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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文艺学教授童庆炳在对“文化诗学”理论进行学理探索的同时，也重视文化诗学的具体研究。他在《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一文中曾说：“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十分辽阔。大体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第一方面，文学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语境的研究。第二方面，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的研究。……，这是一种深入到文学作品内部的研究，属于内在的维度。……第三方面，文学与别的文化形态互动研究。”[1]这三个方面基本涵盖了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围。 对文化诗学理论的研究最终会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即对“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的研究”，它是在文化诗学研究中是最为基础的研究，通俗地说就是通过实证性的、具体的文本解析来进行一种文化研究。下面，我们就将从三个方面对君特·格拉斯的《猫与鼠》进行具体的文本叙事分析。 一、隐指作者与隐指读者 1、隐指作者 《猫与鼠》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叙事者是皮伦茨，是主人公马尔克中学时期的同学。但是，他并不是作者，更不是隐指作者。隐指作者是作者的第二人格，它支持着作品的价值集合。这个集合是作者的“第二自我”，是作者通过作品创造出来的一个人格。这个“第二人格”是真实的、可靠的、可触及的、可批评、可分析的人格。[2]此部小说中的隐指作者是我们从小说的叙述中归纳、推断出来的。马尔克的意识、皮伦茨的意识都只是作者意识中的一部分，并不代表全部。主人公马尔克与作者格拉斯在青年时代有着颇为相似的经历。马尔克参加过“德意志少年团”和“希特勒青年团”，格拉斯参加过党文军，所以马尔克的身上有几分格拉斯的影子。不过，二人的结局迥然不同，小说主人公走向了毁灭，而作者成为了一名积极的和平活动家，从精神上获得了重生。正如格拉斯在《致中国读者》的信中，这样写道：“中国读者现在也有机会熟悉我的这个带来死神的猫与鼠的游戏了。”作者描写马尔克的死，是为了让我们看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人的生命是如此的不能承受之轻，是如此的轻于鸿毛。小说采取的荒诞讽刺的手法，显现的是作者看待死亡的态度是心酸而无奈的。而叙述者皮伦茨只是整个事件的目击者，作者是在借皮伦茨在追忆往事。他可以是作者意识中的一部分，也可以完全是小说虚构的。 2、隐指读者 隐指读者是与隐指作者相对的一组概念。隐指读者是从叙述作品的内容形式分析批评中归纳推论出来的价值观念集合的接受者、呼应者，是推定作者假定会对他的意见产生呼应的对象。[3]《猫与鼠》中的隐指读者有三类人。一类是像校长克洛泽之流的参与实施纳粹军国主义教育的人。二战后，克洛泽一类的人存活了下来，并且活跃在德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格拉斯就是要通过小说让这些参与纳粹迫害行径的人们每时每刻都不能摆脱心灵上的阴影，即便你们现在已是垂垂老者、风烛残年。第二类隐指读者是指同格拉斯一样在愚昧无知中充当过法西斯炮灰，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这些人，要么像格拉斯一样，用作品来表达忏悔之意，正如格拉斯自己说的：“我知道那是耻辱，60年来我一直把这段历史视为耻辱，并努力忏悔。对战争的反思也定义了我后来作为作家和公民的行为方式。”[4]要么在悄无声息中躲过一生。第三类读者是二战中德国的普通民众。普通市民的选择在历史的进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盲从是法西斯势力得以迅速蔓延的温床。在《猫与鼠》中，这种盲从突出地表现为人们的“英雄崇拜”，其典型情节就是军官到学校作报告。在给学校师生的演讲中，一位荣获勋章的少尉这样讲：“除了上午击落的六架以外，下午又添了三架，这是我击落的第九架至第十七架敌机。半年以后，我积满了四十架，受到了上级的表彰。”[5]“我们长时间地鼓掌，大声欢呼，顿足喝彩。”