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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混沌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洪洁 参加讨论

    一
    在窒息的煎熬中直面地上的阴霾,在黑暗的深渊中憧憬天上的辉光,在没有灵魂的家园捍卫人性的尊严,以自由的意志走出混沌,设计新的生活准则,建立新的宇宙秩序———什么是真正的写作,这就是真正的写作。作为这样的写作者,20世纪美国著名的黑人作家拉尔夫·埃利森不愧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看不见的人》(出版于1952年)是埃利森花费了整整7年时间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在美国现代文学中,黑人文学的发展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本世纪40年代,理查德·赖特使黑人文学得到了复兴,他愤怒的控诉为他的小说赢得了“抗议作品”的称号。从此,以他为代表的黑人作家笔下的人物不再是温顺服从的“汤姆大叔”,而是敢于反叛的大无畏的英雄。强烈的种族意识,不可调和的对抗以及永无安宁的哀诉和抗议是这一时期小说的主旋律。埃利森继承了黑人小说的传统,《看不见的人》首先是一部黑人小说,作者从黑人的生活中获得第一手材料,选择一个出身贫寒的南方黑人青年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又以他从幼稚无知走向成熟觉醒所蒙受的苦难为故事的主线,此外,作者在小说中还对各种各样黑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黑人知识分子,黑人工人,黑人理想主义者,黑人种族主义者,对大量黑人素材,如黑人的民间传统,俚语,民歌,以及流行于黑人中的幽默作了别开生面的运用。另一方面,埃利森又通过自己的创造超越了黑人文学传统的局限。在埃利森笔下,黑人文化,黑人的苦难经验只是他用于创作的材料,而穿越其中的是他对世界、对个人命运的更深刻的认识———在一个混乱无序的社会中,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和意志来创造一种选择的可能,再通过自我塑造使自己走出混沌,成为自为的人。小说尽管集中描绘了在种族歧视的环境中挣扎着的黑人的生活,但作者的笔锋所向却是要说明物质文明日益发展、精神文明倍加空虚的西方社会中人格遭到凌辱、人性遭到践踏这一现实。“谁能说我不是替你说话,尽管我用的调门比较低?”埃利森不仅为生活在美国社会最底层的黑人的非人遭遇鸣不平,更关注的是当代社会中人的普遍命运。他把视野从一个黑人青年身上扩展到整个社会,用黑人的逆境来有力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个体的缺失。这样,《看不见的人》以一部伟大作品必备的人类意识和人类关怀在美国文学史赢得了突出的一席之地,被批评家视为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经典著作。
    二
    作品中,埃利森对那场由白人操纵的辱没人格、泯灭人性的黑人的格斗作了自然主义的描述,黑人的悲惨境况在他犀利的笔锋下被揭示得淋漓尽致。在一个白人头面人物的集会上,一帮黑孩子被蒙上眼布在白人的哄笑嘶吼下,按照他们的指令大打出手,毫不留情。混战中,那无名无姓的主人公“我”被打得七窍流血,五脏六腑都要翻出来了。格斗结束后,这帮黑孩子被强行推到充了电的地毯上忙不迭地去抢大小不等的金币,而那些金币原本是给汽车做广告的铜制袖珍纪念品。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在其人生路上的第一次苦难经验。地毯和醉汉,埃利森抓住这鲜活的事实,表达了他对种族歧视的愤懑和对社会不公的控诉,体现了他对一个受歧视、受凌辱、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民族的悲悯和体恤。然而,不同于其他黑人作家的是,埃利森并没有把这一切仅仅归之于种族歧视,而更从黑人自己身上找原因,绝不回避本民族的弱点和缺陷。因为灾难和压迫固然通常来自身外,而人自身的怯懦与慌张也加深了痛苦和不幸。他看到,奴隶制废除后,黑人获得了生存权利,但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还没有足够的适应能力也缺乏自信。他们追求的是对白人社会的认同以求获得安全感。以主人公为例,格斗场上那种受愚弄的感觉本该引起他反思,而他却不愿清醒。当他把嘴里的血水咽下肚时,他其实也同时把苦难羞辱咽下了肚。苦难是不能消化的,更不可能生成滋养他精神的养料。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战胜软弱而强大起来?即使在那样惨烈的格斗中,他还惦记着将要进行的演讲,惟恐讲得不好,不能得到白人的赏识。他发表演说,阐明“进步的秘密在于谦卑”,而实际上他并不真的相信这种说法,只是相信这个说法有用,可以满足白人阴暗、卑鄙的心理。他刻意迎合、讨好白人,企求得到白人的支持从而获得一种安身立命之感。“白人总是对的。”这是教给黑奴的至理名言,实际上是弥天大谎,可他也坚信不移。果然,演说十分成功,人人称道,他也因此而被推荐到一所黑人大学读书。于是,先前的屈辱对他来说似乎可以不多计较了。在埃利森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软弱卑顺的黑人越是受到白人的歧视,就越加深对白人的依附,因此也就越滋长他们的奴性。
