史小说理论的提出和建立作出的独特贡献。代表性的文章有蒋松源的《浅议毛宗岗的小说创作观》、黄中模的《为贬毛宗岗的文艺思想鸣不平———〈三国演义〉毛批“保守”与“倒退”辨》、杜贵晨的《毛宗岗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贡献———兼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真正形成》等。除了上述文章,其它关于毛评的文章则力图从各自的角度揭示毛评的诸多特点。如滕云的《论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批评》认为毛评“从总体看,不是纯文学批评,而是一种历史—文学批评或社会—文学批评”;周书文的《毛宗岗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塑造的辨证精神》充分肯定了毛氏“评论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辩证精神的阐发”;霍雨佳的《毛宗岗小说美学的辨证观点》,又从人物塑造和情节结构两方面阐明了毛宗岗小说美学中鲜明的辩证观;周书文的《毛宗岗论审美情趣的艺术处理》,则指出了毛评非常重视读者的欣赏心理和审美情趣的特点。在毛氏丰富的小说理论思想中,最具光彩的无疑是它的情节结构理论,诚如陈周昌所说:“如果说金批《水浒传》在艺术上的贡献是对人物形象的精辟分析,毛批《三国演义》则是对长篇结构的独到见解。”因此,许多研究者把其情节结构的理论思想作为探讨的重点。其中不乏专门的论述,比如张虹的《从〈三国演义〉的评点看毛宗岗小说结构美学思想》、周伟民的《毛宗岗论〈三国演义〉的结构和情节》、宋凤娣的《〈三国演义〉毛评的情节结构论》等。 作为小说理论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毛氏必然也成为小说理论史著作评述的对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出现的古代小说理论史著作无一不论及毛氏的小说理论。若专题论文往往着眼于某一方面的深入探讨,关于古代小说理论史的著作则是力求全面地勾勒和描述小说理论家的理论思想,评定其在小说理论史上的地位。其中,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史》对毛氏小说理论的叙述清晰明了,凸现了毛氏在古代小说理论发展中的特点。他以毛氏对金圣叹的“继承与创新”来总结其小说理论,他说:“毛批之于金批,继承处主要在形式及具体技巧、文法的见解上,背离处主要在基本的文学观念。就具体的小说技巧而言,毛氏所论有因有革。”黄霖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一书中,关于毛氏父子评改的叙述客观公允。他从演义论、虚实论、人物论、结构论四个方面概括了毛氏的小说理论思想,不仅指出了毛氏理论思想具有片面性,艺术分析缺乏独创性,而且肯定了“他们的评改,为丰富历史小说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评点的形式自由灵活、不拘一格,容纳了评点者多方面的思想内容。因而研究者并不局限于毛氏的小说理论,对毛氏其它的观念思想也有所挖掘,比如毛评中的军事美学思想、历史观、天命观、妇女婚姻观、文人文化观等。这种研究倾向体现了对毛评研究的一种拓展。 5.毛本的“改” 自《三国演义》成书以来,修改一直在继续。其中,毛本改动最大,并成为了《三国演义》的定本。如何看待毛氏父子修改《三国》的工作,是毛本研究的一个热点。 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郑振铎持一种观点:嘉靖本以后的诸本,与嘉靖本相比,仅在面貌上有所变化而已,内容实在一无差别;至清代以毛宗岗为始,才开始大加修改。受这一见解的影响,研究者常通过考较嘉靖本与毛本之不同,认识毛氏的修订。 比之于嘉靖本,毛本的改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尊刘贬曹”思想倾向的强化;一是艺术上的精雕细刻。关于前者的评价,贬多于褒;至于后者,则是褒多于贬。 刘敬圻在《〈三国演义〉嘉靖本和毛本校读札记》一文中认为:“毛氏把《三国演义》雕饰成了精致的艺术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功大于过;然而,经毛氏修订后,这部书固有的封建正统思想愈加浓重而显豁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则又过大于功。”她的观点代表了主流的看法。比如陈周昌就说,毛宗岗评改之所得在整顿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分析其结构特点,而将小说中体现得并不明显的“正统”观以取代作者的创作思想“忠义”说,则是其评改之所失(同上文)。陈辽也认为,毛本在思想的进步性上不及罗本,而它之所以能取代罗本,关键在艺术上高于罗本。可见,虽然大多数学者都不太认同毛氏的思想倾向,但均肯定毛氏的修改提升了《三国演义》的艺术质量。正如黄霖所言:“假如从艺术角度来衡量毛本的功过得失,毫无疑问是得多于失,功大于过。”(《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即使严厉批评了毛宗岗修改《三国演义》的傅隆基,也承认“毛宗岗的删改修订,在许多方面,又起到了强化人物性格,使人物性格更加完整、单纯、统一的作用。” 另外,还有两种意见,一是总体上肯定毛氏的修改,一是认为毛氏改得不好。李庆西的《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兼谈如何看待毛氏修订〈三国演义〉》,针对刘敬圻的文章特别指出:“毛氏的艺术加工首先是服从艺术规律,并没有为了往作品里面塞进某些观念的东西而破坏人物形象的整体性。”常林炎则认为李文对毛氏修改的肯定还不够彻底,没能从思想上加以肯定。其它如剑锋(霍雨佳)《评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秦亢宗《谈毛宗岗修订〈三国志通俗演义〉》等,也对毛改作出了全面的肯定。宁希元的《毛本〈三国演义〉指谬》却从整体上否定了毛氏的修改,他说:“毛本虽有不少可取之处,但整个来说是失败的。”并建议根据嘉靖本重新校理一部接近于原书的《三国演义》定本。 长期以来,毛氏因其强化《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而一直遭到批判。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不少学者认为这一倾向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根源,应该重新加以认识。萧相恺就指出,联系毛氏所处的时代来看,毛氏表面上只是在为蜀汉争正统,谴责曹魏的僭国,实际上却是在谴责清政权,在悼念亡明。另外,身为儒者的毛氏,生当明末清初,目睹并体味到''人生乱世''的苦痛和不幸,所以还反映出民本思想。杜贵晨《毛宗岗拥刘反曹意在反清复明》、黄中模《论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毛本〈三国〉是“维护清王朝的正统地位”辨》基本也都持这种观点。由此可见,若要理解毛氏之所以如此评改的真实用心,研究者还需深入地去把握毛氏修改《三国》的社会思想环境。 综上所述,毛本研究已比较全面深入。这种成就的取得,有赖于三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对诸种版本更加细致地比对和考校;二是对新材料的挖掘和整理;三是更注重研究方法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尤其是第三个方面,正是这种方法的调整,研究者给予了毛本以新的认识。因为研究者如果从自己的时代立场及标准出发去评判毛本,易陷入结论的偏颇,只有从毛本产生的时代去考察,才会正确地理解毛氏父子评改思想的历史复杂性。 尽管毛本研究已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首先,毛本的研究全面而不系统,缺乏整体性的观照,因而迄今为止,尚未有一部毛本研究的专著;其次,毛评研究有一种倾向,把金评当作标准而不仅仅是参照,这不利于揭示毛氏父子的批评思想之所以如此而不如彼的真实原因;再次,毛氏之“改”既有外在的时代风气、文化的原因,又有内在的要求和根据,但对此缺少认真的思考和分析;最后,毛本能战胜以往一切版本成为定本,除了艺术质量的提高,还与读者的接受紧密相关,此点虽曾有人谈及,可惜没有专文探讨。所以,毛本仍有研究的空间和进一步挖掘的价值意义。 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06/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