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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 1926-1992）曾被他同时代的人视为“作家的作家”，但他的作品却从未畅销过。也许，他的文笔太细腻、太精确了，写的又多是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当代读者所需要的那么多刺激与悬念。他的作品技巧纯熟，文笔自然，好像故事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的，读者往往看不出作家的艰辛劳动。正因为此，他在1992年去世的时候，已是一个过气的作家，除了他的第一部长篇《革命之路》外，普通读者已经没有多少还知道他的其他作品。 但是，文学史对作家毕竟还是公平的。那些浪得虚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他们死后很快就为读者所忘怀；而那些作品真正有价值的作家，尽管他们在世的时候可能穷愁潦倒，但在死后却会享有长久的声名。 2001年，在耶茨去世九年之后，《理查德·耶茨短篇小说集》出版了。在这个短篇小说集销路不景气的时代，这本书居然在美国成为了一本全国畅销书。 2003年，布雷克·贝里（Blake Bailey）又发表了他的耶茨传记《悲剧性的诚实：理查德·耶茨的生平与作品》（A Tragic Honesty: the Life and Work of Richard Yates）。这部书，让我们看到了耶茨的生活与他的作品之间的紧密联系。 二 耶茨的父亲曾怀有成为一名男高音的抱负，最终却只成为一名推销员；他酗酒的母亲梦想成为一名雕塑家，在他两岁的时候，为了追求“艺术的自由”，跟他的父亲离了婚。耶茨是拿穷学生的奖学金上预备学校的，却在1944年一毕业就被征了兵，在这以后就再没机会上大学。 在他的许多小说里，耶茨都用到了他的军旅生活经验。比如在《乔迪撞大运》（《十一种孤独》，上海：译文，2010）这个短篇里，他就描写了一位“瑞斯军士”，他对那批受训的新兵要求严格，纪律严明，自己业务水平也非常出色。但是，他却得不到新兵们的爱戴：“钦佩卓越容易，喜爱却难，而瑞斯还拒绝让自己讨人喜欢。这是他唯一的缺点，却是个大缺点，因为光有敬佩没有爱，敬佩之情难以持久——至少，在多愁善感的青少年脑袋里是如此。”因为不善于溜须拍马，瑞斯也讨不到上级喜欢，最终他被从自己最喜欢的岗位上调走了。 新来的军士鲁比告诉新兵们：军队和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阿谀奉承才是往上爬的关键。这些新兵们感觉在这位新军士的领导下，他们已不怎么像个军人。但是，“谁他妈的想当个军人？” 这位优秀的瑞斯军士，生活在他的孤独之中。也许他喜欢那些新兵们，可他无法传达他对他们的爱。他们也曾想爱他或同情他，但都给他粗暴地拒绝了。所以，对瑞斯军士的离开，他们只感到解脱。 耶茨笔下的人物总是受困于自己的孤独之中，无法自拔。 三 参了军的耶茨被派到德国战场。尽管他患过肺炎，为了证明他自己他却自告奋勇当了传令兵，这使他的肺受到了进一步的伤害。 战后耶茨在合众国际社做过一段时间的加工改写编辑，1947年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写作课程的夜校。1948年，在他只有二十二岁的时候，耶茨就与希拉·布莱恩特（Sheila Bryant）结婚，并育有二女。1950年他患上了肺结核，在退伍军人医院里疗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住院期间，耶茨阅读了大量英美文学作品，尤其是他最喜爱的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作品。疗养期间也是他自学写作的阶段。他的短篇《一点也不痛》就是一篇以结核病院为背景的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麦拉的丈夫因结核病长期住院治疗。四年过去了，麦拉在外面也有了情人。“没人责备她（毕竟，她跟寡妇也没什么两样）。”每个星期天，她都到病院去探访她的丈夫。她看到他受病魔折磨的可怕模样：“当他弯下腰凑过来对火时，黄色病服的领口敞开了，她看到他的胸脯，瘦的令人难以置信，肋骨被取掉的那边都凹进去了，看得到上次动手术后刚刚愈合的伤疤，难看极了。” 但是，麦拉与她丈夫之间已不再有真正的交流。她丈夫迫不及待地想看她带来的医学杂志，最终她也看起了杂志——夫妻俩人，都生活在各自的孤独之中。 四 生活中的耶茨，与他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孤独与不幸——他嗜酒成瘾，尽管肺不好，一天还要抽四包烟。他还有躁狂与抑郁交替的精神症状，烟、酒更加重了他的病情。1961年他与希拉的婚姻终于破裂，希拉获得了两个女儿的监护权。 