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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和易卜生笔下的"寻梦者"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张默瀚 参加讨论

    "塔尖的花环"和"遍地黄金"作为易卜生和曹禺各自的典型梦想,反映了他们的人生梦想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指向。他们的梦想,对世俗幸福的向往或对人生终极的精神追求,都在与现实的冲撞中变得无奈而成为悲剧。
    曹禺受易卜生影响极深,曹禺戏剧与易卜生戏剧在情节、结构等方面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产生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相似的社会环境与个体人生理想。比较易卜生与曹禺的戏剧,二者最为突出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塑造了"寻梦者"的主人公形象,并且"寻梦者"都落得悲剧性结局。隐含在"寻梦者"背后的是家的隐喻与象征性意象。"家"与"寻梦者"有着内在的联系,家成为"寻梦者"联系梦想与现实的喻体,易卜生和曹禺通过他们的"寻梦者"展现他们各自的价值取向。
    "塔尖的花环"和"遍地黄金"
    巴赫金在分析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时指出,艺术作品中的主人公汇集了作者一切认识和伦理的界定和评价,作者的意识作用于主人公的意识。他指出,"史诗中的话语永远是作者的话语,因此总是要表现作者的反应,尽管某个词语或某些词语几乎完全交给了主人公支配。""寻梦者"形象反映了曹禺与易卜生戏剧审美风格与审美内涵的相近与差异,由此体现了他们价值取向的相同和差异。
    由于人生境遇的不同,易卜生和曹禺在许多人生理想与审美追求上有所不同,但对自由与光明的向往,对丑恶现实的厌恶和反抗是他们对人生共同的理解与追求。不论在前期的浪漫主义,在中期的现实主义,还是在后期象征主义的剧作中,易卜生都一如既往地表达了他对理想与自由的追求和渴望,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是艰难跋涉的追梦者,即使梦破了,他们也会在心中给自己重树一面旗帜,让自己的心灵能有所归宿,否则他宁愿去死,所有的寻梦者都在用自己的一生为自己的梦想奋斗。曹禺也是,他早期的剧作都是寻梦者在艰苦地不遗余力地追求自己心中的梦幻,即使后期的剧作,因为种种外界原因,无法摆脱概念化、教条化的倾向,但在死板的模式、观念的禁锢下,他依然展示着自己对梦想的追求与向往。
    易卜生的梦想典型以《大建筑师》里索尔尼斯的梦想--"在塔尖挂上美丽的花环,虽然他有恐高症"为代表,是对心灵自由的向往和对精神世界的无悔追寻;曹禺的梦想典型以《原野》中金子、仇虎的梦想--"遍地都是黄金,房子都会飞,吃饭会有人往嘴里送"为代表,充满了对世俗物质的向往。"塔尖的花环"和"遍地黄金"作为各自的典型梦想反映了他们的人生梦想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指向。他们的梦想,对世俗幸福的向往或对人生终极的精神追求,都在与现实的冲撞中变得无奈而成为悲剧。
    在戏剧中追寻精神的救赎与超脱
    易卜生一生创作的戏剧很多,他的作品经历了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象征主义等不同阶段的变化。正如约翰·霍华德·劳逊说的那样,"易卜生'需要的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叛乱'。他曾经尝试找出一条人类精神能征服它的环境的方法"。易卜生的戏剧都在追寻着精神的救赎与超脱,而他的人生理想都在他的"寻梦者"系列形象里得到淋漓的展示。
    易卜生有两部非常重要的戏剧《布朗德》和《培尔·金特》,在这两部诗体剧里,易卜生塑造了两个为了追寻梦想虽历尽艰难困苦亦不改其志的寻梦者形象。牧师布朗德企图在苛求自己、苛求他人中实现自己拯救世界、拯救他人也拯救自己的理想。他布道教民,"要拯救人们的灵魂"和"医治世上的病症"。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渡河去拯救他人的灵魂。他失掉自己的亲人和伴侣,最后只有自己一个人(还有一个同样狂热的疯女孩)义无反顾地走向冰山,攀上理想的"冰教堂",即使葬身冰雪依然无怨无悔。这里寻梦者执著、坚毅,显得超凡脱俗,被赋予崇高的偶像形象。
    易卜生中期的戏剧是被称作"社会问题剧"的现实主义剧作,其四大名剧无一不表现了他的社会与人生理想。在这些剧作中,他都将主人公对梦想的追求演绎成纷繁的社会与人生不可逃避的境遇。
    易卜生的后期剧作弥漫了浓重的象征意味,但在这种充满了痛苦与绝望的书写中,易卜生依然高举着理想主义的大旗,这些"寻梦者"或穷困潦倒,或痛苦不堪,他们或许永远都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但他们都努力使自己的梦想存留于心中。《野鸭》的象征意味非常浓重,折了翅的野鸭不能在天空翱翔,但它的心一定时刻在渴望着自由的天空。所以诸多人物就是折翅野鸭的再现,即使是令人绝望的现实境遇也不能毁灭梦想。
    跋涉在虚假与无奈的戏剧空间中
    新中国成立前,曹禺的剧作从《雷雨》、《原野》、《日出》、《北京人》到自巴金小说改编的《家》,都是在追寻"寻梦者"的足迹;其后期创作掺杂了许多非艺术的因素,增添了概念化的成分,但在这些剧作中,依然洋溢着一个诗人对世界和人生的憧憬,依然让不屈的"寻梦者"坚强地跋涉在一个虚假或者无奈的戏剧空间中。
    易卜生和曹禺的典型梦想所蕴涵的文化意蕴都是各自不同的生活际遇以及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所致。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以降就奠定了对人性深处的终极关注的思考,中国自孔子肇始就充满了对尘世的最现实的追寻,人生在物质与精神的冲突中徘徊,在长期的世俗宗教般的集体无意识中,曹禺的剧作的典型梦想就有别于易卜生的精神指向。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6-15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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