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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后现代小说家托马斯·品钦作品中晦涩繁杂的隐喻结构历来都是评论界所关注的焦点。在其小说作品中，品钦引入了“熵”这一概念，并借助这一描述能量消散的热力学名词来喻指人类文明从有序走向无序的发展过程，从而对整个社会进行冷静观察和思考。在一系列长篇小说，如《拍卖第四十九批》(The Crying of Lot49， 1966)中，“熵定律”的运用体现出小说家“深刻犀利、充满怀疑精神的科学观和人生观”[1]68。然而对于其代表作《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1973，以下简称《虹》)中由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内容所构成的“迷宫式的庞大的隐喻象征系统”[1]68而言，“熵定律”的解读模式似乎有些黔驴技穷，而且这种早期的解读模式在该作品中过多地注入了悲观主义科学观的阐释，无法穷尽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人文关怀的温情。 品钦在谈及自己的早期作品时曾希望读者们不要在他的小说中寻找“主题、象征和其他抽象的概念”[2]。近年来一部部新作的推出也不断地消解着评论界对其作品的阐释和归类。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对《虹》的评价：“《虹》中并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毋宁说这是一种经验，你并不需要解释它，而应该去体验，因为品钦已经将他要表达的全部意义都明确地写在作品中了。”[3]从以往的评论看，小说中彩虹的神圣寓意、火箭的死亡象征等隐喻都已成为评论家们归纳作品含义的切入点。但这些讨论并没有对分散的表象来进行综合以揭示作品的内涵，而是更多地显示出品钦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深切忧虑和悲观主义情绪。 笔者认为，品钦在《虹》中并没有通过冷酷的叙述和狂热的“呐喊”来对人类社会的前景进行警告，而是在无序的表象之下将科技无节制发展和人类欲望无限放纵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进行了暗示。《虹》的社会学和文学意义在于在故事叙述和人物阵列的基础上对美国社会所进行的冷静观察和反思。品钦正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审视当今的美国社会，通过构建一个庞大的隐喻结构来体现其启示录般的人文关怀。 一、《虹》的隐喻结构 《虹》以侦探小说的结构承袭了品钦的写作风格，但在情节上又以反侦探小说的特征结束，作品意义的超载使叙事内容成为集物理学、化学、动力学、宗教以及风俗歌谣等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因而从全文理出一个完整的情节是极为困难的。同时，小说的结构并没有按照线性叙述的方式来组织文本，而是加入了大量的非情节性要素，显现出“碎片化”、“松散化”的跳跃效果，反映了后现代小说“反中心”的叙事风格。 《虹》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零度之外》将故事的时间设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某圣诞节前夕。当时，德军正在使用一种威力强大的A4火箭对伦敦进行大规模袭击。然而一个奇怪的巧合却令盟军大惑不解：美国军官泰隆·施罗斯洛普(Slothrop)习惯把他和女人发生关系的地点标注在地图上，而这些地点随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火箭的袭击。在科学理论无法解释的情况下，施罗斯洛普便被委以重任，调查A4火箭的秘密。第二部分《在赫尔曼·戈林赌场》的故事相对比较轻松，有更多的喜剧色彩。施罗斯洛普在赌场的海边邂逅了双面间谍卡捷，并与其厮混。在赌场中，施罗斯洛普逐渐了解到自己小时候曾经接受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试验，其试验的内容和一种叫做“Imipolex G”的化学物质有关。然而追溯过去的情节发展却在关键时刻戛然而止。直到第三部分《在基地内》，施罗斯洛普终于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他小时候曾经被父亲卖到实验室，被一位科学家用来对“Imipolex G”进行性反射试验，而后来这种化合物又被用在了A4火箭的制造中，这一点似乎解释了其性行为地点同火箭落点之间的巧合。最后一部分《反抗力》为读者留下了无尽的猜测。当施罗斯洛普看见天边的彩虹而喜极而泣之后，他的身体竟然奇迹般地消解并飘散，而一直作为边缘人物的麦克西柯则最终登场，希望能够通过爱和理性拯救世界。 整部小说中“隐喻”成为叙述的结构性要素。然而，繁杂晦涩的隐喻却给读者的阅读过程造成极大的困难，正如英国评论家托尼·坦纳(TonyTanner)所指出的那样：“《虹》赋予我们仿佛在阅读现代世界时的全新感受，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确定地说出小说所描述的究竟是战争的废墟还是人类精神的荒原，但很明显作者的用意的确是在昭示着一些东西”[4]。 