也是在这一年，他的第一部长篇《革命之路》出版，赢得了许多作家的好评。这部小说写了一对居住于郊区的年轻中产阶级夫妇的艺术之梦的破灭。威廉·斯蒂伦曾写道，“这是一部技巧纯熟的、反讽的、优美的小说，应该成为一部经典。” 受到这部长篇小说的成功的鼓舞，出版公司又在1962年推出了耶茨的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上海译文出版社也已在去年推出了该书的中译本。 这部小说集里的第一篇，《南瓜灯博士》，讲述了一个来自纽约、“一直处于某种孤儿状态”的男孩文森特，他转学到一所中产阶级子女就读的学校，受到同学的鄙视与排斥。老师普赖斯小姐对他心怀善意，一心想让他尽快为同学所接受，但她的努力不仅无益，反而帮了他的倒忙。他的孤独，使得他处于一种无法被帮助的境地中。 耶茨在1964年到1971年间在爱荷华大学的写作班教书。1968年他第二次结婚，妻子名叫玛莎·斯皮尔（Martha Speer），他与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因为他的酗酒与精神状态不稳定，1976年他的第二场婚姻又结束了。 晚年的耶茨生活在贫困中，但他还是在不断地写作——终其一生他一共写了七部长篇，两部短篇小说集。 1992年他在亚拉巴马大学做访问作家的时候，死于当地的一家退伍军人病院。 耶茨善于描写小人物，和他们所遭受的挫折与内心感受到的绝望。在这一点上他与卡佛相同。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他们的写作风格上：耶茨的作品具有更丰富的细节，他的描述更为丰满，他的叙事，也具有现实主义的传统所要求的各种要素。 五 耶茨出身于贫困的中产阶级家庭，而卡佛的家庭背景却完全是蓝领工人阶级。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年出生于美国西北部的俄勒冈州一个名叫克拉斯坎尼的小镇上。那里地广人稀，经济以农、林、畜牧业为主，既没有什么文化氛围，也没有什么精致的文化传统。他在小说里常写到的钓鱼（《小木屋》、《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打猎（《平静》），也是他童年时代在俄勒冈常做的事。 卡佛比耶茨要小十二岁。可以说，在卡佛的家庭背景和早年的生活环境中，没有任何可以使他成为一名作家的地方——他之所以成为一名小说家，完全是出于一种内心的召唤。 卡佛的父亲是一个酗酒的锯木厂工人，母亲做过女侍与售货员。他所熟悉的生活，也主要是蓝领圈子里面的人们的生活。所以，他的人物没有多少复杂的情感与思想，即便他的白领人物也是如此——比如《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南京：译林，2010）里面的梅尔。他虽然是个在美国收入极高的心脏外科医生，但他并没有多少文化，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是个修理工。我在里面乱整一气，把东西修修好。” 所以说，这一点其实是卡佛的一个局限，但我们把它理解为了卡佛的一个长处，或者说，卡佛把他的局限发展成为了他的一个长处。 卡佛早年的生活，也完全遵循的是蓝领阶级生活的轨迹——十八岁他高中毕业，就开始在父亲的锯木厂中工作；十九岁就和当时只有十六岁的玛丽安·伯克（Maryann Burk）结婚。二十岁的时候，卡佛就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为了负担家庭的开销，他做过看门人、锯木厂工人、送货员等等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蓝领工作。 在《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这个短篇里，卡佛就写了这样的两个蓝领阶级的青年，他们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思想—其中的杰瑞在超市工作，在二十二岁时就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而且妻子肚子里又怀上了一个。因为生活的压力，他“看上去比二十二岁要老多了”。正是这种生活上累积起来的压力，导致了他后来那突发的、无谓的暴力行为。 六 青年时代的卡佛痛感自己缺乏教育，在1958年搬到加利福尼亚居住以后，就求学于奇科州立学院（Chico State College），并幸运地在那里的创作班上遇到了一位对他的一生发生了重大影响的老师——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 卡佛在他后来为加德纳的《论成为一名小说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回忆道，当时的加德纳也还是一位尚未出版任何作品的作家，但他已完成了许多部小说，这些小说的手稿被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个纸盒子里面。 