    幼稚无知的“我”来自底层,可是内心深处总是涌动着摆脱底层境况的欲望。为了想象中的荣华富贵,他压抑着自己的人性,再深重的迫害和侮辱他都忍受得了。在埃利森看来,这样的人不可能产生健全而独立的人格,也不可能追求自由意志的伸展和尊严的实现,他只能继续麻木,继续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为他的“美国梦”驱使而东奔西跑。主人公后来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在接待白人校董时得罪了黑人校长而被逐出校门,他来到纽约,开始了四处碰壁的生活,他发现社会上的一切人都在与他作对;不单家乡的白人头面人物、大学的白人校董、纽约的白人阔佬、医院的白人医生、兄弟会的白人领袖……而且那些和他一起任人耍弄的黑孩子、大学的黑人校长、附近的黑人居民、酒吧间里的黑人老板和黑人退伍士兵、工厂里的黑人师傅和工会会员、兄弟会的黑人兄弟以至黑人民族主义者,全都同他为敌。每当他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时,就会遭到不幸。而且,这种厄运周而复始,永难逃脱。埃利森借小说中一个老兵之口对主人公作了最恰如其分的评判:“他凭着感觉获得印象,但是让脑子短路,不去思考,所以什么都没有意义…他已经成了行尸走肉!他不仅已经学会了克制自己的感情,而且会压抑自己的人性。他已经成了别人看不见的人。”直到最后,他都是一种任人操纵的工具。在又一次由白人组织挑起的黑人混战中,他钻进了地洞。埃利森在展现主人公的苦难经历时,尽可能地呈现了事实,他对当时美国社会的现实以及黑人所处的境况直陈无遗,毫不粉饰。诚然,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埃利森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但是,决定其作品品格高低的并不是他的高超的写作技巧而是他把握真实的洞察力。然而,我们要求作家面对真实并非说要文学等同于纪实,而是要求作家使历史事实中存在的意义透显出来。埃利森充分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所担当的重任,我们在《看不见的人》中能感受到他为践履自己应尽的职责而作出的不懈努力。这部小说如果在主人公藏身于地下的时候给划上最后的句号,那么它就流于类型化的抗议小说。一个人受到凌辱时,他可以用语言和文字来表示抗议,但抗议毕竟不够,抗议者在严酷的生活中依然无力捍卫自己的权利,在心理上时时受着压抑和凌辱。那么,处在社会底层的黑人又如何和白人对话呢?没有人承认他,甚至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因为在美国黑人只被看成一个种族集团,而组成这个集团的个人却完全被忽视了。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根本没有对话的可能。埃利森认为,黑人应该用自己的意志来创造一种可能性,并通过自我塑造,自我创建使自己成为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而和其他个体进行对话。
    三
    “身临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个体人格的生成不能不痛苦万状。”(别尔嘉耶夫语)这是20世纪的美国文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即孤独个人怎样才能在一个日益失去人情味的、复杂的社会里生存下去。犹太作家索尔·贝娄的代表作《赫索格》的主人公,一位生活优裕的大学教授,就是因为在混乱的世界找不到生存的立足点而苦闷不堪,濒临精神失常的边缘。传统的小说有赖于一种可信赖的秩序、前途和具有固定道德标准的社会。在战后的年代里,这些说法越来越不为人们所相信。“人道主义”本是赫索格一类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是使他们获得一种目标和意义的文化观念。但是,在现代社会,人道主义理想却被现实击碎,他们的生存的精神支柱遭到了破坏,从而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茫然失措。在极度的痛苦中,赫索格把自己紧锁在内心的苦恼中,玩味现代派的异化和危机观念,他最后的出路是回到自然环境中寻找精神的安宁。而在埃利森的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生活贫寒的黑人青年,他所处的环境更为恶劣,他所面对的世界更为混乱,但是,我们最终看到的却是一个走出混沌的自为的人。
