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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留意到在这套“瑞士当代小说译丛”的总序中提到了“瑞士德语文学”的概念，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悖论的概念。德语文学可以看作一个自足的体系，但如何在这个公认的文学体系中，极力突出德国以外的那些国度的文学特色呢。所谓“瑞士德语文学”的尴尬境遇在于，它仿佛在极力挣脱德语文学的巨大传统阴影，但又不得不在德语文学这一强势的庇护下生存。如何在这样一种悖论似的绝望情境中突围而出，是当代瑞士作家在写作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范捷平教授在总序中提到了瑞士文学中的几个趋势：文化记忆成为作家创作的主题；大多数作品远离了宏大叙事，关注和反思主体的人生经验；用显微镜下的局部反映出一种严肃的“世界情怀”。这样的总结大体是不错的，但在具体的作品中却略有不同，比如莫妮卡·施维特的小说《耳朵没有眼睑》，她所传递出的阅读印象，让我得到强烈认同的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的叙事理念和技巧，更深层上的认同却来源于女性写作的那些共同的经验特质。 小说中的故事其实都是日常的故事。这确实是当代作家写作的一大特色，规避史诗性质的写作，回归日常经验的叙事。但如何在大量的庸常乏味的经验中，寻找到一种独特的讲故事的“声音”，从而使其脱颖而出，才是作家们最应该考虑的问题。在这位女作家施维特的笔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普通的女性，我们直到快结尾的部分中才知道她的名字叫露特。她与男友法比昂在苏黎世的一座带有公共花园的出租公寓中找到一套住房。公寓里当然还有其他的住户：大提琴手杰夫、严肃的女教师鲍姆加特纳、儿科医生考妮和自由职业者盖尔特以及他的女友阿格娜丝。露特和法比昂都属于那种无所事事的人，很少工作，信奉自由，无拘无束，整日在公寓中游荡。在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中，露特与邻居阿格娜丝逐渐熟悉起来，甚至有了一丝暧昧，他们之间的交往成为小说第一部分的主题。但这种暧昧也许只是露特整日无所事事的幻想，她甚至幻想大提琴手杰夫是一个杀手，幻想着考妮与阿格娜丝之间的暧昧关系，幻想着与一些不认识的男人发生关系。小说的第一部分随着阿格娜丝在新年夜里的突然死亡，他们随后搬出了这座公寓而戛然而止。 小说的第二部分中主要描述了露特寻找阿格娜丝以前生活的足迹，并极力破解阿格娜丝死亡的谜团。小说的第二部分在谋篇布局的安排上颇为独特。不但篇幅上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的字数，而且从时间跨度和空间转换上都给人一种大开大阖之感，叙述视角也一再转换。我们可以对比这种落差，第一部分中，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那个紧闭狭小的公寓空间中，时间跨度也只有9个月。但在第二部分中，随着露特的足迹，我们从苏黎世转换到法国的马孔、喀麦隆、柏林和伦敦等地，时间上也从1996年跨度到2008年。施维特曾谈到这种时空的刻意变化，她认为叙述主体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漫游的过程，生活的道路在不断变化，结束的同时也意味着开始。这种前后的对比无疑想告诉我们不同的生活经验之间的落差，时间在无所事事中可能是漫漫长夜的煎熬，而在承受一定的记忆之后会倏忽即逝，年华瞬间流转。对小说的主人公露特来说，阿格娜丝的死就是她要承受的这种无法释怀的记忆，她在随后的十几年间想揭开心中的不解之谜。小说家施维特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颇为巧妙，她在小说的最后安排了一位女警探成为露特的朋友，并帮她分析十几年前阿格娜丝死亡之前的新年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最终给出一个解释，考妮与阿格娜丝是一对同性恋人，同时她们都喜欢盖尔特；而在那一年的新年夜时，阿格娜丝因为孤独与大提琴手杰夫互相倾诉和依靠着熬过漫漫长夜，期间盖尔特突然归来杀死了阿格娜丝。这里的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解释其实只是一种猜想，没有任何证据和事实证明，但这种单纯的猜想却能让露特始终无法释怀的记忆卸下重担，走出之前生活的巨大阴影。 换句话说，小说家虚构了一个故事，帮助了一个女人。施维特是不是想告诉我们写作是一种对抗记忆很好的方式呢？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主人公露特，内心中充满了无法释怀的沉重记忆，只有卸下内心的重担，巧妙地对抗和化解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才能面对未来的真实生活。 原载：《深圳晚报》2010-06-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