[6]如果说军国主义教育在悄悄地浸润着马尔克，那么这些掌声、喝彩声就是在进一步的感染他，他的家庭就是推了他一把，让他离死神的距离更近了。马尔克的母亲和姨妈都以他为骄傲，其得意之色易于言表，“这孩子现在挺不错。他虽然在信里没有这么写过，但也从未抱怨过什么。他简直就跟他爹也就是我的那个妹夫一模一样。他现在到了坦克兵部队，在那儿可比当步兵活络多了。……”[7]“他又补充了一些细节，使两个女人大为吃惊。 当马尔克一连串地报出许多意大利轻巡洋舰的舰名时，他的姨妈兴奋得如同少女一样，用那双干瘦的大手使劲鼓起掌来。”[8]可见，马尔克身边的人都是一些盲目地追随法西斯的人，正是这些人的挑唆与煽动，导致主人公最终走上生命的终点。难怪小说快结尾时，马尔克无奈地说：“……要是事先有人提醒我一下，结果绝不至于这样。都是因为那次恶作剧。……”[9]是的，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民众的煽动性力量极容易左右一个年轻人的意志，改变一个年轻人的生命轨迹。作者对马尔克身边的这些人的描写，是要现在的人们去反思：仅仅把战争的罪责归咎于希特勒和纳粹法西斯，合适吗？那些对法西斯势力从纵容到支持到追随的普通民众，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吗？这是每一个现代人都得深思的问题。历史的进程不是一个人的选择，也不是仅凭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左右的，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共同选择的结果。 二、叙述角度 1、叙述者与叙述角度 特定叙述角度把叙述者对故事的感知经验局限于某一个局部主体意识，从而把整个叙述置于这个局部主体意识的能力范围之内。 [10]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对《猫与鼠》的叙述作个分类。整部小说采取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兼人物式”的有限叙述角度。有限叙述角度，是只允许自己在某个特定角度上工作的摄影师。 [11]正是叙述角度的有限，格拉斯才从主人公马尔克短暂的生命历程中选取了几个最有意义的片断，让皮伦茨叙述出来。所以，我们更应该从格拉斯的角度来解读皮伦茨发出的信息。可以说，作者与叙述者的身份并不能用简单的“重合、等同”等字眼加以形容。 2、“权力自限”与“特许范围” “如果叙述被限制于一定的意识范围之中，表面上看似乎“全知全能”的权威被取消了，但实际上这只是为了特定目的的一种自我限制。”[12]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权力自限”。被视角划定的信息，就不再是绝对“权威”，而是一种“特许范围”。 [13]“绝对权威”不可能存在，但作者可根据叙述需要将“特许范围”任意的扩大或缩小。所有“全知全能的叙述”也可以被分解为一系列不断变化的或大或小的特许范围。 “这些特许范围随着情节的展开，构成了一个从现象到底蕴、从结果到原因的逆向‘发现’过程。”叙述权力自限的基本目的就是从观察现象到揭示原因。从《猫与鼠》的“特许范围”出发，逆流而上地找寻马尔克走向毁灭的原因，我们会发现除了纳粹法西斯的军国主义毒害和主人公的单纯无知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德国普通民众的愚昧从众。所以，马尔克到死都没明白原因何在。再顺着这条思路往下走，我们除了感受那段梦魇般的黑暗年代之外，更多的是深思历史、反省自我，不管是有罪的人，还是无罪的人。 三、间断性的情节描述 “情节，是被叙述的事件。”[14]《猫与鼠》中所选取的情节能凸现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几个重要片断。 情节1：小说一开始就描写了马尔克硕大的如“鼠”状般的喉结，且此情节反复地出现在小说叙述中。“马尔克的喉结引人注目，因为它大得出奇，而且一直在动，投下了一道阴影。……马尔克的喉结在猫的眼里变成了老鼠。猫是那样年幼，马尔克的喉结是那样灵活——总之，这只猫朝着马尔克的喉结扑了上去。……”[15]喉结给马尔克带来的难堪，使他值得在自己的喉结下挂一把改锥加以遮掩，借以分散人们对他的喉结的注意。 情节2：马尔克不会游泳，为了博得众人的赞赏，他不顾自己的脊背因为寒冷而战栗得变了形。“马尔克游泳时，那把改锥在他的肩胛骨之间摆来摆去，因为它是木柄的；他游泳时，木柄又在他的胸脯上面蹿上蹿下，但一刻也没能遮住下巴颏与锁骨之间那块令人讨厌的软骨。这块软骨宛若竖起的鱼的背鳍，划出了一道水痕。”[16] 情节3：一位荣获勋章的少尉到学校作报告，“脖子上挂了那枚令入梦寐以求的‘糖块’”。[17]趁人不注意时，马尔克偷了那枚勋章，结果被逐出学校。 以上三个情节是我们从小说中选择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描写，当然它们都是读者所熟悉的。