    蛰居在地窟里,当支撑着主人公的虚幻的“美国梦”被击碎后,他也经历了幻灭的痛苦,但他并没有陷入茫然,而是彻底丢掉妄想,摆脱迷信,走出骗局。这样他便开始了严肃的心灵反思。“我到地下居住后,把什么都丢了,惟独心灵没有丢,心灵。而心灵,在设计出了一种生活方案的同时,绝不能忘了这个方案产生时的一片混乱的背景。”他首先重新审视与确认外部世界,终于认识到这个“有纪律”的社会其实基础是多么混乱。在质疑这世界与他人的同时,他也审视自我,发现自我也一片混沌,“你的部分病根就藏在你自己身上……我身上潜伏着病根,可是长期以来总是归咎于别人……”“过去,我充满幻想,我从事社会活动,而我行动的出发点是世界上的一切关系都是有序的,实实在在的,打那时起,我已尝尽人生的酸甜苦辣。”当他审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时候,他发现个人只是一部庞大机器的许多齿轮上的一个小齿,没有人会注意,于是每个个人都成了“看不见的人”。这是主人公对自我生存环境的审视与确认,也是作者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洞察与彻悟———人类远不是一种健全和完善的存在,而是一种卑微而残缺的存在。任何一个真正的作家从事创作,都或深或浅地出于一种“人类意识”———对人类处境的同情,悲悯,对人性的开掘、探寻,对人的自由、权利、尊严的捍卫和追索,等等,埃利森也正是基于这种“人类意识”才拿起了笔,所以他始终表现出对人类的普遍关照。在他看来,人类要走出生存困境,必须独立地让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独立地让自己的生命与外部世界建立关系和秩序。这一点我们仍然可以从主人公个体人格的生成中洞察无疑。当主人公确认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他已经从幼稚无知状态中走出来,变得成熟,明理。像贝娄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他也达到了智力和思辨上的认识,也最终能活个明白。然而,不同于贝娄的是,埃利森没有让他受难的主人公仅仅停留在一种智力状态,而是把他提升到一种人格状态。从作品中,我们认识到这种人格状态其实是由知识、智能、人格力量、道德勇气诸因素综合作用生成的。只有把自我提升到人格状态的人才可能在认识了生存困境后凭着意志和勇气走出困境,才可能在无望的现实中创造一种可能性,才可能给一个极度混乱而又毫无意义的世界建立一种秩序,创造一种价值。当明智的赫索格为寻找自我躲开现实社会逃亡到一个隐秘而清静的去处的时候,《看不见的人》中觉醒的“我”正在直面现实,建立自我。“记住,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只是你要去寻找发现。”这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给“我”的赠言,也是作者独异的世界观。躲进地洞,就像回到母体的子宫一样,使主人公有了一种安全感。但是,既然是母体中的生命,他要么诞生,要么死亡,当然也有可能是个畸形儿,这主要取决于他在母体中是否能汲取足够的养分。通过对苦难经验的意义整合,他体验到了耻辱,他开始咀嚼耻辱,“以往所有的屈辱都化为我经历的宝贵部分”。这样,他将那曾经被他囫囵吞枣地咽下肚的苦难提升为精神财富。母体中的生命终于得到了滋养,“我已经下了决心。我正在蜕去旧皮,准备把它留在洞里。我就要出来了……”一个强大的自我正在悄悄生长,我们相信,通过劳动和创造,“我”一定会获得新生,一定会以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的、健康的生命出现在社会上变成一个为大家所“看得见的人”。这是他的第二次诞生,是他对于生命本体的觉悟,是自觉而又主动的选择,是对第一次生命的告别。
    “世界和过去一样具体、卑下、邪恶、崇高、美妙……”只是那个原先混迹于群体之中的“看不见的人”现在已经被锻造成一个具有稳定的文化性格的孤独的个体。想当初,“我”曾经因为戴上一副墨镜,一顶白草帽而被当成了赖因哈特,而赖因哈特同时具有赌棍,行贿人,嫖客,牧师,彩票掮客的身份,他是个多面人,神通广大,他是制造混乱的能手,并能在混乱中如鱼得水。这是一个人面对混乱最为轻松的选择,“我”曾经感受过这种轻松的选择给他带来的安全。但是,他终于明白,“身安”是不可能和“心安”划等号的,要获得“心安”,就必须找到心灵的依托,而支撑心灵的只能是由自己创造和确立的个体的价值和原则。“一个人不应该接受别人的人生观……”“人的一生不应该受人控制,只有面对劣势坚持不懈,才能获得人性。”本着这样的文化性格,“我”便能警惕一切非人的力量,以永远反抗耻辱、捍卫尊严、追求解放与自由的精神投身于实践。“我作了什么孽?为何我周身漆黑,如此忧伤?”在这第一次诞生时的族群的痛苦呻吟里,我们听到了一个微弱而又独异的个体的声音———“世界的定义应该就是可能性。”“我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作为一个黑人作家,埃利森并没有像赖特那样以民族和集团的代言人说话,那么,他的声音就不能不微弱,然而,正因为是个人的,这声音也更为真实,文学只能是个人的声音。半个世纪过去了,埃利森的作品中人和事的极端化的表现也许早已遁失在今天的现实中,可是惟有这作品中的声音还呼之即出。正是因为作品中缭荡着一个个体的声音,《看不见的人》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成为经久不朽的作品。
