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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廖国辉 参加讨论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书中人物颇多,像曹操、诸葛亮、周瑜、刘备、关羽、张飞之辈,吕布、张辽、赵云、于禁、李典之流,都是英雄豪杰。有的是治世能臣,有的义薄云天,有的智勇双全,有的忠贞不渝,当真是永放春秋、留芳百世。这些人物,或忠或奸,或美或丑。诸葛亮卓越千古,曹操遗臭万年,一个是治世能臣,一个是粉脸奸臣,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比。关于曹操这一人物形象,郭沫若曾说过:“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小孩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奸臣,实在是历史上一大歪曲。”但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我们应区别对待。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为什么是个反面典型,罗贯中在塑造时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一、曹操源于民间
    历史上的“三国”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期间各色人物闪亮登场。陈寿的《三国志》中记载了许多生动的故事,三国过后,民间不断流传和丰富着这些故事。据杜宝《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看水上杂戏,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故事。晚唐诗人李商隐有《骄儿》诗云:“或曰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到宋代的“说话”艺术中已经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可以把“说三分”当作职业来做,说明三国故事在民间是非常流行的。宋代苏轼《志林》曰:“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众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玄德败,悲凄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的说话已经有了尊刘抑曹的倾向。到元代,三国讲史话本《三国志评话》和《三分事略》也记载了三国故事,并且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轮廓,为后来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提供了大量的、丰富的素材。金元时期的戏曲舞台上也出现了大量的“三国戏”,使三国故事更加丰富。再后来,元明之际的剧目中,以“三国”为题材的就有六十多种,并且半数以上是以蜀汉人物为中心,颂扬刘关张的义气,贬斥曹孟德的奸狡,具有明显的反曹倾向。
    罗贯中就是在这些民间传说和戏剧舞台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从而撰成《三国演义》。三国故事在经过隋、唐、宋的流传后,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尊刘抑曹的倾向。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也自觉不自觉地袭用民间传说来迎合人民群众,在作品中保留尊刘抑曹的观点。在塑造曹操这个人物形象时,自觉不自觉地把他归为反面形象,并加以夸张,使一个粉脸奸臣、狡诈枭雄、玩弄权术于一身的曹操出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罗贯中在塑造曹操这一形象时,民间传说中的尊刘抑曹的倾向,差不多起了决定性作用。曹操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他的身上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诡诈、残忍、多疑、机变等一系列特征,是封建统治者的典型。关于这一点,黄立新老先生说得较清楚:“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确实是个有作为的人,他代表了当时的寒族地主阶级的利益,……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存在着阶级的残酷、狡诈的恶德。”罗贯中在塑造时,很可能出于无奈,才把他写成这样一个奸雄。
    二、封建正统牵扼曹操
    作为历史人物,承担后人的是是非非 ,是不可推托的责任,不管他对历史有多重要的作用,只要后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会有天壤之别。就曹操而言,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但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确实是个被否定的典型。罗贯中在作品中对曹操有褒有贬,有扬有抑,这不能不说与罗氏生活的时代和价值取向有关。在他生活的时代,政权更替频繁,他目睹了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建立,经历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甚至还参加过起义。有人说罗贯中“有志图王”,从这点看,他是极时反对元朝政权的。在当时,农民起义又都是打着恢复汉民族政权的旗帜,这恰恰和三国时期的“曹刘之争”相似。《三国演义》也正好是在这个背景下完成的,他把曹操塑造成一个否定典型也就不难理解了。再加之各个朝代在开国时都习惯给自己的政权以合法理由,明朝也如此。书中的曹操的形象自然也不是十分光辉的,有些不好的事件发生在他身上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抹不去的历史
    《三国演义》属于历史演义小说,自然就脱不掉历史的痕迹。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系统地来看,他具有以下五个优点:
    第一、生机勃发,勇于进取的政治家风度。董卓作乱,群臣措手无策、无奈痛哭之时,曹操站出来说:“从早哭到晚,从夜哭到明,就能将董卓哭死吗?”群臣异样,曹操便提出了刺杀董卓的主意,并由他自己去执行,尽管并未获得成功,但他却顺便来个跪地献刀,瞒过董卓,潜逃乡里。从此,召义兵,会合各路诸侯讨伐董卓。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勇于进取,足见其政治家的风度。
    第二、唯才是举,随能任使的博大胸襟。他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求贤若渴。他身边的文胆阮瑀投其门下时颇有些戏剧色彩。当初,曹操雅闻其名,征召阮瑀出来做官,阮不应,曹连连逼促,阮瑀乃遁入山中。不料,曹操有一颗火热的心,不肯罢休,使人放火烧山,阮瑀招架不住,只得出山,投其门下。这就道明他求才不择手段,也可看出他“求贤若渴”。不仅如此,就连徐庶、周瑜、关羽等他都想聘用。他曾以强力将徐庶聘归营账,而徐庶却不献一策。他也曾对周瑜聘任:“曹闻听周瑜年少有美才,乃秘密下扬州,谴蒋干往说周瑜,可惜周瑜不为所动,否则,‘赤壁之战’这一页将是另一种写法。”
    第三、赏功罚罪,严正不苟的法治思想。曹操能统领百万雄师,靠的是严正不苟的法治。古者有云:“法不加于尊”,而操则不然。他的战马受惊,误入麦田,按曹操自制的军法,应当斩首。自己制法又犯法,他觉得不加法于己则无法服众,于是想出了“割发代首”之计。既打破了“法不加于尊”的古训,又维护了军法的权威。况且,割掉几根头发,并没什么大碍。曹操在《败军令》中说:司马法“‘将军死绥’,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低罪,失利者免官爵。”可见他赏功罚罪,正大光明。
    第四、以民为本、体恤百姓,注重农业生产。在征张绣时,他号令三军,不准作践麦田,不准掳掠百姓,违者“斩首”。在征袁绍时,重申军纪“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罪”。攻克冀州后,便急令宣布“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尽免今年租赋”。这些都是他“民本”思想的具体表现,以民为本,实乃俊杰。
    第五、不畏人言,不惮风险的精神。在汉末,“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吞八荒,权势越来越大。各公卿、士大夫便群起而攻之,对其大加猜忌、诽谤,而曹操则无所谓,无意急流勇退,继续做自己的事。
    这几点在《三国演义》中都有明显的体现。这也说明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没有忽略历史。也许就是历史演义小说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的缘故吧。
    综上所述,罗贯中在民间传说的影响下,对曹操采取了抑制的办法,作品反映出来的就只能是否定形象。而他生活的时代又不允许他对曹操大加赞赏,再加上受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曹操永远不可能变为诸葛亮式的人物。就这两方面来说,曹操的形象被塑造成否定人物也是必然。但是,历史还告诉我们,曹操虽然奸诈却也善良,并且还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对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功不可没。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就应该源于历史又要高于历史。罗贯中在塑造时也没忘记这一点,将曹操塑造成了一个简单而复杂的人物。我们在读《三国演义》时不能只是读他简单的一面应该多方面的看对曹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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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曹操.曹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7]汪文学.正统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原载:《现代语文》2009年第06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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