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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三岛由纪夫是在1966年4月18日，他的名字读起来短促有力———MiShima。那是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一次宴会上，他作为贵宾将在餐后发表演说。 那时候，他正值四十一岁，风华正茂，是位已被公众认定必会荣膺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他的太太瑶子也随行出席。三岛夫妇落座于主席位，身旁坐的是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我的座位距离主桌还有点儿距离，但并不影响我对三岛君的观察：他身材瘦小，但体格结实，风姿凛冽，头发剪得极短，几乎是平头的造型。皮肤略显孱弱的苍白。当时我便想：毫无疑问，他过于操劳了，我知道他经常通宵写作。三岛的英语非常流利。 三岛生于1925年，原名平冈公威，是东京一个富庶家庭的长子，三岛由纪夫则是笔名。他在校成绩优异，1944年以班级第一的佳绩毕业于贵族学生院，年仅十九岁便专程前往东京中部的皇宫领奖———奖品是一块银怀表———还是由裕仁天皇亲自授予的。战后，三岛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毕业，又通过了最艰难、最严格的职业面试，终于顺利地进入大藏省。但不久之后，正当他有望调任地方税务局局长时，却毅然辞去了官职，决定当专业作家———这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职业选择。三岛就此抓住机遇，完成了令其成名的长篇处女作小说：《假面的告白》，触及同性恋的主题，于1949年正式出版。日本文坛盛赞这位二十四岁的文学“天才”。 由此开始，三岛由纪夫的作品一本接一本地问世，速度惊人。罗德里克说，三岛不只是小说家，他还是剧作家、体育家和电影演员。他刚刚完成一部根据他的短篇小说《忧国》改编的电影，并担任主角：一位三十年代的日本年轻军官。故事描述了军官和妻子共同自杀的过程：军官剖腹、妻子割喉。罗德里克总结道，三岛是一个多面体，就好比达·芬奇再现于现代日本。这段有关达·芬奇的赞言略显夸张，得到的是三岛君慎重而含蓄的微笑。接着，三岛站了起来。他的演说主要是在谈论自己的战时经历。他描绘了东京在1945年3月遭受的轰炸，熊熊大火吞没了整个城市，成千上百的东京市民在这个恐怖之夜丧生。“那是我所见过最美丽的烟火表演。”他以一种诙谐的语气说道。 “在这平和的日子里，我们虽然有了两个孩子，但有时候———仍然是这些逝去的记忆反复浮现于我的脑海。那就是战时的记忆。我还记得一个场景，是在战时的，那时候我在飞机厂工作。那天放了一场电影，为了让做工的学生们娱乐一下，影片是根据横光利一先生的小说改编的。时间可能是在1945年5月，是战争的最后阶段，当时我才二十多岁，和所有学生一样，无法相信我们能从这场战争中幸存。” 三岛说得很慢，一字一句都力图清晰。他的英语发音很古怪，极有特质：把“artist（艺术家）”读成“urtist”。尽管他的英语无论是发音还是语法都有一点不规范，但这似乎根本不能困扰到他。他完全没有装腔作势———在这一点上，他实在不像日本人。三岛君坐下来，大家便开始提问。我想知道的是：以如此随意的口吻谈论二战的三岛由纪夫，如何看待日本发动战争的原因？我想，那显然是个疯狂的决定。结果三岛的解释非常绕。他将我们拉回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追溯了这一未遂兵变对后来的“珍珠港事件”的影响。我觉得他的思路是很难理解的：你可以感到他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入思考，但向外国人说的时候，又无法明确阐述他的结论。 接着，我的一位同行、《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山姆·詹姆士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山姆想知道日本切腹自杀仪式的由来。对此，三岛又作出了别具一格的回答：曾经，英国电影人巴兹尔·赖特先生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写信答复他说：“我无法相信西方的原罪，因其不可见。但在封建时代，我们相信罪恶潜驻于我们身体的内部。因此，如有必要揭示自身的恶，我们必须剖开肚腹，将可见的罪恶掏出来。这也是武士道意志的象征所在；众所周知，切腹自杀是最为痛苦的死法。他们愿以如此悲壮残忍的方式赴死，正是武士勇气之最好证明。这种自杀方式是日本独创的，任何外国人都无法模仿炮制。” 他给我留下的初次印象是一个古怪的、却让人颇为好奇的男人，夹杂着令人不安、不自在的感觉。由此开始，历经数年，直到1970年三岛自杀身亡，我一直关注着他的一言一行，并作为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将“理解三岛”这件事上升为我的工作和责任。对于他的祖国，他描绘了一幅独一无二的经典画面，却将他自己置于残酷惊人的形象中，现代日本没有第二个人能匹配这番矛盾的形象，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彻底地表达自己。“钉子冒头就要锤平”。日本人并不喜欢站出来叫喊，因为怕俗话说：被锤平。三岛由纪夫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看似如此又绝非如此的谬论式人物，当这个时刻来临时，他把自己“锤平”了。一切就留待读者们自己挖掘吧。 原载：《东方早报》2007-07-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