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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体小说，作为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影响巨大的作品，其成就是多方面的。其首创的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一出世便达到了顶峰，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的光辉范本。在《三国演义》中，绝大多数形象是某一道德品质的典范。在作者笔下，曹操的“奸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不过，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曹操并非只有阴暗的一面，他还有辉煌的一面。可以这样说：《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分别体现了曹操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 一、曹操的文学形象 类型化典型人物的主要特征是人物直接以比较洁净的形态呈现，它在人物的典型发展过程中起着排除怪诞、杂乱因素，明确集中地表现生活本质的作用。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塑造的曹操形象充分体现了其奸伪本质。 曹操童年期就表现出狡猾多变的特点。他“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三国演义》中曹操就是以机变的形象出场的。作者在他一出场就描写了他幼年装病诓骗叔父这一情节，让人感觉到了他与生俱来的狡猾善变。见了自己讨厌的人，不是躲藏，而是想办法不与其谋面，这不是一般小儿所为。虽然作为一个孩子，这一顽皮的行为不能称其为“奸伪”，却也为以后反映他的权诈机变作了铺垫。 曹操青年时期即具雄心，精明而有胆识，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任基层官期间，他深得太尉桥玄器重，被其称为“命世之才”。当时名士许子将评曹操为“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这两句评语既概括了曹操的能干，又道出了他的野心，于是曹操声名大振。此时的曹操也确实不畏豪强，除暴安良，做过一些好事。他招兵买马，讨伐暴虐的董卓。行刺董卓不成便谎言献刀以及骗马出逃等情节都表现出他的大智大勇，初步表现出他的政治家才能。在讨伐董卓的战役中，由于他提拔地位低下的关羽、张飞等，因而取得了节节胜利：“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但与此同时，他杀吕伯奢全家，又暴露出其残忍的一面。“宁教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是曹操极端自私品格的暴露，也是他行动的出发点和全部人生哲学。 在曹操以后挤上统治阶级地位，成为强有力的、掌实权的汉相过程中，他的个人野心和阴险毒辣的品性得以进一步暴露。“割发代首”和“借王垕头”两件事充分表现出了他的老练和奸猾。“割发代首”是曹操表演的一部精彩的三部曲。首先，他招来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踏坏农田的罪过，表明他要带头执行军令；然后，他拔剑自刎，表明自己严明法度，以身殉法；最后，在郭嘉的劝导下，他沉吟良久才割发代首。这三部曲，一举三得，既保住了性命，又赢得了带头执法的美名，使“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还得到了百姓的谅解。至此，一个机敏狡诈的弄权者形象跃然纸上。 “借王垕头”是曹操奸伪残忍的又一例证。军粮不够，曹操让仓官王垕以小斛发粮，引起军士不满。为平息将士之怒，曹操又杀死王垕。曹操无耻地用别人的头来换取自己的美名，这充分暴露了他极端残忍的品性。如果说“割发代首”是他的诈术，那么“，借王垕头”则是他独特的、令人发指的谋害罪。这两件事，将曹操的奸诈与残忍诏告天下。 在《三国演义》中，对于曹操成年以后特别是执政后的描写，作者更突出了他的“奸雄”形象。“青梅煮酒论英雄”，突出表现了他奸雄的性格。曹操言“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不仅是对刘备野心的试探，更是对刘备的一次威胁。面对咄咄逼人的气势，难怪刘备会失手掉筷。 随着故事的推移，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儿子曹丕篡汉廓清了道路，奸雄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汉贼”。这一阶段，曹操性格中“奸”的因素越来越多，而“雄”则黯然失色。我们不难看到，这是曹操奸雄品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料事必误，事后始知，这是奸雄品性发展的趋势，也是作者的旨趣所在，同时也表达了人民的愿望。至此，曹操的文学形象全面形成。 显然，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作品中反映他奸险狡诈、残忍好杀的故事不胜枚举，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曹操被塑造成了一个“奸雄”形象，一个大奸大恶的权臣典型，成为作者笔下类型化典型人物中“奸”的代表。 二、曹操的历史形象 《三国演义》首先是一部小说，其次才是历史小说。与分析一般小说中人物形象不同的是，我们还可以撇开小说的框架，把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放回到历史真实中去观察其历史形象。对于曹操形象的探讨正是如此。 众所周知，在我国历史上，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作为这样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历史对他多有记载。早在曹操在世时期，不少史家便开始记载其人其事。其中成书最早、流行较广、保存较为完整的，当推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 《三国志》是一部具有实录精神的史书，它及《裴注三国志》是我们研究曹操真实历史面目的原始资料。《三国志·武帝纪》记述了曹操的政治生涯，突出反映了其政治、军事方面的才能，肯定了曹操统一北方、安定边境等功绩，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既有文才又具武功的、对历史起过进步作用的非凡人物。 阅读《三国志·武帝纪》，我们可以看出曹操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革新派，他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政令，奖励耕战，加强中央集权，用人唯贤，从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禁断淫祀”，使得“奸究逃窜，郡界肃然”；他下令减租减赋，令百姓喜悦；它“整齐风俗”、“大封功臣”，稳定了北方社会的发展，这充分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胆识和睿智。在军事方面，曹操更是战功显赫。从陈留起兵到赤壁之战，他在风云突变的汉末乱世中纵横驰骋二十多年，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取得了统一北方的伟大功绩，对我国北方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从《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述中，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曹操的雄才大略和胆识气魄，认识了他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能。这里再提一下他的文学才能。在魏晋文学史上，以曹操为首的“三曹”诗作占有重要地位。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精神，用乐府旧体写诗，表达了统一天下的远大抱负，抒发了顽强进取的思想感情，具有慷慨激昂的悲壮风格。