加德纳所教授的，是现实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西方的叙事传统，也即一个故事必须有开头、中间、结尾，也就是说，作家叙述一个事件，要写它的起因、发展与结局。在写故事的时候，要有情感的高潮、低谷、平台，要有结局、收场或冲突的解决。 卡佛承认，他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他从加德纳那里真正学到的，是所谓“小说的道德”: “如果语言和感情是不诚实的话，如果作者是在做作，如果他是在写他并不真正关心或者相信的东西的话，那么也没人会关心他的作品。” 当然，所谓诚实，并不是说作家不需要想象，而是说作家的作品必须出于他的真情实感，必须与他对这个世界的真正见解有关。 耶茨也对他发生过一些影响。他曾与耶茨在波士顿见过面，事后他在给耶茨的信中写道，“我想再次告诉你，跟你见面，能跟你相处几个小时，让我有多么高兴。我第一次阅读《革命之路》的时候，就对你钦佩得五体投地，你一直是我崇拜的人之一。” 七 卡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又很早就有了沉重的家累，这使得他很早就生活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 如他在《火》一文中所写，“从十几岁起，我就总是得担心马上会有人从我屁股下面把椅子抽走。年复一年，我和我妻子不得不东奔西走，努力让头上有片瓦遮身，餐桌上有面包和牛奶。我们没有钱，没有看得见的，也就是说可以推销出去的技能——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把日子过得比勉强维生更好一点。”在这种情形下，他无法获得大块的时间来写作长篇。当然，他的语言特点、文字技巧，也是特别适合写短篇的。他的那些简洁的对话，有的时候很像海明威。 他的短篇的特点，除了简洁之外，其实就是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开头、中间、结尾”当中，省略某一要素，或仅仅对此给我们一些暗示。 比如在前面所提到的“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这个故事中，就没有一个得到充分描述与发展的结局。关于最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们只得到几行模糊的暗示：“但这一切都始于，并结束于一块石头。杰瑞对两个女孩用了同一块石头。先是那个叫莎伦的女孩，然后是那个本来该归比尔的女孩。” 我们猜测是杰瑞用一块石头砸死了这两个女孩。但也不一定。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在这里会有浓墨重彩的描写，把气氛推向高潮——但是在卡佛这里没有，只有这么几行含糊不清的文字。 又如，在《大众力学》这一篇中，也是如此。一对正要分手的夫妻（情人？）为争夺一个婴儿，开始互相拉扯，至于结局，卡佛只写了一句话：“这个问题，就以这种方式解决了。”什么问题？婴儿归属的问题？谁力气大，谁就抢到了婴儿？在这过程中婴儿的手臂是否被拉脱了臼？还是它被撕成了两半？在这过程中它又是如何哭闹，尖叫？所有这些都没有。 对有些读者来说，这正是卡佛小说的独特魅力；但对另一些读者来说，这也是卡佛的小说难以令人感到满足的缘故。他似乎没有那种能写作让人热血沸腾，或让人毛骨悚然的场景的能力。他所有的，只是那种可怕的冷静。 八 在卡佛的名作《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短篇中，一些本来非常可怕的事，从事件经历者之一的口中，在事后叙述出来。比如特芮谈到她与前男友艾德之间的争吵：“有一天晚上他揍我，拽着我的脚踝在卧室里拖来拖去，嘴里不停地说，‘我爱你，我爱你，你这个婊子。’他不停地把我在卧室里拖来拖去，我的头不断磕着东西。”后来艾德喝老鼠药，与开枪自杀的事情，也都通过这种方式叙述出来。通过这种方法，卡佛拉伸了叙事者，同时也拉伸了读者与这些可怕的事之间的距离，甚至赋予了它们喜剧的色彩。 在《还有一件事》中喝醉酒，跟老婆吵了架的L.D.，最后在被赶出家门之前说，“我只想再说一件事”。但他却想不起来是什么事了。他的脑子已停止工作，处于真空状态，而读者也被短暂地带入到了这种真空状态。 卡佛与耶茨的区别，就在于他没有耶茨的那种细腻的文人气质，与耶茨的丰富细节。如果说耶茨的作品是素描，那么卡佛的作品就是速写。他的短篇多数没有传统短篇的那种铺垫与最后达到的高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有禅味的片刻感悟，有时纯粹是一种情感状态，乃至无言的真空。 原载：左岸文化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