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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民族，德意志文化的土壤上产生的文学也非同凡响。尽管由于德意志民族长期四分五裂，使她的文学在文艺复兴时期不像英国、法国、意大利那样光芒四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民族的第一流知识精英越来越意识到，在这个鄙陋的国度，他们——正如恩格斯所说——不可能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于是他们的智慧都转向文学或文化。德语文学充满睿智，寓意深刻，风格独特，从17世纪起，它就开始放出异彩。此后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古典文学也经常投射出属于“现代”的信息。 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17世纪是“怪异”的美学新风尚“巴罗克”横空出世的世纪。巴罗克不仅在建筑和美术，而且在音乐、小说、诗歌、戏剧、舞蹈乃至家庭陈设、室内装饰等广泛领域都有强烈的表现。德国和德语国家是巴罗克文学艺术十分繁荣的国度，以至像音乐中的巴赫、小说中的格里梅尔豪森都分别是欧洲巴罗克音乐和小说的顶尖级代表。德国的维尔兹堡王宫、德累斯顿的茨温格王宫、奥地利多瑙河畔的迈尔克修道院、维也纳的卡尔大教堂以及萨尔茨堡大教堂等都是巴罗克建筑代表作。尽管直到19世纪中叶，欧洲的文学、艺术史家们一直看不到因而也不承认“巴罗克”蓬勃的艺术创造精神及其巨大的美学价值。但20世纪初，随着德国表现主义运动的兴起，表现主义诗人们一下子就从“巴罗克”那里认出了自己的血亲。以写表现主义诗歌成名、后来成了民主德国文化部长的著名诗人贝歇尔的名诗《公元1937，祖国之泪》，明显是与巴罗克时代的头号诗人格吕菲乌斯的代表作《公元1636，祖国之泪》相唱和，直到晚年，尽管“巴罗克”在他所生活的国度被禁用，但诗人仍念念有词，说未来文学的希望“寄托于另一种风格”。人们认为这是他对表现主义及其祖籍“巴罗克”的追忆。20世纪欧洲戏剧的领军人物布莱希特，无论从题材还是艺术风格甚至思想意识和人生观都从巴罗克小说和戏剧那里接受了大量的遗产。小说家德伯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及其追随者格拉斯的《铁皮鼓》等都是巴罗克“流浪汉小说”的现代版。布莱希特笔下的“法官”阿兹达克和格拉斯笔下的击鼓手马采拉特都是17世纪特有的“反英雄”形象。再看建筑，柏林勃兰登堡门附近建于1963年的Phillamonie——爱乐音乐厅，是运用不等边和不对称的美学原理建造的现代巴罗克建筑，是为巴罗克音乐的奠基者、在20世纪被推崇为“音乐之父”的巴赫建造的纪念碑；这也是巴罗克建筑和巴罗克音乐在20世纪开始复兴的双重标志。以上这几个例子足以说明，巴罗克强大的野性基因在20世纪，在现代主义的思潮中复活了！当然复兴的不仅仅是巴罗克的外在形式和风格，更重要的是它的原创精神和勇气。不懂得巴罗克的哲学思想及其美学特征，就不能真正领悟现代、“后现代”许多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学奥秘及其精神血液。 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德国古典文学高峰时期。自文艺复兴起，欧洲文艺界普遍崇尚Antik，即古希腊罗马文艺和文化，后来甚至走向极端，导致惟古典是尚的“古典主义”，变成僵化的教条。这时期德国文学的最精华部分，或者说最大代表是莱辛、赫尔德，特别是歌德和席勒。他们虽然也非常崇尚古代文学，但他们把它看做学习的典范，而不是模仿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坚持自己的原创精神。否则歌德就用不着花60年的漫长时光去写《浮士德》了！而席勒那些才华横溢的作品，许多都是火山爆发式的产物，绝对不是按照什么模式能够仿制得了的。正因为如此，这些伟人视野广阔，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发表一系列跨越几个世纪的远见卓识。《浮士德》中那个“人造人”欧夫良，简直就是21世纪的“克隆人”的绝妙写照！其他如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的展望，真正在我们的时代实现了；他在《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中塑造的“世界公民”形象也成为现代人追慕的对象。