    四
    《看不见的人》使一个黑人作家鹤立于美国文坛,小说一出版,他即刻被评为20世纪美国文学最杰出的作家。然而,60年代后期一些黑人知识分子曾批评他只关心一般性的人类自由,对黑人民权运动的政治斗争关心不够。以著名的犹太批评家欧文·豪为代表的少数评论家反对埃利森的个人主义,以及政治上的不负责任。欧文·豪认为,无法慰藉的苦难才是真正的黑人的经验,而真正的黑人作家应该是激昂暴烈的,怒火中烧的。埃利森的回答是:“我是一个作家,而不只是一个‘黑人作家’。”他坚持这样的观点:文学只有个体,作家创作不但需要、而且必须保持一种绝对个体的心态,这就是完全凭着自己对生活的感悟来创作作品。为了使黑人种族摆脱对主流文化的依附性,也为了排除主流文化对黑人传统的偏见和蔑视,埃利森在作品中运用了大量黑人的素材,他之前的黑人小说忽视了对黑人文化的重视,而他表示他笃信有意识地研究和颂扬他们自己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可以使美国黑人从人们对他们的偏见中解脱出来。他在运用黑人文化传统方面有两大特点:第一,对黑人语言,俚语和幽默的运用;第二,赋予小说以乐感和节奏感。废奴以前,黑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这就逐步造成了他们注重口头表达的习惯,黑人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黑人的口语。但是,埃利森在重视黑人传统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的同时并没有把自己和白人文化隔绝开来,他所作的努力是为了建构一种新的文化空间,一个能容黑人和白人共同生存与对话的多元的空间。
    作为一个黑人作家,埃利森明白自己是谁的儿子,认识自己的血缘,因此,他清楚在担当人类的责任时,必须承受种族的耻辱。但是,他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一个人格独立的作家,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充当任何集团的代言人,既不能是黑人反种族主义的传声筒,也不能是白人种族歧视的工具。一个只停留在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和批判而不为创建新的世界作出努力的作家及其作品都是不可能长久地存在下去的。一旦现实世界满足了他们的愿望,维护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立即停止批判而寄生于那个世界,这便是宣告艺术生命的终结;只有批判而没有新的建树,他们又何以能安身立命呢?虽然埃利森自幼生活在种族歧视比较和缓的环境中,但那与生俱来的苦难早已使他认识到种族仇恨给人们带来的是什么。在生活中呈现为历史事实的苦难在埃利森的生命里被赋予了一种意义,一种建设新文化创造新生命的资源。作品中,有一个自称是研究历史的人对主人公说:“这世界像个赌盘,周而复始地在转动。开始,黑的占上风,到中世纪,白的领先……”那么,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将永远折腾,颠簸在黑白两个世界之间,永远不可能为自己争得一个“人”的位置。而埃利森用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穿越了这既定的历史事实。“这个世界本来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只要人能保持他们各自的身份,成为个体,我们就不会变成暴君式的国家。如果他们要坚持主张整齐划一,结局不外是迫使我这个别人看不见的人变成白人,而白色实在不是什么颜色,而是缺乏任何颜色。我何必拼死拼活要变成无色人呢?”这是《看不见的人》中的主人公在获得新生前的最后的思考和决断,也是作者为人类走出生存困境提供的一种可能,一种想象。埃利森———处在美国社会最底层的黑人作家,以自己独特的人格精神、深远的人类意识和丰富的文化想象为世界贡献了一部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民族意识,超越时代也超越国界的伟大作品,读者不能不为这样的一部作品打动,启迪,震撼。
    (作者通迅地址: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210097 )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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