《短歌行》、《观沧海》等作品均是脍炙人口的杰作。从其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作为政治家的伟大诗人宏伟的抱负和阔达的胸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文武兼备、胆略过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在《三国演义》中却被塑造成一个令人憎恶的“奸雄”，难道其文学形象是对历史形象的扭曲吗？答案是否定的。 让我们再回到史书《三国志》中来。应该说，《三国志·武帝纪》写出了曹操辉煌的一面，这既反映了封建时代史家“为尊者传”的观点，同时也可以看出陈寿作为西晋人对正统魏王以回避之辞、溢美之言来记述的思想。 尽管如此，《三国志》仍不失为一部具有实录精神的良史。认真阅读其他篇目，我们可以看出曹操奸伪残忍的一面。《三国志》采用“互见法”记述人物，以求全面立体的反映人物形象。 在《三国志·魏荀彧传》中，作者写道：曹操于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攻伐徐州城时，荀彧曾劝谏曹操“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这段话并未直接说出曹操杀人如麻，而是用委婉含蓄的四个字“威罚实行”概括出曹操杀人之多，使人能够猜到曹操为人凶残的一面。本传在描写这段历史时，也说曹操“所过多所残戮”，由此可见曹操的残忍和冷酷。 谋士荀彧的死进一步说明了曹操的生性多疑和冷酷无情。荀彧是曹操的谋士，跟随其二十多年，给曹操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大到纵论时局，确定战略战术，小至举荐人才，处理日常事务，可以说为曹操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就是因为荀彧提出一条政治上反对他的意见，于是曹操“心不能平”，将荀彧赐死。也有史书记载，荀彧是“以忧薨”，无论是毒死还是忧思而死，都与这次严重的政治分歧有关，曹操的狠毒和多疑至此已跃然纸上。 曹操的残酷不仅表现在大大小小的争城夺池的战争中，还表现在执行军法上。《三国志·魏志·高柔传》中记述有军士守金逃亡，按照旧法“军征士亡，考究其妻子”。此法已够苛刻了，而曹操“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奏者尽杀之……”一人逃亡，竟要对全家斩尽杀绝，足见他的残忍和冷酷无情。 在《三国志·吴志·诸葛亮传》里，孙权这样评论曹操“：操之所行，其唯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这是曹操同时代的对手对他的评价，其中有褒有贬，对于其为人，我们可以从中观其大概。 陈寿著《三国志》采用“互见法”，使人物的言行品性得以集中体现，对于曹操善恶具载，较为客观。《三国志》既写出了他辉煌的一面，也反映了他阴暗的一面。可见，《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文学形象并非历史形象的扭曲，而是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 三、《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分别体现了曹操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 综观以上材料，我们知道《三国演义》写了曹操的一个方面，突出了曹操的自私、狠毒和阴险。那么作者为什么要突出这一点来塑造曹操的形象呢？这可以从《三国演义》的创作背景中找到答案。 首先，从《三国演义》的创作思想来看，很明显，“拥刘反曹”是作者的鲜明立场。这种倾向并非作者独创，而是历史形成的。在北宋后期，这种倾向已初步形成。据苏轼《东坡志林》中说“：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会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备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说明在北宋时，拥刘反曹的倾向性在三国故事的讲史话本中已很鲜明。到了元代，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元朝统治者对汉人实施高压政策，人心思汉，这又为“三国故事”或“三国戏”中的“拥刘反曹”提供了现实土壤。 正是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指导下，《三国演义》把曹操作为反面人物来刻画，突出其残暴奸伪的特点，与刘备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在曹操身上，集中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全部恶劣品质。 其次，就创作文体而言，《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小说不同于历史著作，它不能呆板地重复史实，必然有所增删，有所取舍。小说最重要的是塑造人物形象。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单凭史书提供的材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借助想象和虚构。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又加进了自己的主观意志和广大人民的意愿，把历史上一些“乱臣贼子”的特点融入曹操的形象中，突出了其政治上的阴险狠毒和道德上的出尔反尔。 所以，《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是一个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曹操的形象，也不是历史上曹操的翻版，而是作者经过再创造的人物。这样，作者在把曹操定位为“奸雄”以后，就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抓住其灵魂来塑造其形象，有意突出了其阴暗的一面。 通过对曹操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的分析，我们得知曹操是一个典型的双重性人物。对于双重性人物，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辩证地看待。既要看到其功，也要看到其过，并根据其功过对历史产生的影响评价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因此，对于曹操，我们既要看到他文武兼备、胆略过人、机智勇猛、才华横溢的一面，又要看到他奸险狡诈、善使权术、暴虐无比的一面；既要看到他统一北方、稳定边境的功绩，又要看到他冒险发动赤壁之战、葬送统一天下大好时机的过失；既要肯定其统一北方的功绩，又要谴责他的奸险狡诈。认识这些，是深入理解曹操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的关键。 曹操的文学形象以历史形象为原型，但比历史人物更深刻，更具典型意义。可以这样认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分别体现了曹操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 参考文献： （1）[明]罗贯中.三国演义[O].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田志勇.三国志名篇解读[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4. （3）[西晋]陈寿.三国志[O].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王改萍（1976—），女，山西省静乐县广播电视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编辑。 原载：《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3卷，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