甚至他一直受到责难的反对暴力革命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在越来越多的现代知识精英中成为正面的思想。席勒这位时代天才，在许多方面与歌德的观点一致，他们都已经觉察到正在兴起的工业化所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深入思考了人精神素质的提高和精神人格的完善。如果说歌德的突出贡献是通过《浮士德》表现，席勒的杰出贡献则是通过他的美学论著表现，首先是《美育书简》。席勒的美育思想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受到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高度重视。80年代以来，席勒的美育主张更引起中国知识界和教育界强烈的共鸣。即使在“后现代”的视域中，席勒也是避不开的对象。哈贝马斯在其《论席勒的“美育书简”》中说：“这些书简成为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一部纲领性文献。席勒用康德哲学的概念来分析自身内部已经分裂的现代性，并设计了一套审美乌托邦，赋予艺术一种全面的社会革命作用。” 差不多与德国古典文学同时兴起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无论人文诉求或是美学追求都是真正的时代思潮。而德国浪漫派在这两方面的表现都是超前的，即它最早发现蓬勃兴起的工业化与自然的悖逆，从而造成人文生态的破坏。美学上它固然与其他国家的浪漫派一样都强调主观，但别人的主观原则上都不破坏客体，即未突破理性的范畴和“模仿论”美学的防线，而它则已开始突入“非理性”的边界而与“表现论”美学挂钩了。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浪漫派长期以来受到非议，被戴上种种诸如“病态的”、“消极的”甚至“反动的”帽子。直到20世纪现代主义思潮到达，人们才开始认清，原来德国浪漫派是早到的亲家。而作为后期浪漫派的不幸诗人荷尔德林被认为是“通向现代主义的桥梁”。这里还必须提一下19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德国文坛像彗星一样闪过的一位早夭的天才作家毕希纳，他当时不属于什么派，但他创作的剧作《沃依采克》为20世纪的表现主义运动开了先河。而20世纪上半叶的奥地利杰出作曲家阿尔伯特·贝尔格根据《沃依采克》谱写的同名歌剧，在现代音乐史上被认为是表现主义音乐的巅峰之作。 德意志文学或德语文学总是这样生机勃勃，这样富有预见性，常常开风气之先，这一传统直到20世纪依然不变。当卡夫卡洞见到现代文明发展的悖谬性质，察觉到人类生存境况的异化趋势，他以忘我的写作向人类敲起警钟，发出警告，但响应者寥寥。也许是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的兴起推动了人们的现代思维，也许是战争的教训催化了人们的悟性，“二战”后人们很快听懂了他的警告，从此卡夫卡也“从文学外走到了文学内”，并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骚，至今方兴未艾。与卡夫卡同时代的表现主义运动后期的小说家阿尔弗雷德·德伯林，创作了题为《山岳、海洋、巨人》的长篇小说，写人类肆意奴役自然最后遭到自然报复的可怕景象，为人类环保意识的觉醒着了先鞭。 在德语文学史上也有不少作家的作品涉及政治，并对某些政治未来作出预言，如19世纪的诗人海涅、20世纪前期的亨利希·曼。但一部最有趣的政治寓言作品出自一位离我们很近的作家——迪伦马特。他于1948年写了一部“非历史的历史剧”《罗慕路斯大帝》。同名主人公眼见他的超级帝国即西罗马帝国在对世界几百年的统治过程中积累了重重罪恶。现在他要利用他的皇帝地位充当“世界正义的法官”来“宣判他的不义的祖国的灭亡”！当时看后以为这不过是作者的一种美学虚构，一笑置之。想不到42年后，国际政治舞台上真的演出了一出活生生的《罗慕路斯大帝》！作家的寓言想象力及其准确性简直不可思议！ 德语文学或德意志文学的现代精神在20世纪的德语国家得到集中表现，尤其是在奥地利，她所拥有的世界级现代主义文学家和现代主义音乐家的数量，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 德语文学是如此丰富，又如此富有青春活力。不管它离我们多远，我们依然感觉到它离我们很近，因为它不断焕发着现代精神，抗衡着消极的“现代性”。德意志文学本身的特质、德国的哲学和音乐传统积淀，是德语文学深厚的思想源泉和美学源泉。 原载：《文艺报》2010年11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