纵观全局，“火箭”、“性”、“彩虹”作为小说的主题要素构成一个三角关系。其中前两者贯穿于小说的叙述过程，而第三个隐喻不仅出现在文中，还是小说标题的核心词。三个隐喻互为指涉，又互相影响，构成一条通过揭示隐喻本体来对作品的深层人文主义思想进行分析和阐释的线索，从中可以窥见品钦对后现代社会问题的反省和忧虑，以及在“冷冰冰的叙述”[5]中所蕴涵的人文关怀。 二、“火箭”的隐喻本体及其意义 整部小说中出现的各类人物都卷入了这场以“火箭”为核心的追寻闹剧中。其中有受雇于政府、同时也为解开自己同火箭神秘联系之谜的军官施罗斯洛普，也有想要通过火箭改变部落命运的酋长伊赞，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专家、间谍等等。作为科技发展的象征，火箭处处受人追捧，但给人类带来的除了痛苦和毁灭之外却别无他物。作品对于人类追寻目标意义所进行的颠覆实则体现出作者对于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的忧患意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世界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科学技术的应用使人们在尽享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充满了无限的希望与幻想，因此导致了“科学万能论”的产生。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打破了牛顿定律的主宰地位，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对科学的态度和思维方式。同时，作为社会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两次世界大战既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也成为人类道德原则和理性丧失的社会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科技的推动力是以火箭和原子弹的发明为主要代表的，而这两种发明一旦在战争中得以应用，又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战争的经历及战后形势的发展使人们一度陷入迷茫和恐慌，也迫使一些学者对科技与人类未来的关系进行冷静而理性的思考。品钦将《虹》的故事背景放在二战后期，这本身就是对作品的深刻社会寓意的暗示。在故事开头部分，作者对圣诞节来临之前伦敦城遭到轰炸之后的萧条、压抑、灰暗的情景作了详细的叙述： 头上高悬着钢铁皇后一样古老的钢梁上有几处镶嵌的玻璃已经脱落，透出光亮。但现在却是晚上。他害怕整个玻璃拱顶会随时坍塌下来不过那将是一幅壮丽的图景：一座水晶宫殿的倒塌。……墙倒屋塌，瓦砾成堆。原本宽阔的街道也越走越狭窄，越来越破败，七扭八拐的岔路也多起来。直到最后，他们来到拱顶之下：车辆猛地刹住，跳了起来，似乎在预示着一场无法申述的判决的到来[6]4。 这段文字与弥尔顿在《失乐园》的开头部分对地狱内阴森恐怖情景的描写极为相似。市区的废墟有力地见证了战争对人类文明巨大的毁灭力。其中关于剧院玻璃穹顶坍塌的描写更容易让人联想起德国思想家本雅明的“拱顶长廊”理论。“废墟”作为本雅明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主题，象征着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脆弱，而“为了庆祝文明永恒而建的纪念碑一旦坍塌，表现了文明的短暂”[7]。 与战争灾难的描写相比，品钦对所谓的“科学万能论”的戏谑和讽刺则流露出一丝诙谐和玩世不恭。以主人公施罗斯洛普荒诞的经历为例，他将放荡的私生活标注于地图之上，而这些地点竟然和德国的火箭落点一致。披着神圣外衣的科学无法给这一荒谬事件以合理的解释，因此毫无根据的猜测和非理性的妄想占了上风，科学方法最终被施罗斯洛普漫无目的的追寻替代。作者在故事的开头就给了高高在上的“科学”一记重创，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又安排了一个个丧失理性规则的人物在癫狂的世界上粉墨登场。施罗斯洛普不断发现的关于火箭的新线索总是支离破碎，他所遇到的事情也越发荒诞不经，演奏竖琴的时候他竟然将乐器掉进下水道，而他本人竟然也从下水道被冲走；在乘坐热气球逃亡时他用馅饼投掷追兵的飞机，并把饼摔在飞行员的脸上，竟打退了追兵的进攻；施罗斯洛普最终发现其童年时接受条件反射试验的化合物“Imipolex G”和火箭上使用的材料相同，这一点似乎成为其性行为与火箭落点重合的唯一“合理”解释。整个呈螺旋形发展的故事虽然夸张，但反映了作者对传统理性科学的虚伪性的嘲讽与颠覆。 品钦并没有将这个以追寻为主题的故事写成一个现代版的圣殿骑士寻找圣杯的神话，而是通过诡异离奇的描写赋予了这个古老主题以新的含义。作为传统文化中女性象征的圣杯已被外形酷似男性象征的火箭所代替，成为现代社会中人性失落、异化的表现。火箭作为科学发展的代表，给人类带来的也只有苦难、毁灭和疯狂。德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阿兰·弗兰克认为：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信仰的变化，“后现代社会为自己的存在辩护并将其合法化的是科学”[8]119。