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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外文学交流主要是以西学东渐为主导的输入性交流，而中国文学向西方传播的力度始终很小，且以介绍传统经典为主，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影响相对薄弱，结果导致不少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依然是以往的影像，而对中国的评价不免时有误读。另外，由于缺乏有质量、高水准的翻译，再加上未能深入了解国外的图书市场和海外读者的阅读趣味，因而在交流的有效性上还存在着一定问题。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与此同时，依然存在着发展和改进的巨大空间。 学者乐黛云认为，以前我们对文学作品的推介是单方面的，自己觉得什么好就向别人推介什么，但被推介的作品在国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对话的平台，由输出输入双方商量怎么样来出书，在国外也要建立起健全的出版、发行、经销和评介的渠道。而有了平台，就要有好的作品为充实载体。中国作家所要做的就是以世界的眼光讲述中国当代的故事。今天需要的对话是深层次的，要了解并且尊重双方的思想，而不是单纯寻求统一思想，在对话中还有可能创造性地产生新的思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你必须要了解世界已经发展到哪一步了，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在思考什么问题以及他们乐于接受什么等。文学作品的传播，应该考虑到对方的期待视野和欣赏习惯等因素，用全球化的视野来思考，让自己成为世界人。 在学者陈晓明看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性是有限度的。对于文学本土化经验的探寻，只有回到活生生的创作文本中。对于中国当下现实无限的复杂性，可以用不同的维度去接受它，当然也包括通过文学审美更加生动地传达出去。中国文学中的本土性经验是不能以程式化来固定的，而应当是面向未来开放的。发掘中国的本土性时，应在与西方的对话和交融中展开。 学者张清华谈到，西方人不需要用外语书写他们本国的文学，中国人也同样不需要用汉语书写外国文学。介绍到国外的作品应该是用人文主义的精神诠释中国的本土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生存处境、基本经验，并且完成了艺术的表达。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真正见证中国人精神的站立而不只是物质上的崛起，真正能够向世界传递它的文化价值。 对于自己的作品能否在海外传播，作家倒显得有些淡然。莫言引用了鲁迅说过的一名话：“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以此说明任何选择都是偏颇的。他说，一个人的选择必然要受到其审美偏好的左右，一个班子的选择也必然受到某种价值观念的左右。因此，多一个推介班子就多一种眼光，多一些眼光就多一些发现，多一些发现就可以让海外的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学的面貌。但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还只是传播真正的开始。作品在阅读中可能被感悟、被重读甚至被误读，被有的读者捧为“闺密”，被有的读者斥为“垃圾”，在有的国家洛阳纸贵，在有的国家无人问津。文学作品被翻译出去之后，就开始了它独自的历程，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误读有时很可怕，有时也很美丽。作家要心里有数，对过度的赞美和过度的贬低，心里要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文学不能脱离政治，但好的文学应该大于政治。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好的文学是写人的，包括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以及灵魂中的美丑善恶等，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引发读者的共鸣。如果我们的作品写得足够好，海外的读者会忘记我们小说中所写的环境等，而从我们作品中的人物身上读到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推介是选择，翻译也是选择，阅读也是选择，尊重选择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阎连科认为，没有不写本土经验的作家，其中本土经验有深的、浅的、广泛的、核心的等区分。对于好的作家，应该书写那些深刻的、复杂的、核心的本土经验。至于作品能否被选择在海外传播，这里有机遇的因素，作家自己不必有什么焦虑，或者说干脆完全放弃那种对机遇的期待，放下任何包袱好好进行创作。 作家们的这种观点看似有些消极，实际上体现出的倒是不求功利性的积极态度。学者施战军对此表示理解。他说，现在有些国外汉学家的趣味对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构成了一定影响，其实我们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知情不够，冷静分析也不够，所以造成很多的误区。个别中国作家受此影响，一味以所谓悲剧性、苦难性、反抗性取媚，反而忽视了对文学终极指向的追求。我们的文学应该关注健全人格人性的建构，这样才能引起大多数人的认同。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问题，需要各方面共同来关注。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只有把创作、批评、翻译、传播几个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整合起来，才能使中国文学的传播更加有效，使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形象更加生动立体。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