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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书在不同的年龄段读感受绝不一样，比如《红楼梦》，又比如《红与黑》。20岁读《红与黑》和到了四十岁再读《红与黑》的感慨何其不同。 20年前在大学课堂上听《红与黑》的翻译者赵瑞蕻先生分析斯汤达的这部作品。记得当赵先生讲到于连的抱负时，禁不住用流利的法文朗声诵读起第10章结尾的两段。念毕，意犹未尽，再以英文诵之。赵先生满头的华发、清瘦的身影和他那激昂的手势至今历历在目。他念的是： 于连站在巨大的岩石上，注视着八月骄阳似火的天空。悬崖下田野里，蝉鸣戛戛，而蝉声一止，周围顿时万籁俱寂。脚下，方圆八十里尽出眼底。从他头顶上的巨石丛中飞起一只老鹰静静地盘旋，不时可见。于连的眼睛机械地随着这只猛禽安详而有力的动作，不禁怦然心动。他羡慕这种力量，这种遗世独立的境界。 这就是拿破仑的命运。有朝一日，他的命运会不会也一样呢？ 彼时赵先生眼中闪烁的激情刹那间几乎让我们相信他就是那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于连!而赵先生与我们这帮年轻学子的心也融为一体。当他讲到于连之死时，仿佛我们共通的那部分也死了。 20年间阅历了一点世事，读书之余也培育了些许多所谓看问题的“历史眼光”，重读斯汤达的这部名著，已是别有一番思绪在心头。 于连和他崇拜的平民英雄拿破仑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法国大革命作为“第三等级”的革命实践体现了卢梭的思想。卢梭对于连这个乡下后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开头就有个这样的情节，当于连的父亲告诉于连市长要请他做家庭教师时，这个十八九的青年的问题是：“那我和什么人一道吃饭？”这个细节令我们一下子记起卢梭的《忏悔录》里类似的一幕。 青年于连不幸身处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跟随拿破仑从戎崛起(红)的梦想破灭。“啊!”他失声叫道，“拿破仑的确是上帝给法国青年派来的救星!现在有谁能代替他呢？没有他，天下不走运的人怎么办？”这“天下不走运的人”当然就是出身平民若于连之辈。于是他只能从有权势的教会(黑袍)这条路去出人头地。可神学院在于连的眼中是“人间地狱”，他深恶那些粗野不文平庸低能的同伴，还得时时防备被窥视告密。于连清楚看到教会要的只是服从盲从，里面时刻都散发着虚伪和腐败的压抑气息。 虽然斯汤达在写这部小说时总是先读上一段拿破仑的法典，以期笔端冷静克制，但书中仍时有作者本人对现实和时代的直接批判流露。比如第23章开头，斯汤达写道，“19世纪通常的做法是：当一位有权有势的人物碰见一个有良心的人，就会把他杀死、流放、关进监狱、或者羞辱他，使他萌生短见，痛苦而死”。稍后又道，“19世纪的婚姻的效果竟如此奇特!如果先有爱情然后结婚，那么婚后生活的乏味肯定会把爱情葬送”。下卷第22章斯汤达又说“政治是挂在文学脖子上的一块石头”。这些显然是当时斯汤达有感而发，却也简直是预言谶语!耐人导味。试想后代发生的多少事都应证了他的观察。 1830年前后，在复辟时代压抑平庸的氛围下，斯汤达塑造了一个鲜活的、极具个性和野心的平民天才于连的奋斗悲剧。这个法国大革命的初生儿个例当初为出头工于心计、不择手段的劲头经了一个半世纪多，已然壮大普及，加之世风佐之，从前的个别悲剧燎原成普遍的“成功”闹剧!喜耶悲耶？ 现在，我们就淹没在这群为“成功”不惜冒险投机、巴结钻营甚至无耻的于连工人群中。李国文先生曾这样界定古今往来自穷乡僻壤到大城市捞世界的外省青年，“这些人对财富的冀求，对权利的渴慕，往往表现得非常贪婪，有时达到病态的癖嗜。但是，他们通常不找体制的麻烦，而是在体制认可的范围里去获得一切，这种干劲，是养尊外优惯了的城市人所不具备的”。深以为然。于连的情人，贵族出身的玛蒂尔德就发觉于连身上的那种豁得出去、杀身成仁的劲头。 刘震云曾在他的小说《单位》中充分揭示了上一代人在体制中为了“出头”的种种世相，在他那时的笔下，年轻的大学生小林是受害者。时至今日，当年的小林在这些年的迂回冲杀后当已“出头”，这批出头的小林们不见得就比他们的前辈高尚，相反他们的招数可能更无忌，因为他们直接成长自“文革”的摇篮，因而更缺乏谢泳先生强调的“做人的底线”! 一本书、一个人物经过170年的考验依然鲜活有若镜子，说明斯汤达深刻预见到人性的一面，揭示了人类的一种境况或一种所谓人类的永恒经验!以此观照现世，觉得于连像是法国大革命这个瓶子里放出来的“魔鬼”。 (作者通讯地址：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邮编：210093)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