科学在取代了人类对上帝的信仰的同时也在统辖世界的过程中建立了比神权更加严密无情的规则。“科学不仅仅奴役着自然界、社会和人，而且威胁、危害人的生存，甚至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和毁灭。”[8]121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火箭的隐喻所反映的并不是所谓的“科学悲观论”，而是印证了品钦对于科技发展无限膨胀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忧虑。 三、“性欲”隐喻的哲学思考 有评论认为，《虹》的一大特点就是将人类的性欲堂而皇之地写进了作品，并使之成为故事情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中，情欲的泛滥取代了信仰、道德和爱情。施罗斯洛普荒唐的性关系地图成为整个故事的缘起，各类人物纵欲狂欢甚至一些性虐待、同性恋等丑态都成为小说详细描写的场面。该作品之所以迟迟未在国内得以出版并少为国内评论家深入分析，除了文本语言的晦涩之外，这些赤裸裸的描写也是其原因之一。 小说将二战后期作为故事叙述的背景，其目的就在于为出场的各类人物创造出一个道德和行为完全自由的舞台。弗洛伊德认为：“文明是以对主要本能的有条不紊的抑制为出发点的。其中包括两种本能组织形式，首先是对性欲的抑制，它将导致集体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其次就是对破坏本能的抑制，这将产生对人和自然的控制，产生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9]81在战争中，文明的准则完全消失，人类思维和行为倒退回原始时代。以施罗斯洛普为代表的各类人物无视社会道德准则，成了“情欲的象征”。特别是在第二章《在赫尔曼·戈林赌场》中施罗斯洛普与卡捷纵情狂欢时，“她的面孔已经不复存在，变得十分抽象，令人无法触及”[6]222，这一描写充分显示出性欲膨胀过程中人性扭曲的过程。而在小说结尾处，德国军官垂死挣扎时还要将其同性恋伴侣装进A4火箭中发射的疯狂行为最终成为人类非理性欲望发展到极点的表现。 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马尔库塞在人类本能和社会发展的对立关系基础上提出了“爱欲解放论”。他虽然反对借助伦理规范来对人的情欲进行压制，但也明确提出性解放决不等于性欲的放纵[9]译序4。从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人类社会发展与人性解放的二律背反决定了人性的矛盾，人类文明对先天本能(情欲)的压制其实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也是抵御死亡本能的前提。然而，小说中人物对情欲的放纵以及反常性行为的泛滥却动摇了人类生存中本来就很不稳定的爱欲与死亡本能的结合，意味着“爱欲本能和死亡本能的最终同一，或者说爱欲本能将屈从于死亡本能”[9]37。其结果必然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和文明的终结。对人类欲望无限膨胀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冷静思考构成了小说的另一个主题。 四、“彩虹”的隐喻含义 “彩虹”作为被评论家们关注最多的象征符号之一，其主要隐喻含义在于对生命和死亡的哲学思考。首先，文中的彩虹暗示了《圣经》中“立虹为约”的故事。上帝曾经向人类承诺：当我使云彩覆盖大地，让彩虹现于云端的时候，我便想起我与你，以及世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合约；水将不再泛滥毁灭一切有血肉的生物。当虹出现在云彩中，我看见了，就要记住上帝与世上所有有血肉的生物所建立的永久契约。在基督教教义中，彩虹是散发着神性光辉的神圣符号。巧合的是，古代印第安创世神话中也出现过彩虹的记载，创造世间万物生灵的两姐妹伊亚提库和诺其提在比赛中产生矛盾。诺其提受到毒蛇蛊惑，“到彩虹升起的地方仰面躺下，让雨滴滴入体内而怀孕”[10]，后来她生下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便是最终建立了太阳氏部落的人类的祖先。 从这个传说来看，彩虹与人类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品钦在创作过程中是否受到了这则神话故事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小说的结尾，当施罗斯洛普最终看到拱形的彩虹弯向大地的时候，脑海中的确呈现出弯向地面的彩虹同绿色大地做爱的幻觉，他激动万分，热泪盈眶，“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到了什么，他就是这么自然落了泪”[1]73。充满着神圣寓意的彩虹对于作为人类情欲化身的施罗斯洛普来说具有一种感召力。这似乎也验证了马尔库塞的理论，在性欲的升华过程中，本我的低级状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会逐渐减弱，趋向于更为高级的文明形式，以生殖为目的的欲望“从身体的某些区域获取快乐”扩展成为一种超然之爱。这一过程必然导致人类原始本能的进化，使性欲转变成爱欲，完成从“本我”到“超我”的升华[9]157。 