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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门庆的研究，石著最具光彩 《金瓶梅》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被称为“金学”。以１９２４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标志着《金瓶梅》研究古典阶段（明清序跋、丛谈、评点）的结束；以１９３３年北京古典小说刊行会影印发行《金瓶梅词话》，标志着《金瓶梅》研究现代阶段的启动；以版本、写作年代、成书过程、作者、思想主旨、艺术特色、人物形象、语言风貌、理论批评、文化传播、资料汇编、翻译出版等课题的形成与展开，标志着现代阶段的学术水平。金学遂为当代显学。 我在拙著《二十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中曾说：“人物形象问题，是金学同人讨论较为充分、著述格外丰富的一个研究方向。如果说‘瓶外学’作者、评者、成书、版本研究等是百家争鸣，那么‘瓶内学’思想、艺术、人物、语言研究等便是百花齐放。此一领域亦可谓著述如林，仅专著就有１５部之多。”如果统计论文，则有２７６篇，其中涉及潘金莲的６９篇、西门庆５４篇、李瓶儿２９篇。因此，研究《金瓶梅》人物，就要抓住其主要人物——西门庆与潘金莲。钟扬本书自不例外，其副标题即为“石钟扬说《金瓶梅》：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 持西门庆“新兴商人”说者，除当代卢兴基先生首倡以后，尚有跃进、李时人称之为“前资本主义商人”、王文彬等。此说是《金瓶梅》思想主旨研究中的重要一说，广有影响。石钟扬持不同观点，而将“新兴商人”卢兴基说与吴晗说分别开来，认为“在吴晗那里，所谓‘新兴商人阶级’实则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因此“这所谓新兴商人阶级既不改变封建的生产方式，也不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其所经营的也只能是封建的商品经济”。这是有力的辩驳。卢兴基先生亦固守定见，他提交给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的题目就是《不同凡响的艺术塑造——再论西门庆这个新兴商人》。希望这一讨论能继续下去，我相信，这种双方言之有物的论争，必将有益于金学事业的进展。 刘绍智《试论西门庆》《宁夏教育学院学报》１９８３年第四期是西门庆专题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其后二十年，除前述西门庆研究专题论文５４篇以外，凡研究《金瓶梅》人物者，几无一例外，都要论及西门庆。但我以为，对西门庆的研究，本书最具光彩。 苗怀明：“金学”：大器晚成的学问 １９６８年生，河南平舆人。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 “金学”：大器晚成的学问 “金学”的大器晚成是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由于此前的学术积累较为薄弱，因此短短几十年间取得的成果也就显得特别丰厚，特别引人注目。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经过研究者几十年的辛勤开掘，文献资料已搜罗殆尽，很难再有新的、令人惊喜的重要发现；容易看出的问题也一一被人指出，并加以论述。相关研究实际上已进入了一个沉寂期，特别是近些年来，金瓶梅已不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盛况。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在相对沉寂的状况下，如何使“金学”研究获得新的突破，“金学”的增长点何在，未来向何处发展，相信这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 在《金瓶梅》研究中，对人物形象的探讨历来主要集中在两位主人公西门庆和潘金莲的身上。如何评价和认识这两位新型人物，学者的观点可谓众声喧哗、众说纷纭，文学研究固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还是有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则的，笔者很赞成陈寅恪提出的理解之同情说。研究、评价一个人物，首先要理解，对其各个方面有着准确、深切的了解；其次是要同情，将其放到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去观察，不能以今人的观点去苛求古人。陈寅恪的这一看法素来为学界所认同，如果按照这一原则来研究《金瓶梅》人物的话，不能不承认，此前不少研究并没有做到理解之同情，而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用某种思想图解人物，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 石钟扬先生的《致命的狂欢》也正是鉴于这种情况有感而发。他选取了《金瓶梅》一书中两个最为重要的人物潘金莲和西门庆，阐述自己的新看法，既不溢美，也不贬低。他将西门庆定位为一个十六世纪的新型流氓，认为西门庆不过是中国封建官僚制度下产生的新丑，并非什么资产阶级的新秀，《金瓶梅》则是这位流氓的喜剧生涯的生动展示，笔者对之深表赞同。看起来是对一个人物的评价，实际上是对以往研究状况的反思和质疑。 陈 辽：西门庆：明代流氓的艺术典型 １９３１年９月出生。１９４６年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１９５１年发表第一篇文艺评论。至今已出版专著、论著、论文集２６部；发表论文和评论文章１７００多篇。现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明清小说。 西门庆：明代流氓的艺术典型 在“金学”中，《金瓶梅》的主要人物西门庆又成为研究的热点。“金学”成为显学后，有学者认为“西门庆是十六世纪中国的新兴商人”，“是在朝向第一代商业资产阶级蜕变的父祖”；“如果中国的历史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向正常运转，他们就将是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掘墓人”。《〈金瓶梅〉――十六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７年第３期此说一出，在金学界被广为传播。西门庆究竟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还是充当“中国封建社会掘墓人”的“新兴商人”的代表，这关系到对《金瓶梅》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整体评估。明清小说研究专家石钟扬教授在其新著《致命的狂欢――石钟扬说〈金瓶梅〉：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中力排陈说，独持新论：西门庆乃流氓的典型！认真研读石著，我深深为石著的新论所折服。 “流氓”这一词语在社会上流行，当在晚清、民国以后。鲁迅的名文《流氓的变迁》《萌芽月刊》１９３０年１月，第一卷第一期发表后，知识界、学术界方才知道，原来“流氓”之在中国已有两千几百年的历史。鲁迅对流氓的科学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但是，十分可惜，过去从没有学者据此研究过中国古小说中“流氓”这类人物。《石说〈金瓶梅〉》从《金瓶梅》文本的实际出发，以《金瓶梅》对西门庆的艺术描写为依据，在性、帮、管高以及道生观等五个层面上用确切不移的论据阐明：《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确是明代流氓的艺术典型！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