从这些惯常提到的情节中，我们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马尔克是一个无辜的、没有主见、被众人愚弄的“鼠”。 大家对他的评价往往都饱含贬低之意。此处，我想说的是，某些人看到的只是主人公性格中的一面，他的另一面往往被人忽略了，而这些被忽略的层面恰恰是马尔克的“闪光点”。比如： 情节1：在学校，“他不是一个想出人头地的人，……，除了在体操课上，没有显露出过度的野心，而且公开鄙视和干预高年级学生常常搞的那种恶作剧。”[18] 情节2：马尔克戴着流苏到学校上课。 “一根编织的毛线系住两个或单色或杂色、约莫乒乓球大小的羊毛小球，像一条领带似的垂在衬衫领口的下方，前面系上一个结，以便两个小球能像蝴蝶似的横在两边。”[19]尽管校长克洛泽认为“戴这种流苏太女人气”[20]，但马尔克依然戴着，他不但注重自己的衣着形象，还十分注重自己的发型。他每天早晨都会用糖水固定头发，“这种糖水能够使马尔克天生长得稀疏的、而且趴在头皮上的头发变得硬起来。”[21] 情节3：皮伦茨到马尔克家做客，在与马尔克的母亲、姨妈聊天时，一旦所谈话题涉及到皮伦茨母亲与一些军人的暧昧关系时，马尔克总会干涉：“算了吧，姨妈。 在这种乱哄哄的年代，谁愿意来断天下的案子呀。妈妈，这事与你同样毫不相干。要是爸爸健在，他的脸准没地方搁，而且绝不会允许你这样议论别人。”[22] 从这些细小的情节中，我们似乎读到了另一个更带“人情味”、更“正常”的马尔克。 这些情节颇带几分荒诞讽刺意味，它们交织穿插在一起，造成很多作品内容上的“空白点”，以及整个作品叙述逻辑上的“断裂”。因为这些情节彼此间没有任何因果事实上的联系。这样的叙述策略增加了整个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这些间断性情节不同于我们传统的阅读审美习惯，因此我们对文本无法做到预期的意义的期待与建构。对于这些“空白点”，读者只能进行独立的意义建构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建构意义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置疑、选择、判断。这样的情节安排使作品的内涵远远超过了作品中产生的年代所赋予它的意义，反而是进入了与现代读者对话的双向阐释中。不论是读者还是作者，都不能轻易地赋予作品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作品沦为一部肤浅的道德判断小说。 综上所述，通过对《猫与鼠》文学文本层面的操作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家身上体现出的无法抹去的那个特殊年代的文化印记，同时我们也读出了格拉斯自己的人道主义情怀。小说带给我们的有同情与愤怒、荒诞与无奈，而更多的是思索：对过去历史的反思、对今后生活的掂量。所以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决定中提到他在一个理性疲倦的时代仍然高扬的启蒙精神的旗帜。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勒·索因卡说：“君特·格拉斯提出了另一种世界观。它将帮助我们去抵御那种极其狭隘的小团体主义的诱惑力而有利于全人类这个大团体。”[23]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达里奥·福说：“他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他在文明和文化领域里打了许多战役，他始终不渝地在为正义、自由和民主奋斗。”[24]是的，君特·格拉斯是在用文学创作承担现实世界道义责任的卫斗士。 注释： [1]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6）。 [2][3][10][11][12][13][14]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0.14.119.119.124.126.172。 [4]此为格拉斯在接受德通社采访时为自己作的辩护。 [5][6][7][8][9][15][16][17][18][19][20][21][22]君特·格拉斯著：蔡鸿君、石沿之译，猫与鼠，广西：漓江出版社，2000.56.58.125.117.163.2.6.54.23-24.42.43.23.116。 [23][24]王佩莉：各国作家和历届诺贝尔奖得主对君特·格拉斯获诺贝尔奖文学奖的看法。外国文艺，2000（1）.77。 （邱岚：四川大学）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