然而，小说中出现的“彩虹”并不都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希望，施罗斯洛普曾经从卡捷口中得到火箭的导航系统工作原理：“火箭发射之前，一个电极会被充满相应数量的电子，而在飞行的过程中，另一电极的电子不断增加，直至和事先充电的电极电量相等而互相抵消，这时开关关闭，燃料被切断，燃烧也停止，火箭便达到其最高点，摆脱了发射者的控制，开始自由下落”[6]301。 惯性制导的A4火箭在万有引力作用下的飞行轨迹是一条酷似彩虹形状的抛物线。而这条“彩虹”给人类带来的却是死亡的恐怖：“这些东西会在声音到来之前落地爆炸，然后你才能听见它们飞行时的啸叫。如果那时候你已经被炸死了，那你连声音也听不到。”[6]23彩虹和火箭轨迹的重合体现了生命本能同死亡本能既相吸又相斥的作用过程，印证了“生命向死亡的不断堕落的过程”[9]18的深刻哲理。 《虹》借助火箭飞行轨迹对彩虹的传统意义进行颠覆，这正符合詹姆逊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特征的实质所进行的描述：“美的生产已经完全被纳入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商品社会的规律驱使我们不断出产日新月异的货品，以更快的速度赚回生产成本，并使利润不断增加。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经济规律的统辖之下，美的创造、实验与翻新也必然受到诸多限制”[11]。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时期的产物，大规模复制的结果一方面促进了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丰富性和可消费性，另一方面也导致文化内涵的极度削弱。火箭的飞行轨迹正是人类社会对自然界彩虹的工业化复制过程，被大量复制的“彩虹”不仅丧失了其美好的本义，反而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彩虹形象及其内涵的两重性揭示了美国社会中物质丰富但精神极度匮乏的现实。 五、隐喻结构本体与关系架构 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的一生是在与内在、外在欲望相斗争和抵制中度过的。在《虹》中，内在情欲表现为各类人物放荡不羁的性行为，而外在的吸引力则是以火箭为象征的科学力量。上文的论述证明，情欲和科学两条主要线索的发展都可以在人性的生死中找到结合点，从而说明科学无限制的发展和情欲无节制的放纵都有可能最终造成人性的泯灭和人类的消亡的结局。 至此，“火箭”、“性”、“彩虹”三者的关系可以由其所暗喻的“科学”、“情欲”、“生命”之间的新三角关系进行替代。其中，情欲是孕育生命的本源，也是扭曲人性的根本；科学既可以发展社会，又可以毁灭人类文明。三者间关系的体现正是品钦所要表达的最终的人文关怀和忧患意识。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虹》的叙述中也不乏高尚、美好的章节，其中以麦克西柯和杰茜卡在圣诞节前相互依偎的爱情场面最具代表性：麦克西柯感到，“杰茜卡是冲破波涛的力量。海岸突然出现了，那是完全不曾预料的新生活。不管情况有多糟，生活不会一成不变，凡事都可以改变，而她永远都能抵御他身后的苍茫大海，用爱吓退一切。与她相伴，他便可以找到生命与快乐的正途”[1]71。这一温情场面同伦敦城中灰暗恐怖的气氛形成强烈对比，使人感受到这对情侣彼此的倾慕和憧憬，“充满爱情与星光的夜晚，照亮回家的路，消除一切纷争，毁掉一切土地、身体、故事的界限。在那样的夜晚，只留下清晰明亮的归途和关于神的记忆”[1]71。这段文字在书中充斥的毫无感情的情欲描写中透出一丝温情，成为全书的一个亮点，也为小说结尾麦克西柯作为爱和理性的代表重新登场埋下了伏笔。 此外，各类人物不同的命运也折射出品钦在小说情节设置上的积极意义。德国军官的命运体现了科技作为“邪恶”帮凶的最终归宿，施罗斯洛普身躯的消散象征着在自然面前人类低等欲念向高级爱欲进行转化的过程，象征着反抗力量的麦克西柯的登台及其拯救世界的举动也喻示着人类善良本性的回归和正义力量的永恒。可以说，作者如此安排小说的情节发展，正是暗示着作者渴望人类理性回归的愿望。 作为一部“对人们传统的阅读经验提出巨大挑战”[12]的小说，《虹》中既有纷繁杂乱的知识结构，又有盘根错节的情节发展。可以说，小说本身就是一部黑色幽默喜剧，其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叙事中心的消解也体现出后现代小说的叙事特点。《虹》并没有像品钦的前期作品那样直接把“熵”理论提到主要叙述层面，而是将其作为潜结构埋藏在所叙述的无序世界之中，在黑暗中又带给人们一丝希望的光亮。从这个意义上讲，《虹》中几对相互矛盾的隐喻不仅体现出品钦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社会现实、政治秩序和科学万能论的失望，同时又在对人性善恶、人类前途的不懈探索中表达了对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明的憧憬。 参考文献： [ 1 ]杨仁敬.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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